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秋

公元404年，从东晋安帝手中篡位的桓玄在过了三个月的皇帝瘾后，被北府兵旧将刘裕（小名寄奴）赶出建康（今南京），逃往江陵（今荆州）。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狼狈不堪的逃亡路上，这位“百日皇帝”想的不是如何渡过眼前难关，也不是如何东山再起，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起居注”上。

“起居注”是记载皇帝日常言行的专册，由历代帝王的近侍臣工记录和编撰，其目的是保存历史，并对皇帝起到监督作用，使人君不敢为非。不过，这种由臣下代笔的皇帝日记，当朝皇帝是不能看的。《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找到谏议大夫褚遂良，想看“起居注”，却碰了钉子。太宗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也？”褚遂良回答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则说：“假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可见，“起居注”实际上是一种约束皇帝言行的制约机制，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那道紧箍咒，看起来金灿灿的，可念起咒语来，皇帝也会很头疼。

桓玄被赶下了龙椅，却没忘了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他知道，“起居注”是后人修史的重要资料来源，所以褒还是贬、赞还是骂，不能不闻不问。于是，桓玄干脆撇开史官，自己动手写起了“起居注”。史书记载，桓玄在“起居注”里大谈他如何抗击刘毅等叛军的英明决策，自称“经略指授，算无遗策”，只是因为手下将领不听调度，才导致失败，此“非战之罪”。他还将他自撰的“起居注”“宣示远近”。

读这段历史，我总怀疑桓玄的思维异于常人，有些过分偏执。其实，人人都有伪装自己的时候，但像桓玄这样将伪装和掩饰做到如此极致的人确实少见。

仅举一例，公元403年，已经牢牢控制朝廷大权的桓玄，做了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他先是上表请缨要征讨后秦的姚兴，然后又暗示朝廷下诏不许他出征。原来他“好为大言”，又不想真的去做，就耍小聪明欺骗朝中大臣。所以，史书上说他“好逞伪辞”。

狡诈和不自信从来是互为表里、互为依存的。内心的虚弱导致伪饰成病，对狡诈的依赖又助长了不自信。

这样一个时代造就的伪诈之人，可想而知，是不可能将精力和智慧用在正道上的，也不可能担起重振朝纲、力安天下的重任的。史称其篡位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很快就导致“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刘裕等乘机起兵讨伐，并很快取得胜利。

桓玄回到江陵后，为自己的败亡找了个“还都旧楚”的说辞，还下令各地上表祝贺“迁都”，又搜罗了两万兵马，要打回建康，结果败得更快更彻底。逃到益州枚回洲时，桓玄被益州都护冯迁围困。

桓玄拔下头上的玉导给冯迁看，说：“是何人也？敢杀天子！”冯迁说：“欲杀天子之贼耳。”遂斩之。

或许，桓玄至死都没能弄懂两个简单的道理：靠狡诈和心计能够爬上高位，却无法靠狡诈和心计将国家治理好；留给后人的“起居注”可以伪饰，却无法靠伪饰的“起居注”阻止后人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索。

【原载2011年3月16日《大公

报·大公园》】

插图 ／ 左右历史 ／ 亚瑟·艾哈

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