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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杂文的拐点(代序)

2011-05-14刘成信

杂文选刊 2011年5期
关键词:杂文作家

一位杂文作家问我:“您如何看今年的杂文?”这句话问得比较笼统,也似过于庞杂。我只好含糊的概括:“今年的杂文可算是一个拐点”。

一位著名电视主持人问我:“杂文怎么会有这么多读者?”我便给他讲了杂文的简要历史及其嬗变过程,最后对他说:“一般地讲,文学艺术的受众多是欣赏,是美的享受;而杂文对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且不说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所以人们都愿意到杂文中去寻找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的答案”。当然,我没忘记补充道:“优秀杂文说真话、讲真理、抒真情”。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2010中国年度杂文”书稿,透出两个信息——在悄无声息中,杂文的选题、思想、艺术功力提高了一个档次;杂文作家队伍在悄无声息中新老交替,自然而平稳。

近年来,杂文生产总量尚未衰减,但特别优秀、特别振聋发聩、特别令人耳目一新者犹凤毛麟角、屈指可数。2010——一个平平常常的年份,然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杂文作者出手不凡,有些堪称经典的杂文令我们刮目相看。

杨恒均所写的《卖鹅蛋的婆婆说……》让我们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和《阿Q正传》。时隔近百年,改革开放也逾三十年,我们的农民兄弟还未摆脱愚昧的桎梏和奴性精神的压抑。她们如此相信经济危机来了,“美国人都要饭去了”,“美国人是在借我们的钱生活”。她们如此顺从两个女警察吆喝:“你们下去,换另一班车,这车要去送下班的职工。”她们如此制止两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坐“我”的位置:“你们坐什么,人家是客人,是一个好客人……”国家不怕穷,穷也可致富;民众不怕苦,苦尽可甜来。怕的是文化落后,怕的是国人精神贫困。一百年前的闰土和阿Q是底层国人的艺术典型,历经一个世纪的启蒙,我们的农民怎么还是如此无知和软弱啊!

如果说《卖鹅蛋的婆婆说……》真实地再现了当今农民的视野仍然逼仄,仍然需要大力启蒙,那么邰筐的《从公民到草民》则义愤填膺地讲述了一个令司法蒙羞、毫无人权保障的农民命运的悲惨案件以及这个悲惨案件背后和续写的沉痛境况。震惊全国的赵作海含冤十一载案,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几近死亡边缘后无罪释放。这是个天方夜谭式的悲喜剧。也许那些健忘的国人早已被物价飞涨、喜迎亚运金牌等冲毁了记忆的堤坝,但如同罪恶的“文革”永远扎根于有良知的国人心底一样,赵作海冤案如何可以梦幻般地从人们头脑中抹去?

杂文,不是仅仅对社会的摄像,不是仅仅对罪愆的记录;杂文是反思,是声讨,是批判,是鞭挞!所以《从公民到草民》的作者对赵作海向“大大小小官员连说‘谢谢!谢谢!”进行追问:你“谢谁?谢什么?”这是质问赵作海吗?不!是质问我们的社会,质问我们的法律,质问我们的体制!这是一篇檄文,是一场血泪的控诉!赵作海,十一年铁窗生涯把他变成一个道具,变成一个提线的木偶,一个出色的“演员”!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不久前的佘祥林悲剧又在赵作海身上重演!痛定思痛,试问:赵作海出狱后的惨状,司法机关有哪些忏悔?处分了哪些执法犯法者?有什么措施保证今后杜绝再有张作海、李作海?

在郭光东的《冤狱“复制”后的原地反思》中,作者诘问得更尖锐、更深刻、更辛辣!我们如何解释接连不断的惨剧“复制”——矿难,一起接一起;食品安全惨祸,摁下葫芦起来瓢;拆迁自焚,闻所未闻的血腥;药品安全悲剧,全国人谈药色变;看守所离奇死亡简直就是历史悲剧的现代版;贪官污吏的“前腐后继”如同割韭菜……“丑事丑到毫无新意,还能以抓几个人、赔几个钱、放几句狠话来遮丑吗?”一个人的机体丧失了免疫机能,新陈代谢乏力,便意味着诸多器官衰竭。人们都懂得,一旦器官衰竭,岂不是接近了生命的危险期?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亦如此。

围绕赵作海冤案,许多杂文作家从不同角度阐发不同的题旨,可谓万箭齐发,箭箭射向司法软肋,鞭笞司法腐败。法治,是对人治的颠覆,一个国家一旦法治成了摆设,势必由人治包揽全权,而人治,不会实现民主。

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哪个国家彻底实现了民主,哪个国家必然繁荣昌盛;哪个民族争取到了民主,哪个民族便是世界之林中的先进民族。因此,2010年,民主,就成了杂文作家、作者最关注的选题。

杂文,是社会医生。社会健康、安定、和谐,表明我们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实践表明,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必然被人类所唾弃。2010年,杂文作家、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毫不手软,而且颇有深度。

