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亚军

卓越的校长可以推动一所大学的崛起和振兴。综观高等教育史，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与众多闪亮的大学校长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艾略奥特之于哈佛大学、康普顿之于麻省理工学院、赫钦斯之于芝加哥大学、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中国似乎并不缺少卓越的大学校长。首先，我们的大学校长都是卓越的科技工作者。仅以“985工程”高校为例，在三十九位校长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十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六位，外籍院士一位，共计十七位，约占44%。其次，我们的校长都是卓越的教学工作者，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有十四位“985工程”高校校长位列其中。再次，我们的校长都是卓越的管理者，在第二轮全国教育教学水平评估中，参评院校五百八十九所，良好以上五百六十八所，占总数的96.4%。试想，如果校长缺少卓越的管理才能，能建成如此优秀的大学吗？而且，不仅如此，大多数的大学校长还是管、科、教“三栖”。

中国又似乎真的没有卓越的世界一流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公布的“201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显示，在世界前十名大学中，美国八所，英国两所；前二十名中，美国十七所，英国两所，日本一所；前一百名中，美国五十四所，英国十一所，日本和德国都是五所，加拿大四所，法国、澳大利亚、瑞士、瑞典各三所，荷兰、丹麦两所，俄罗斯、比利时、以色列、芬兰、挪威各一所。而截止2009年6月，我国共有一千九百零九所普通高等学校，在这近两千所普通高校中，最好的排名也在一百五十名以后。我们且不论此排名科学与否，但是，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一个没有太大争议的问题。

在中国，吊诡的不是我们拥有众多“卓越”的大学校长，也不是我们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是这两种彼此冲突的结论能和谐存在！体制的护航导致了悖论的和谐存在，也异化和扭曲了我们对中国大学校长的认知。于是，校长不再是大学的校长，其卓越与否和大学无关，其荣辱进退只与自身的学历、经历和资历有关。于是，横贯中国大学，我们就有了目光如豆、坐井观天的校长；有了随波逐流、固步自封的校长；也有了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校长；而大学校长“抄袭门”、“学历门”的频繁出现也显示出我们还有部分追名逐利甚至追腥逐臭的校长。

卓越的校长之于世界一流大学居功至伟。作为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大学校长是大学的设计师和引路人。他应该是战略家，应该是实干家，应该是改革家；必须有战略家的远见、实干家的气魄和改革家的信念；他更应该是一个教育家，深谙教育规律，尊重教育规律。威廉·冯·洪堡，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率先提出了“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理念，从此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洪堡的办学思想和柏林大学的改革也成为近代大学的典范，不仅影响了欧洲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进程，而且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各国，成为世界各国大学效仿的榜样。蔡元培，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坚守“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之生命的首要原则”，为了抵制外界对学校的干涉，十年任期八次请辞。康普顿，麻省理工学院腾飞有力的推动者，才智过人，能力非凡。1938年，当华盛顿卡内基协会聘请范内瓦·布什担任该会主席时，为留住范内瓦·布什，康普顿欲请辞院长一职而让位于他。1948年，当康普顿察觉其得力助手吉利安可能会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他第二次请辞，推荐吉利安为校长。如此的卓识、胆略、气魄和胸襟，敬佩之余，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中国缺少卓越的大学校长，恐怕也不能全部归罪于体制的羁绊！

中国需要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更需要卓越的大学校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营造一个让有才能的人可以施展才能的环境，不要再让碌碌无为者游弋有余，锐意进取者举步维艰；一方面，牢固树立校长是一校之长的理念，从大学需要的角度选拔校长，从对学校贡献的角度评判校长，回归校长本源。非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只会与我们渐行渐远，跻身世界一流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臆想和意淫罢了。

【原载2011年3月29日《科学时报·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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