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的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这是网络流传的一段感叹。有评论者认为，这段感叹虽然道出了中国人的辛酸，但是却使用了“全称判断”。把社会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我们”，显然是以偏概全。

不敢说所有的人都言行不一，也不敢说所有的人都希望在社会转型时期占公家的便宜。当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理性的选择不难判断。面对庞大而又沉重的“体制”，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无力感”。这种感觉犹如把拳头打在棉花上，有时让人感到有些茫然。

这种“无力感”实际上是因为缺乏决策权。换句话说，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参与者，但是，每个人似乎都没有最终的决策权。在收入分配差距面前，在某些官僚体制中间，每个人都试图想要改变什么，但每个人都似乎手足无措，孤立无援。在这样的心态下，伸手抓住最靠近自己的资源，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就成为人们本能的抉择。在不断下陷的社会道德体系中，每个人都似乎想要保持自己内心深处的道德尊严；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把手伸向国家或者社会资源。

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写照。它体现了人们内心的挣扎，同时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复杂的局面。在这样一个矛盾体系之中，每个人都似乎保持着道德的清醒，每个人又似乎皆处于茫然的状态。这种因为不能改变而产生的“无力感”，使得每个人都出现了人格缺陷：面对社会丑恶的东西，敢于集体抗争；可是，单独面对不公平的时候，却选择委曲求全。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中，创作者巧妙地揭示了社会公众这种特殊的心理活动。当人们惧怕当地恶霸的时候，他们选择沉默和恐惧；当他们确认恶霸已经被消灭的时候，他们终于走出家门，去夺回属于自己的资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许多人在内心深处希望改变现状，但是，他们又害怕缺少追随者而无力左右局面。不要责怪中国当下的普通民众，他们只不过是在无力改变自己处境的情况下苟且偷安。

改变当下中国人的心态，可以有许多种做法。但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消除“黑暗”。换句话说，当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有更清晰了解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奉行绥靖主义，更不会崇尚苟且偷生的哲学，他们会同气相投，联合抵制，共同争取他们的权利。

因此，当代中国最需要的是透明度。如果把所有那些暗箱操作都置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一切恐惧和不安都会烟消云散。无论是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还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都是要从根本上增加社会的透明度。只有让人们了解社会真相，他们才能直起身来，堂堂正正地做人，以积极的手段捍卫自己的利益。

曾经有一位先哲说过，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下，这样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人们之所以会产生恐惧和不安，就是因为缺乏振臂高呼的反抗者。当公众像鸵鸟一样活着的时候，贪官污吏就会盛行，不公正的制度就会发挥作用。所以，社会的透明需要每一个人努力，尽管有时会牺牲个人的利益。

当我们分析当代中国人普遍心理状态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传统的哲学逻辑陷阱之中。我们为每个人的明哲保身寻找心理依据，可是，社会的变革又需要挺身而出的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当我们坐在书斋之中，批评中国人“劣根性”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那些批评公众的先知先觉者又在哪里？

【原载2011年3月25日《检察日报·绿海》】

题图 ／ 绝对“透明” ／ 李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