《杨元元自杀事件绝非一道正反选择题》(丛玉华)、《荒野上的蔷薇——然而是无花的》(王培元)、《还给人们正常的生活——〈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序》(朱正)、《潜伏者“骗局”》(李富永)等篇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与事中揭示出社会的无序、思想的混乱、信仰的缺失导致了凶杀、盗窃、抢劫、诈骗、贪污、受贿,黑社会团伙此伏彼起,折射出权力的软弱无能、治理不力。

《新猫鼠关系》(草草)、《祈雨浇灌大旱之地,也浇灌人心》(丛玉华)、《断想数则》(资中筠)、《城市土地私有权是何时消失的》(章立凡)、《我们需要原址重建人类社会》(刘县书)等对当今社会的痈疽痛陈其弊,作家们的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其作品之恳切,其心情之焦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0年值得反思的另一重大课题是教育。教育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已成为国人一大心病,犹如压在国人肩上沉重的大山。

任何事物、任何现象,世间的一切运行,自然界的生生灭灭,都逃不脱——规律。我们的教育,自共和国成立起似乎一直就与教育的规律相悖,以致于到今天,不仅走了个大圈子,有的就是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我们发动一拨又一拨的批判运动——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胡适,批判厚古薄今……后来又提出九年一贯制、十年一贯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青年下乡,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今天土法上马办大学,明天又让几所性质、业务毫不相干的大学合并成一所;今天提倡教育产业化,明天专科变本科,学院变大学;今天京剧进课堂,明天围棋要成为学生的必修科目……教育的折腾是各种折腾的重灾区。对此,杂文作家、作者满腹幽怨、满腔忧愤,他们的杂文说到了广大民众的心上,因此许多写教育的杂文与民众发生共鸣。

《倒计时:距实现4%还有三百一十一天》(丛玉华)、《考大学校长三道题》(刘健)、《致人大校长的公开信》(林少华)、《只要还在“全民高考”,社会就不合格》(丛玉华)等是从数百篇写教育的作品中遴选的代表作品,读后一则以喜(作家们说出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一则心忧(几十年的呼声没有引起高层重视)。我们的教育还有希望吗?

教育,不同于工农业生产,今年歉收了、减产了,明年千方百计全力以赴赶上、弥补、提高。教育,是关涉几代人的理念、思维的大课题,也是关涉民族素质、品位的大课题;是关涉国家兴旺、发展的根本方向大课题,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大课题。

2010年的杂文选题十分丰富,琳琅满目。反思历史的如《少正卯犯的是什么罪》、》《历史:一半在传唱,一半在散失》、《谎言下的鸦片战争》、《南京离奥斯维辛有多远》、《铜像收容所的崇高与滑稽》、《试答严复百年前“进士考题”》、《说说古代的劝分》等;剖析人性、解读人生的如《为“公公知识分子”画像》、《新指鹿为马》、《道德的分寸》、《文人“追尾”究可哀——读〈周扬传〉随想》等;此外如《鸽与雀的悲欢——人与动物的话题》、《人才是棵树》、《抗日的战壕是谁挖的》、《人大代表的媒体标准语言》等都是过去杂文中鲜见的选题,可见我们的杂文作家思想更解放、视野更开阔、干预生活更广博、思考问题更深沉。

激情与悲愤,是2010年杂文作家艺术追求的亮点之一。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就倡导:悲愤出经典。杂文,是通过艺术的基因求得读者的共鸣,是介于说理与形象的表达艺术,所以,有经验的杂文作家都是在自己情感最充沛的时候进入创作,从而将胸中压抑不住的悲悯、怒火、愤慨、痛恨倾泄出来,这样的杂文才会有艺术生命力。《卖鹅蛋的婆婆说……》中,作家倾注了极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之情;《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中,作家几近含泪向读者倾诉顾准的“好心为国家而遭不测”的半生;《关于遗忘的故事》、《不可能的改善》、《我常想起鲁迅、胡适和钱穆》、《从公民到草民》、《杨元元自杀事件绝非一道正反选择题》等无不饱含作家们的悲愤、哀婉、怜悯、怨恨之情。大是大非面前,作家们不能袖手旁观;生离死别面前,作家们感同身受。请读一读杂文作家、中学特级教师吴非的《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吧,那清秀温和的徐海,那美丽善良的女孩董维清,那珍惜课堂每分钟的袁梓,还有那天天为同学们上下五层楼打水的毕彦波。他(她)们都是作者的学生,然而,他们的生命都定格在一二十岁的年华便因病、因爱而夭折。作者说,他发言、讲话从不拟稿,可是当他需要向同事讲述这几个早逝的学生的时候,他只能照稿念,否则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读到此,人们还能抑制自己的泪水吗?《一位护士发错药之后》、《病理切片上的群星》等篇章,让人们中断阅读都不可能,让人们忘记都办不到,情感的闸门一旦打开,那难以抑制的悲伤、愤慨是会在记忆中铭记长久的。

艺术构思的精巧与艺术形式的多样,是2010年杂文创作的艺术亮点之二。前几年,由于某些时评与杂文的兼容,让杂文作家们心生忧虑,惟恐读者们误将时评当杂文,冲淡了杂文的艺术魅力。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你阅读了这部“年选”,便可以放下心来——杂文还是杂文,杂文的艺术构思是冲不淡的,而且,由于三十多年的杂文艺术的感染与散发,许多年轻的杂文写手,已经在成长、成熟中牢牢地认可了杂文艺术的真谛。

