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应该是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吉祥物。

用犹太人考布斯基的话来说，是上帝带给这块土地人民的福音。

在1898年，考布斯基乘着火轮，随着俄国的远征军来到哈尔滨，命运之神就向他伸出手来，他成了上帝的宠儿。

作为随军记者，拥有一架德国的莱卡照相机，正是这个魔盒，在神秘的东方帮他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

和他的同伴们不一样的是：这个无神论者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他感谢法国巴黎名叫卢米埃尔的哥俩儿，他们俩发明的电影摄影机，让照片变成了活动的画面，让这个出生在彼得堡的画师的儿子，成了“东方巴黎”掘金的富翁。之前，他曾经亲赴法兰西首府巴黎，虚心地向卢米埃尔兄弟学习了电影术，知道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放映机聚光镜片是装有水的实验瓶，光源是照明用的弧光灯，放映速度是每秒十六格，手动摇柄在拍摄时就是摄影机。巴黎学艺归来，他就给俄国大兵们放电影。他先在田家烧锅（现香坊区）中东铁路俱乐部一带，露天放映他从巴黎带回来的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电影片子，后来改在铁皮房子里放电影。

光绪三十一年，那年西历是1905年，当大清帝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开拍的时候，考布斯基用放电影赚的银子添置了房产，在埠头区中国大街（现道里区中央大街）的拐角，开设了哈尔滨第一家电影园子——依留季昂电影院。这“西洋影戏”尤其受俄国侨民和哈尔滨土著的喜爱，梳着大辫子的中国人走出茶馆、烟馆、窑子和各种名堂的逍遥乐园，从傅家甸（现道外区）、田家烧锅、秦家岗（现南岗区）纷纷坐马车、洋车，甚至徒步来看西洋景。

又过了几年光景，考布斯基一口气开了好几家电影园子，商市街口（现红霞街）的皆克斯坦电影园子，格兰德旅馆附设的进步电影院（现松花江街），还有伊留基影院都开门迎客了。

《远东报》特约主笔麦里霍夫爵士写道：“伊留基电影院开业之时，点燃三千支蜡烛，哈尔滨铁路交响乐团演奏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华人与侨民双双起舞，风花雪月之浪漫情调，蔚为壮观，使人疑在国际大都会巴黎或莫斯科……”

考布斯基发迹了，但还保持着犹太人的节俭品格。日俄战争消停了，部队驻扎哈尔滨。作为一个自由的随军记者，电影生意自有人打理，他的工作还是照相，偶尔，也拍拍电影。

考布斯基说，我是手艺人，照相术和拍电影是手艺呀，不能扔掉。他还住在圣·伊维尔教堂旁边的俄国兵营尖顶木刻楞房子里，不但省了房钱，还有部队的生意在随时等候着他。

他还收了好几个徒弟，有中俄混血儿安德森，捷克斯坦电影院看门人的儿子张玉楼，给他收拾房间做饭的茨冈人安娜的弟弟舒拉。他从来不教他的徒弟摄影手艺，平时也不让徒弟们碰他用来赚钱的照相机和电影机，只是用他们扛机器、片筒和三角架。

考布斯基的宝贝就是他的电影摄影机，是1902年德国生产的蔡司依柯牌，是全世界第一代使用三十五毫米胶片的机器：手摇驱动十九格十六米长的圆筒胶片，机身和暗盒都是木制的，配有四个腿的支架，茶色的木头盒子，银质的摇把。这个奇妙的魔匣子是他的印钞机，哈尔滨的重大事情，都要请这个犹太人到场，因为整个城市就他会拍摄电影。用捷克斯坦电影院看门人张德忠的话说就是：拍“西洋影戏”，考先生在咱们哈尔滨是蝎子——独一份呀！

考先生愿意听这话，这不是恭维，这是中国土著的首肯呀！这个梳大辫子、抽鸦片、玩鸟儿、玩蟋蟀、皇帝还是女的、精通各种房中术、并将它画成精美春宫图的东方民族，太不可思议了！拥有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舰队，却败给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国日本，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独眼的库图佐夫，他们没有犹太人的精明算计，最主要是他们拒绝先进的科学技术……可是他们真是打心眼里崇尚艺术。

