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雨

（1.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 00433；2.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55）

现代性中的市民社会

白春雨1，2

（1.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 00433；2.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55）

市民社会的完善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而公民社会的确立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现代性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它是一种朝向人类理性的敞开状态。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在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市民社会的成熟，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中国的中间阶层承担着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建设的主体地位。

现代性；市民社会；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人本原则

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有两个概念构成了其内在的逻辑起点。其一是现实的个人，表明人不是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朝向现实生活、创建社会关系、具有感性意识的能动的个人。其二是市民社会，是人类共同体的深化方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体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1］（P583），生产是商品社会的最基本要素，交换、商业、银行、货币、资本原则都是以此为前提的；而交往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自我意识、意志自由、独立人格在其中得以呈现。由于我们长期把市民社会看作是满足欲望体系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计划与市场严重对峙的历史情境下，市民社会成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匿名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特征的商品经济，“市民社会”这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度隐退和消失的概念，便带着感性的光辉走向了历史的前台，可以说，市民社会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人们希冀借助这一概念的中国式重建，能够破解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国家与个人、专制与民主、必然与自由等二律背反式的矛盾，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找到一个理性的支撑点。

一、现代性对话之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在欧洲工业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矛盾及所受到的批判同样也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由于现代化起源于欧洲，一些学者便把现代化的核心概括为西方文明，或者是一种自由、理性的价值观，这一点是有待于商榷的。中国的现代化转换，更多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不是西方文明，而是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情智的发展。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非直线性，现代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同样也是多样的。正如一名表演变脸的演员一样，人们只能看到关于现代化的一副副表象，有积极的一面，亦有消极的一面。至于我们国家，把现代化建设看作是一个各个片断紧密相连的发展战略，为人们展示的是现代化的积极的实践方面。而西方学者看到的却多是现代化的消极方面，多从理论上对之予以批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沟通的界限。

在哈贝马斯看来，“新的时代”就是“现代”，其开端是“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2］（P6）。现代的原则体现为主体性，这是一种统治的力量。根据主体性，现代世界是进步与异化共存的自我意识。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够分裂世界，也能将之统一起来。既有统治，就有压迫。这就形成了时代的困境，人要么作为客体遭到压迫，要么作为主体压迫自然。“理性的这种压迫特征普遍存在于自我关系的结构中。所谓自我关系，就是将自身作为客体的主体关系。”［2］（P33）这种自我的结构，仍是现代流动的空气，黑格尔称之为主体性，其外观是“自由”和“反思”，包含着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和哲学自身等四种内涵，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都可以看作贯彻主体性原则的主要历史事件，现代文化形态也是依此得以确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是贯彻主体性的历史事件，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以人为本。

现代性话语首要的特征在于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批判。勾连于自我关系结构的主体性所获得的自我意识把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客体化，存在着将自我神圣化和魔幻化的趋势。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理性——目的在于建立合理化的统治，这就必然强化工具理性的权威，把自由的意识看作对象化和可控制的工具。这样，工具理性获得了闪光的外观。如何击破这个内在化的理性的外观？马克思以实践和革命为武器对抗工具理性。在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工具理性也成了一个需要克服的社会化问题。20世纪初，我们相信，科学的发展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经历了一个世纪后，我们发现，思想上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不仅如此，工具理性借助于大众传媒，形成了唯技术论、唯资本论的意识形态，却没有想到，这里面已经潜伏着人性的衰退和德性的失落。中国式的现代化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进行生产力的积累时，注重于精神文明的建设，然而这是一个充满着来自生活的变数的现代化过程，只能通过历史的进步来获得自足的呈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从日常经验的层面对现代性进行了描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元素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3］（P34-35）从哈贝马斯的角度看，这句话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的指导意义确定了经验的基础。“一旦生活关系的变动和革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增速，那么，现代化就获得了长足的进步。”［2］（P69）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18世纪以来西方成了现代世界的中心，这使马克思能够从非共时条件来认知共时性，如1843年德国的状况不如1789年的法国，处在历史水平之下，其政治现实表现为“现代国家历史当中一个布满灰尘的角落”。二是现代社会变成一种变动不居的动力系统。实证的东西不再稳定，自发的东西也将发生改变。19世纪以来的社会解放运动把现代战争的根源暴露出来。三是生产力获得解放。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生产工具的历史地位，人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市民社会的资质，人性工具化的现实突破了对公民主权的体悟。

