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

●孙越生，这是一个不应该被人遗忘的名字。他对中国官僚政治的“挖祖坟式”的研究，他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足以使他位列一流思想者的队伍。素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先生，近年来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宪政、法治、民主的重要性，被媒体誉为“从‘吴市场到‘吴法治的转变”。孙越生对市场与法治的关系，同样颇有洞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市场化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化作保证，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民主制度化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支持，也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后劲。”“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化和市场化同时并举，双管齐下，才是对人治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病……进行标本兼治的良方……”“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方针，则是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这些论断，语重心长，引人深思，至今仍然不失其光芒。

●抗战期间，林同济先生写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文章，其中关于“士”的论述，令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大夫士与士大夫》文中，林先生指出，“大夫士”与“士大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前者具有鲜明的个性，忠于职守，勇于承担责任；后者则是文人官僚化的产物，是专制权力的御用品。士的蜕变，既是从“大夫士”到“士大夫”的蜕变，也是从“技术”到“宦术”的蜕变。“技术者，做事之术也；宦术者，做官之术也。”如果人人只想做官，不想做事，政治就变得很污浊了。“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一切皆做假，只有做官是真。”（《士的蜕变》）只有从本质上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中国的政治才会迎来光明的前途。

●周有光先生说：“我认识的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医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周有光百岁口述》）每次读到这样的故事，总是让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既打击报效国家者的热忱，又使自己的公信力一落千丈，声名狼藉，如此执政“方略”，永远不应该再有市场了。

●安·兰德指出，追求个人利益是一种客观需要，没有这种需要，作为个体的生命就无法维持。这种需要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如何满足这种需要，才有善恶之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处之，不处也。”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孔子并不反对富贵，而是反对以不讲道义的手段去追求富贵。利他主义者认为，只要一个人没有为自己谋私利，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倘若这种逻辑成立，就会出现如下局面：“一个独裁者被看作是道德君子，因为他犯下不可告人的暴行是为了造福于‘人民而不是为了他自己。”（安·兰德《自私的德性》）

●马车拉着一具具尸体往塔里送，死者都是被族人杀害的“读危险书籍的家伙”。这座塔，名叫“沉默之塔”，因为被送到塔里的人，永远不会开口说话了。“大逆事件”之后，日本明治政府实施高压政策，箝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身为政府官员的森鸥外发表短篇小说《沉默之塔》，抨击当局的暴政。“任何国家，任何朝代，走新路的人背后必有一群反动的人在窥视着，伺机而起，加以迫害，只是因国度和时代不同改变一下口实罢了。危险的洋书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口实而已。”在小说的结尾，森鸥外如此写道。

【原载2011年4月1日《湘声报·夜读偶记》】

插图 ／ 沉默之塔 ／ 托德·戴维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