1909年10月26日这天是个晴天，据哈尔滨气象台在《远东报》上发布的天气预报说：天气晴。《远东报》下边的中文皇历说，“宜：祭祀、求财、签约、嫁娶、订盟。”“忌：开市、安床、安葬、入宅、破土。”看完报纸，喝完红茶，考布斯基摘下夹鼻眼镜，坐上马车出门了。

马车夫将装有电影机的手提箱、片筒、四爪的三脚架都搬上了马车，然后将考布斯基搀上踏板。马车夫灰眼睛、红胡子，这个高加索人在日俄战争的“203高地”上炸断了腿，成了瘸子，靠赶马车为生。城市生活使这个嗜血的士兵变成了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曾经狰狞的面孔也显得慈祥了许多……待考布斯基坐好，马车夫右手拽了一下棚檐悬下的铜铃，清脆悦耳的铃声如音乐般悠扬，他甩了甩鞭子，木轮的马车沿着圣·伊维尔教堂向火车站驶去。

马车的轮子转起来，带起烟尘。路上行人不多，店铺的门板窗板仿佛还都在沉睡着，考布斯基也闭起眼睛。“当、当、当……”尼古拉大教堂的钟声从远处沉闷地传来，考布斯基睁开眼睛，微笑着掏出怀表，表上精制的珐琅在灿烂阳光下反射着银光，晃得他不得不眯起眼睛，侧了侧身，他才看清楚，表针正指向七点。他抬起头，看到座位对面放着的巨大手提箱，他再一次微笑……

火车站坐落在秦家岗。中东铁路穿越了整个哈尔滨，由埠头区到秦家岗被铁路拦腰隔断。中东铁路管理局1902年修筑了这座木桥，二十多年后，才由设计师符·阿·巴利，工程师彼·谢·斯维利多夫设计施工了霁虹桥。马车咿咿呀呀地驶过木桥，此时，一列火车驶过，白色的烟雾笼罩在桥头，遮盖了马车和桥上的行人。一路上考布斯基心想：今天这个片子拍好了应该又是一笔很好的买卖。

1909年的哈尔滨火车站是一座别致的建筑，米黄色的墙在早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明朗，这个车站的设计采用了欧洲和俄罗斯盛行的新艺术运动风格，视觉舒展开阔，远看像彼得堡的冬宫后花园的大门一样优雅别致。北方秋天来得早，站前周围的花园依旧是浓浓的绿色，可是已经枯萎的枝叶给绿色披上一片金黄，让人突然有了关于田野收获麦子的联想。

由于俄国财政部长戈果甫佐夫今天要迎接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爵士。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宪兵很早就把火车站的广场给封锁了，警察、士兵、便衣、日本的嘱托（密探）都云集在这里。刚刚辞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公爵可是个大人物，哈尔滨的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都组织了庞大的欢迎队伍，挥舞着日本的国旗、沙俄的旗帜、满清的龙旗在火车站前迎接伊藤公爵。

八点钟，考布斯基的马车来到了火车站，他的三个学徒安德森、张玉楼、舒拉早在这里等他了。三个少年将他的宝贝木盒子电影机、四爪三角架和器材一齐搬走。考布斯基一再叮嘱：小心点儿，别碰了镜头……

广场前荷枪实弹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宪兵在入站口仔细盘查每一个进站的旅客，必须车票和证件齐全才能进站。

考布斯基走在前面，哈尔滨铁路警察署的警长列宾·尼基胡罗夫亲自在入站口督阵，列宾看到考布斯基一扬手，中东铁路管理局宪兵就立马闪出一条道让考布斯基过去，哈尔滨的这些俄国人都知道考布斯基是个带着魔匣的人。走过入站口的铁门时，扛架子的安德森被门槛绊了一个趔趄，三角架从他的肩上跌落时，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了笨重粗大的三角架。安德森一回头，一个戴着鸭舌帽、留着小胡子、穿黑色西服套装的日本人帮他扶起了三角架。这位绅士彬彬有礼，他用胳膊夹起三角架，扶着安德森的肩走进了火车站，日本绅士后边还跟着个小跟班。一行人进了火车站站台，介绍车次的广播报时才八点一刻。

