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前些日子，朋友去瑞典，遇到一场游行示威。适逢大选前夕，愤怒的年轻人在发表政治演讲表达不满。同样年轻的听众掌声不断。旁边一位中年人对朋友说：“他们啊，生在自由社会，却想死在极权社会。”

这是一个愤青“泄愤”的场景。从这个场景中，我们可以定格出若干个角色：站在舞台中央的演讲者，是慷慨激昂的愤青领袖；在他身边，是持不同政见的愤青，以及看热闹的围观者；更远一点，是对他们的言行不以为然的中年人；然后，是一个作为看客的国际人士；还有没有出场却十分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当政者。

青春的喉咙总是在大声疾呼，年轻的热血从来都容易沸腾。在很多国家，如瑞典这样的场景，不过是生活中寻常的一幕。中年人尽管不理解，理解了也不一定赞同，但他还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毫不见外地对一个外国人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外国人也并没有因此而被吓住，惊呼洪水猛兽来也，而是觉得有趣。在这里，年轻意味着激情，愤怒代表着勇气。可以说，这是年轻人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但是近年来中国的愤青颇不寻常，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格外关注。他们让曾经也是愤青的中年人难以容忍，甚至认为他们玷污了“愤青”这个名词，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相当愤怒地称之为“粪青”。如果说这些中年人缺乏包容度的话，见惯了年少轻狂的西方人，对中国愤青的言行表现出更多的诧异，甚至感到心惊胆战。显然，当前中国愤青呈现出一种既有别于中国传统愤青，又不同于西方愤青的独特文化现象。

“愤青”在中国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并不是指所有心怀义愤的青年，而是指其中的这样一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形态化，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或者拒绝更多的渠道，把来自教科书上的思维观念当做神圣的信条，对西方满怀敌意，当然他们也对国内的官僚腐败、为富不仁和文化霸权深恶痛绝，却往往用简单粗暴的语言和行为攻击心目中的敌人。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正式舆论平台，也对建立这样的平台缺乏信心或不感兴趣，只是钟情于网络论坛或新闻跟帖，多以匿名的形式发表意见。

我并不完全否定当代愤青的价值。他们和前辈或他国愤青共享一种意义，那就是展示了难以遏制的表达欲望，以及对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决策的强烈冲动。他们的“仇官”“仇富”甚至“仇专家”，在很大程度上对权势者起着警醒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的反腐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的“人肉搜索”运动，也许能让个别官员在逃过纪委之后，仍然未能逃脱惩罚。

但让这些价值大打折扣的，是愤青们深刻的内在矛盾。首先，他们急于表达，却不会表达。愤怒并不等于粗暴，年轻也不等于无知，但是，很多愤青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或者说合而为一。无论屈原、李白，还是济慈、雪莱，其实古往今来很多诗人都曾是愤青。他们以忧时感世的愤怒心情，写下了优美而深沉的千古诗篇。奈何今日之中国，愤怒不再出诗人，而只生产脏话，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年轻人求知欲旺盛，学习能力也很强，对信息开放有着天然的需求。但是很多网络愤青表现出来的状态却是学习能力的早衰，且仅满足于教科书上的少量知识。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都没有学习正常发言的机会。课堂不兴辩论，街头更没有演讲。到了网络论坛，他们首先学会的是“潜水”，或者变换“马甲”，这对学习交流显然没有好处。虽然我能理解他们为何使用匿名，但是他们不应该感到心安理得。

这就说到了第二个问题：愤青们缺乏反省的能力。无论对自己的处境，还是对周围的一切，顺从多于反抗，适应多于改变，这与青春的叛逆性格完全相反。举例来说，他们饱受诟病的，是言行中体现出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民族主义本身就来自他们要反对的西方文化。甚至他们强烈主张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权，也是近代西方政治文化建构的。中国的历史学家如顾颉刚等人曾多次论述，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朝代叫“中国”，甚至汉族也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结构。国家主权观念在当代西方社会也已经发生改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愤怒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应该用到对本土政治和文化的反思和建设上来。当下中国最缺乏的，是对本土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中外愤青的共同传统，都是首先对身边当权者质疑，何况当下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和公车消费现象如此严重。瑞典街头的愤青，并不一定真的是“想要死在极权社会”，但是他们知道，真正要“生（活）在自由社会”，就要随时不忘记面对权力去呐喊。

（周囡囡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44期，王 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