《左舷是虚构,右舷是事实》借泰坦尼克号海难事件晾晒了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避免了论说的枯燥;《荒野上的蔷薇——然而是无花的》将一个十分沉重的题旨分成四个画面,而且借调散文的手法,举重若轻,沁人心脾;《新猫鼠关系》说的猫与鼠的故事(童话版),讲的是重庆黑社会的一个插曲(现实版),以此卡通式的手法,演绎了几个贪腐案的选题,趣味盎然;《我祈祷——写给2010年的一封信》原本是2009年国内发生的、延续下来的社会弊端,而作品却以书信体评述,新颖而轻松;《80后“蜜蜂”宣言》以寓言的形式声讨某些利益集团的贪婪和破坏环境的罪愆;《虚拟2010年央视春晚节目单》表达了广大观众对央视春晚的乏味及总是那些旧套子老面孔的厌烦;《中国专家速成手册》反话正说;《伯乐相马的N种版本》故事新编及《一份捡来的会议记录》、《农业考察汇报会上的讲话》、《小说写作提纲:恢复实行“推荐上大学”以后……》、《关于岳飞枪挑小梁王的总结报告》、《律师看病》等篇什都以各种不同的艺术构思,完美地传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让读者在欣赏中感受到启迪或有所收益或得到认知或学到了经验或增长了智慧。

当然,从作家、作者们的艺术追求看,还可以总结出一些亮点,如语言的生动活泼、角度的奇巧等,此处不赘述。

说2010是拐点,我以为还有,即这一年是杂文作家、作者队伍的更迭。近几年即已呈现出新老交替苗头,老一代杂文作家的新作愈来愈少,新面孔愈来愈多,不过,新面孔的成熟尚不够清晰,现在,我们可以说了,新一代(拨)杂文作家、作者已经挑起杂文创作的大梁了。

这里说的老一代杂文作家,不含括介于现代与当代之间的那一批作家,而是专指共和国成立后崭露头角的,或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步便被“反右”打压下去“文革”结束后一发不可收的那批,也含括了五六十年代从事其他文艺创作改革开放后“转行”创作起杂文的那一批。他们的杂文创作在2010年已经鲜见了。

他们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承上启下的杂文队伍的中坚,他们曾在改革开放后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杂文,他们的创作精神曾感染了中年杂文作家们写出了一批又一批力作,他们的创作经验影响了一代中年杂文作家。

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我们祝他们颐养天年,健康长寿!

新人在成长、成熟。我们这里说的新人不一定指其年龄,而是指杂文创作被广大读者“认可龄”,比如近年蜚声“杂坛”的孙焕英先生,他已年届六十余岁,然而他的“杂龄”不超十年。在这部书稿中,显示出潜力很厚重的如王安、丛玉华、柴静、张伟、汪强、时寒冰、李富永、刘瑜、徐百柯、洪振快、章立凡、胡展奋、木头、邰筐、杨恒均、林奇、宋燕、王小柔等,为我们展示出他们的才华,也是值得我们寄予厚望的。

如果2010年是杂文队伍的拐点,那么五年、十年后,我们会看到这批作家的杂文将有更出色的作品呈现于读者面前。而杂文时代,也会出现一个大手笔群的新时期。

作为这部书的选编者之一,我有义务向我们的杂文读者传递三件本年度杂文“大事记”。因为这三件“大事记”对推动我国的杂文事业大有益处,而且这三件“大事记”都是杂文史上的绝无仅有,为杂文作家、作者、杂文史研究者、编撰者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我国迄今没有建设杂文理论体系和杂文评论体系。这如同一个人体只有肌肉没有骨骼,如同一种语言仅有字、词而没有语法。中国的小说、诗词赋、散文、戏曲等都有理论体系、批评体系。杂文虽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杂文理论、批评体系阙如。这不仅影响杂文的繁荣与提高,而且这终将会滞后甚至偏离杂文创作。《杂文选刊》编辑部承担了这项工程,今年已出版四部书:《杂文情缘》、《杂文作家编辑访谈录》、《解读杂文》、《现代经典杂文浅识》。还将陆续出版的有《杂文评论选》和《当代经典杂文札记》等。

11月,四川省举办祝贺“魏明伦从事文艺六十年”研讨会,规格之高,声势之大,影响之广,是几十年来鲜见的。魏氏川剧成就非凡,魏氏杂文自成体系,魏氏词赋别具一格,此举不啻是对其戏剧、杂文、词赋之褒奖。

《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是当代杂文史的创举。自今年6月——11月,全国计二十六个省六十四家媒体联袂发起杂文征文,到结稿止,全国有万余人参赛,收到大赛稿三万余篇。此举无疑对杂文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力,杂文为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进展,当之无愧地做出了贡献。

2010年12月8日于长春

【选自刘成信、王芳主编《2010

中国年度杂文》漓江出版

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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