站满站台的日本侨民、歌舞伎们疯狂地挥动着太阳旗和纸做的樱花，俄国军乐队仪仗队正在调整乐器，大清国哈尔滨海关道、滨江道道台施肇基带着一队清军的吹打乐队也在恭候着日本客人的到来。

考布斯基选好一个拍摄位置，用手轻轻地做了一个手势，吹了一声口哨，三个学徒立即忙活起来：安德森立好三角架，张玉楼和舒拉抬起异常沉重的铁箱，从中端出电影机，安置在三角架上，整个过程舒缓有度。考布斯基喜欢这种富有宗教味道的仪式感，虽然他什么也不信，但在享受这个过程中，他可是个教父。他戴上眼镜，将一块黑布蒙在电影机上，将胶片盒从片筒中放进电影机，用手摇摇柄将胶片挂在了机器上，而后，考布斯基将脖子上挂着的测光表冲着太阳照了照，眯缝起眼睛，用食指和中指冲着舒拉打了一个响指，舒拉立刻从器材箱里拿出一个超大的镁光泡，用电石打了几下，只听“噗”的一声，镁光灯管亮了一下。考布斯基趴在镜头前，冲三个学徒挥了挥手，示意光距调好了。每次拍电影之前考布斯基都是这样认真做功课，这个犹太人话不多，大凡有关他魔盒的奥秘从来不让他的学徒们知道，他只是喜欢让三个半大小子永远做他的小力巴。

考布斯基调整电影机的场面吸引了很多人，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士兵、日本浪人和歌舞伎都在远远地观看，而那个帮助拿三角架的日本绅士则一直站在考布斯基的身后观察着他的一切。

八点三十分，距离火车进站还有三十分钟，考布斯基走进了站台旁的一个咖啡馆。他要了一杯俄国红茶，加上冰块，慢慢的品。透过落地玻璃窗他观察着站台上忙碌的人群，一抬头，刚才那个戴着鸭舌帽的绅士正坐在对面喝茶，他似乎和一个小跟班耳语了什么，小跟班扭头走了，之后，绅士优雅地抽着烟，昂头注视着窗外。旁边一个报童模样的人递上了一份报纸，绅士看完报纸在茶杯下压下一张羌帖作为茶钱，走进站里……那是一张《东京日日新报》，头版的标题是《伊藤公爵携十五名随员今日抵哈会晤中东铁路管理局财政大臣共商远东大事》。

差五分钟九点的时候，载着伊藤的专列驶进了火车站。这是一台蒸汽机和三个特别车厢编组的专列，中东铁路管理局仪仗队奏响了欢迎曲《艾玛进行曲》，哈尔滨铁路交响乐队的指挥哈里可夫很夸张地挥动着指挥棒，嘴里还哼哼着旋律：“灯达灯灯耷拉弟弟达拉第达灯，灯达灯灯耷拉弟弟达拉第达灯……”自我陶醉的样子相当滑稽。

巨大的蒸汽机车冒着白烟驶进了月台，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被突然勒在悬崖边，呼呼地喘着粗气。考布斯基的眼镜在白烟中泛上一层水雾，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开始调整取景器准备拍摄。

车站的大钟“咚咚咚”响了九下，钟声被淹没在嘈杂的欢迎乐曲中。列车停在了站台上，戈果甫佐夫登上了专列去迎接伊藤爵士。约二十分钟后，随伊藤爵士双双走下火车，在戈果甫佐夫的陪同下开始检阅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仪仗队。考布斯基在镜头里看到伊藤爵士是个白胡子老头，虽然脸上微笑，但是他的眼睛却闪着一缕光，透出不可一世的傲慢，还有说不出的阴郁，让考布斯基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以前考布斯基在他放映的新闻记录电影中，看到过这位朝鲜统监领着朝鲜李朝的小王子打猎的场面，虽然画面很温馨，老人也很慈祥，但傻子都知道这个王子是被日本软禁的人质。

伊藤的身后跟着满铁的总裁中村、日本驻哈总领事川上、满铁理事田中、秘书官森泰二郎等随从，他们跟着伊藤一起检阅了仪仗队。伊藤爵士以一种外交家的从容平和，微笑着频频地向欢迎队伍挥手。

满清政府的官员和各国领事也都站在欢迎队伍中，伊藤特意与施肇基握手致意，并致以日本人特有的鞠躬礼，还冲清军的吹打队列致意，刻意强调了一下大清国的地主身份。

检阅完毕，伊藤一行折回，迎着考布斯基的电影机走来，考布斯基用手摇着电影机，随着沙沙的机械声，胶片记录下了欢迎伊藤爵士的盛大场面。

1909年的电影机是相当的笨重，根本无法随着被拍摄物体而移动，只能凭着摄影师的感觉调整焦距，拍摄的速度全靠摄影师手摇的经验把握，如果摄影师的手哆嗦了，画面就会虚掉。三个小学徒每人把着三角架的一个底座，考布斯基摇着手柄移动镜头时，突然看到了那个戴鸭舌帽黑胡子的绅士出现在镜头里，他站在俄国仪仗队士兵的后面，在冷静地观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考布斯基稍稍偏了偏摄影机，似乎是想给那个绅士一个镜头。

这时，戴鸭舌帽的绅士突然从内衣里掏出了一支手枪，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考布斯基马上认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勃朗宁手枪，当他摇下摄影机手柄时，枪声响起……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站台上所有的人都傻了眼，上帝选择了考布斯基，魔盒还在沙沙响着，摄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原貌。

幸运之神又一次拥抱了考布斯基。在镜头中他看到，白胡子的伊藤爵士倒在了血泊中。这一切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伊藤爵士仆倒在地，中村等人上前搀扶，戴鸭舌帽的绅士冲出仪仗队，朝伊藤的随从们连续开枪，中村等人也都纷纷中弹倒地。场面大乱，一分钟之内，回过神来的俄国军警立刻警犬般扑向刺客，扭住了西服绅士，刺客甩掉了手枪，仰天大笑，用俄语高呼：“高利雅——乌拉！”

高利雅——乌拉！！

高利雅——乌拉！！！

恰在此时，考布斯基的胶片盒满了。

小学徒张玉楼说：有刺客！

舒拉捂了捂耳朵说：我数了，一共响了七枪。

考布斯基迅速换上了另一本胶片。

这时站台上的混乱达到了极致：欢迎的仪仗队、军乐队、各国领事做鸟兽状散去，遍地的樱花和旗帜，刚才激动地高呼“奉迎”（日语欢迎）的队伍也没了踪影。那个带鸭舌帽的绅士被拷上手铐押送到车站旁边的铁路警署，日本方面的宪兵和警卫人员惊慌失措，将现场可疑的人全部抓走。考布斯基换上第二本胶片时，他的三个学徒早已把他的宝贝魔盒搬到了月台回廊的柱子下面，三个小家伙很兴奋地等着看西洋景，而考布斯基则从魔盒的沙沙声中又一次听到了财富的召唤。

镜头中，戈果甫佐夫早已不知去向，大清官员施肇基孤独地站在月台上，神情庄重，冷面傲岸，似在思索着什么，最后在差人的簇拥下悄然隐退……

一年后，当考布斯基在同一地点拍摄施肇基欢迎南洋归来的伍连德博士来哈尔滨帮助消除疫情的电影时，施肇基施大人依然是这样一幅忧国忧民的样子。

伊藤爵士被抬上了专列，火车被俄国宪兵和日本警卫封锁了，考布斯基上前交涉说：伊藤爵士怎么样了？我是戈果甫佐夫的朋友，奉命要把伊藤爵士到哈的全过程拍摄下来，两个小个子的日本浪人蛮横地把考布斯基轰下了专列。

考先生没有死心，带着小学徒和他的魔盒，蹲守在车厢旁。

11时30分，正午毒辣辣的太阳照在站台上，匆匆赶来的俄国医生和日本医生走出了车厢，考布斯基凑上前去问：伊藤爵士怎么样了？那个长得像果戈里的俄国医生用手抹了一下脖子，夸张地两肩一耸，顺手将擦着手上血迹的手套扔在铁轨下，提着医箱扬长而去。

此时，一片白烟和水汽笼罩了月台，巨大的钢铁车轮缓缓移动，汽笛长鸣，专列按原路驶回……考布斯基的这本胶片最后定格在一辆蒸汽机车远去的背影上面。

考布斯基的怀表，指针指向是十一点四十分。

师徒一行走出哈尔滨火车站时，恰好碰上了警长列宾，他正在给往火车站里闯的一个朝鲜人戴手铐。那个年轻人质问列宾，说的是一口的朝鲜话。考布斯基认出，这个人就是刺客身后的跟班，在咖啡馆里和刺客分手的人。

考布斯基问：“情况怎么样？”

列宾警长说，这个刺客是朝鲜人，名字叫安应七。列宾有些恼怒的骂道：“他妈的，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他要是不喊高利雅——乌拉！我还不知道他是朝鲜人，我还以为他日本人呢！我要把他交给日本人。他惹了这么大的祸，还是让日本人收拾这个高丽吧！”

三个学徒在火车站前的俄国军官俱乐部大门口找到等在那里的马车夫。舒拉指着大门说：“本来戈果甫佐夫和伊藤爵士就是要住在这里的。”

安德森说：“我看见那个刺客的左手无名指少了一截。”

舒拉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帮忙搬架子的时候我看到的……”

“不要跟别人说，他帮我们拿了架子，会惹麻烦的。”

马车夫说：“短指团应该是朝鲜的杀手，他们很厉害呀！”

“那么现在——伊藤呢？”

小个子的中国孩子张玉楼说：“见上帝去了。”

马车夫将考布斯基搀上马车，告别了三个学徒，用右手摇了一下风铃，画了个十字说一声：“阿门！”马蹄，木轮马车沿着埠头区的木桥绝尘而去。

十四时，考布斯基走进了他的暗室，洗印上午拍摄的胶片。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他将胶片连在了一起，然后用俄文、中文、日文制作了片名为《朝鲜刺客安应七行刺伊藤爵士》的电影。做完这个片子，他把为他做饭的茨岗女人，电影院看门的老张头，还有俄国兵营的几个士兵都喊到了圣·伊维尔教堂的一个大屋子里。考布斯基再一次打开了他的魔盒，用手摇电影机在教堂的白墙上放映了这段电影……茨岗女人的惊声尖叫、俄国大兵的嚎叫、老张头的感慨让考布斯基知道自己成功了。

晚上，列宾警长差人来找考布斯基，让他把白天拍摄的胶片全部送到铁路警察署去，考布斯基只是又给他加洗了一套，而后，他便去了《远东报》的报馆。第二天，由考布斯基拍摄的电影《朝鲜刺客安应七行刺伊藤爵士》在捷克斯坦电影院首映。上映前，哈尔滨铁路交响乐团的乐师们在银幕前，演奏《艾玛进行曲》。又是那个车站的指挥哈里可夫，具有表演色彩的夸张手舞足蹈，几乎抢了电影的风头。待灯一闭，胶片投映在银幕上，放映厅里就有人用俄语、汉语、日语、朝鲜语进行现场解说：

“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公爵访问哈尔滨会晤俄国财政部长戈果甫佐夫被潜伏在车站的朝鲜刺客安应七刺杀。俄国彼得堡首席电影摄影师考布斯基现场独家拍摄。”

1909年10月27日，是俄国随军战地摄影师考布斯基名垂青史的日子。这一天，他拍摄的新闻记录电影在哈尔滨的十几家影院同时上映。半个月之内，这个电影的拷贝分别被卖到了上海、莫斯科、东京、纽约、伦敦，还有他学习电影技术的巴黎。

当晚，哈尔滨海关道、滨江道道台施肇基派人将考布斯基接到傅家甸的道台府里，为大清国哈尔滨的最高长官作了单独放映。施肇基一边看电影，一边苦苦思索。考布斯基明白，这位正四品顶戴的大清官员是怕日本人节外生枝，借口伊藤被刺施压朝廷，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纠纷，找大清国的麻烦。唉，当官，也挺难哪！

当中东铁路管理局哈尔滨铁路警察署列宾警长的命令送到考布斯基手中时，他拍摄的电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在世界各地放映。几天后，考布斯基从官方借来资料改写了解说词，重新订正了这一历史事件：

“刺客安应七是朝鲜人，名字叫安重根，出生在朝鲜黄海道海州府，时年三十岁，他在伊藤爵士莅临哈尔滨的火车站刺杀了这位六十八岁的前朝鲜统监。安重根军人出身，他是一个神枪手。近在咫尺，伊藤爵士的随从都被击中，唯独俄财政部长戈果甫佐夫毫发未伤……”

当天欢迎伊藤爵士的戈果甫佐夫也到电影院观赏了刺杀伊藤的电影。这个俄国高官在捷克斯坦电影院看完这个电影时，感慨地说：“安应七真是一个高丽神枪手啊！”考布斯基哈哈地应酬，转身对列宾警长说：“没有打着他，当然是神枪手了！”说完，俩人又喝了好几杯喔德嘎酒。

1909年的电影，在哈尔滨是个相当时髦的玩意儿。俄国人、犹太人、美国人、法国人、朝鲜人、日本人、意大利人、英国人都涌向电影院欣赏刺客行刺。虽然考布斯基拍摄过日俄战争“203高地”的战斗，也拍摄过满清政府捉拿革命党的游街杀头，但是都没有这个片子的影响大。让人神往的刺杀发生在身边，又拍成电影，太刺激了！怎么能不看呢？不看不就落伍了吗？考布斯基经营的几家电影院，轮流同时上映他的电影。考布斯基雇了十个苦力，骑自行车分别轮换送电影的拷贝。

热烈喝彩电影院（现和平影院）的老板俄人拉赫尼科夫不高兴了，他停映了从美国买来的新片，亲自到考布斯基的府上商量，租用他拍摄的《朝鲜刺客安应七行刺伊藤爵士》的拷贝，换下他的《非洲历险》、《法国摩登歌舞》和《日本武士》。在位于秦家岗大下坡的电影院门前挂上一幅巨大的海报，上面写着《高丽刺客刺杀日本公爵》，还请了莫斯科来的画师卡加手绘了海报。

考布斯基觉得自己真的是上帝的宠儿了！哈尔滨就是他财富的乐园了！他就像普希金写的满足三个愿望的渔夫一样，在魔盒的沙沙声和十九格一个镜头的胶片里，得到了获取财富的咒语。

犹太有句谚语：当黄金流入口袋，有哭的就会有笑的。与之在哈尔滨争夺财富的拉赫尼科夫一直是走背运，虽然他的电影院开业时请来了印第安人跳土风舞助兴，还请来了西伯利亚的大马戏团现场表演吞刀吃火，可是观众和票房仍没有考布斯基的高，因为考布斯基是自己拍摄电影放映，不用去租片子。

这年考布斯基用《朝鲜刺客安应七行刺伊藤爵士》赚的钱在埠头区中国大街上又开设了托尔斯泰电影院。

在拉赫尼科夫热烈喝彩的电影院，一天，放完了考布斯基拍摄的新片后，放映员小彼得喝多了，弧光灯烤着了胶片，一把大火把电影院烧成了废墟。

1912年，考布斯基在热烈喝彩的电影院原址上又开了一家新的电影院园子，名叫敖连特电影院……

很多年以后，很多见诸报端的史料和史学家认为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喊完“大韩民国万岁”后束手就擒的，但是大韩民国是二战之后才出现的，当时的朝鲜叫大韩帝国。他喊的“高利雅——乌拉”，我国权威的俄语研究专家毛晓辉教授说：“按照当时的语境翻译应该为：朝鲜——牛逼！”

根据《哈尔滨电影志》一书记载：“中国第一家电影院1905年出现在哈尔滨中国大街，经营者为俄国随军记者考布斯基。1909年10月25日上午9时30分，考布斯基现场拍摄了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电影，这也是有历史记载的哈尔滨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电影。”

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全史》十四卷记载：“安重根当天被俄方交给日本人，1910年在旅顺监狱被杀害。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台行刺地点，日本人曾建有伊藤博文铜像一座，上面写有‘伊藤博文公爵遇难地字样，1945年被拆除。”

我的一个朋友田新民活着的时候和我说：安重根从俄罗斯到中国之后曾经住在他的爷爷家里，通过他的爷爷借钱买了勃朗宁手枪，他爷爷送给安重根八颗子弹。由于田新民的逝世，关于给安重根赠送刺杀的枪械和勃朗宁子弹一事已经无从查考。

据日本历史学家佐木隆三所著的著作《旷野的烈士安重根》记载：“安重根喊完‘高利雅——乌拉！后，他的助手刘东夏也跑出来应和，还大声说，我也是来刺杀伊藤博文的，俩人当场被捕。”另据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撰写的《伊藤公加害被告事件调查报告书》上说：“安应七和柳江露在火车站咖啡馆商量行刺，安应七打算自己一个人行动，就劝柳江露回去。柳江露与安应七分开，走到去往埠头区的天桥时，又想回去策应安应七，正在犹豫之时，专列进站，安应七一个人完成了刺杀。”韩国世界日报社出版的《亚洲第一义侠安重根》一书记载：“旅顺法庭第三次公开审判刘东夏时，他说，我在车站外面听到了枪声，有人说伊藤被杀了，我知道安应七事成了。假称自己叫柳江露，但还是叫俄罗斯警官给抓走了……”由此可以判断出，列宾警长逮捕的安重根的小跟班叫刘东夏，当时化名柳江露。

刺杀伊藤博文后，施肇基道台——这位留美博士以少有的冷静和果敢处置此事。据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记载：“余派人到傅家甸电报局，传令今日电报只许收存，不许发放。同时电告外务部：在此案未调查清楚，全案报部之前，请勿发表任何文件。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道歉语句，贻日人以口实。”其后他从俄人处获得安重根口供，“余查此口供非常确实，乃撰一报告电达外务部，并代撰英文通讯一篇备外务部交北京日报英文版发表。俟该通讯在北京刊出之后，余始解傅家甸电报局‘扣电之禁令，其所积压之各国通讯电稿，乃纷纷发出。”施肇基此举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又杜绝了日本节外生枝，使中国免除了可能出现的外交纠纷。

2010年，我去参加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在临别前的下午，我来到东京柴又的街上，寻访电影“寅次郎”扮演者渥美清的家乡。在一家名叫“哈尔滨映画”的古董店里，我看了大厅里陈列着一台1902年德国蔡司依柯牌电影机，机身和暗盒都是木制的，配有四个腿的支架，茶色的木头盒子，银质的摇把，这就是百年前考布斯基使用过的电影机呀！

彬彬有礼的店主人叫今西，从脸上的纵横的皱纹可以看出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得知我来自中国的哈尔滨，破例让我触摸他的镇宅之宝：三十五毫米胶片，手摇驱动十九格十六米长的圆筒胶片。今西老人关上灯，当一束追光打在古董店的银幕上，随着手摇胶片的沙沙声，我看到了考布斯基拍摄的原版的《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

请允许我把考布斯基拍摄的镜头给大家放映一遍，五分钟二十九秒的画面，在沙沙的机械声中，出现以下镜头：

冷静、英俊的朝鲜杀手安重根在沙俄士兵身后从容地拿起手枪。

傲慢的白胡子的伊藤博文中枪倒地，几个随从依次倒地，安重根扔掉手枪大喊。

奔波四散逃跑的人群，惊慌失措的仪仗队乐手和奔逃的旅客。

忧国忧民的满清官员施肇基道台苦涩阴郁的脸。

匆匆走下专列的俄国、日本的医生。

一辆载着伊藤博文尸体的远去的火车渐渐消失在画面中。

举着双臂呐喊的安重根……

由于这是无声的胶片，虽然百年的时间使胶片泛黄，黑白画面却愈加清晰。如果让我给无声胶片中呐喊的安重根配音的话，我想高举双臂的安重根喊得一定是—“高利雅——乌拉！”

作者简介：申志远，哈尔滨人，中国电影和哈尔滨城市史研究者。在道外区王麻子街长大。演过电影电视、写过小说、影视剧本，编导过电视片，著有纪实文学《中国电影的激情年代》、《哈尔滨电影地图》等，现在报馆靠码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