从19世纪开始的中华民族救亡运动，冲击了“祖宗之法”，祛除传统观念的神圣性和不可怀疑性，西方思想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经过论战、比较、甑别，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救亡的指导思想，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同时也是完善主体性的过程。

二、现代性中的市民社会

对现代性的考察，离不开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认识，市民社会是西方学者用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进行的非暴力的改革，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获得了自我解释。这样，市民社会在西方社会就获得了现代话语权，成为第三条道路选择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市民社会’一词有不同的含义：它在不同情况下可以分别被理解成‘公民社会’、‘文明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民间社会’”［4］（P85）。

黑格尔生活的时代，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他适时地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区别开来，以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分法来考察人类生活的世界。国家建立在现代自然法基础上。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每个人都以自身需要的满足为目的，对他人漠不关心，这是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但同时又将他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在满足他人的同时满足自己，这是市民社会的普遍性原则。这就是说，基于功利原则的私人利益在市场流通中形成和建立了普遍联系、相互依赖的需要体系，这是市民社会的核心所在。

“在黑格尔的描述当中，市民社会一方面表现为‘丢失了极端性的伦理生活’，是‘毁灭的王国’。另一方面，市民社会——这个‘现代世界的创造物’，又在使个体达到形式自由中获得其合法性：把需求和劳动的专断意志释放出来，也是‘塑造特殊主体性’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环节。”［2］（P44-45）这里体现了黑格尔否定性的辩证法思想。市民社会不仅被当作伦理沦落的领域，同时，在其否定性中，又是一种恢复伦理的力量，是伦理实现的必要环节。说得明白一点，其中包含着一种解放的力量，得到揭示的是现代与古典的对立。当市民社会的原则体现为市场的社会化原则时，现代国家才表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所做的，不过是阐明了以下两点：在需求系统和劳动系统当中。（为何）会发生对立，这种对立（为何）又不能由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来加以解决。黑格尔完全站在时代的高度解释了这一点：大多数人陷入了贫困，……相反，它所导致的后果却是：财富越来越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里”［2］（P49）。贫穷的普遍化与富裕的特殊性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感性问题。冲突的社会呈现在伦理领域中，为了遏止自我的分裂，黑格尔把解决问题的途径放在国家的理念上，用君主立宪制扬弃社会。这就产生了如下一个逻辑结果：国家主体性优先于个体的主观自由。当黑格尔面对理性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矛盾时，干脆退到晦涩的语言游戏中，站在“复辟派”一边。由此，“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问题在理性的嘲笑声中迷失了方向。”［2］（P49）当黑格尔只能在主体哲学范围内批判主体性时，实践却毫不留情地将其理性的迷梦惊醒，任何人，一旦毁灭自己对时代的兴趣，拒绝批判的天职，时代也将毁灭他。因此，尽管黑格尔提出了现代性问题，却无力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扬弃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P544）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有关市民社会的现代性话语，市民社会不是和国家处在简单的对立相对，而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在这里，市民社会指的是人类历史基础性要素——经济基础，“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P540）“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P582）只要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化联系，就存在着市民社会，它与民族国家是相始终的。“真正的市民社会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P583）市民社会除了作为与上层建筑相对应的经济基础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以雇佣劳动力和资本原则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社会，它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合理化、形式化和抽象化的强化，同样意味着人性肯定与否定的组合，其肯定方面在于人能够平等地交换产品，自我意识得到确证；其否定方面在于市民社会成就了一个异化的和物象化的社会，物质产品的丰富是以人性的剥夺作为前提的。于是，市民社会就从其中分裂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因此，自马克思之后，市民社会的首要含义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即建立在对私人利益追求的基础上的资本社会。社会的演进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吞噬掉，公权力以其绝对的优势压缩了私人领域存在的空间。在政治共同体中，社会性的人闪耀着天国的光芒；在市民社会中，工具化的人围绕着私人利益旋转，异化、资本主体性、权力分离等各种因素造就了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即便在迷雾一般的生活状况下，人们依然保持着对完美人性的理想主义的向往。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交织构成了实践哲学对现代性阐释的一个方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条件下市民社会的展开

当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时，特别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际，同时开始了“市民社会”的驿动——先有了价值观上的筹划，其后才是事实上的建设，至于它会在多大范围内发生作用，还得看改革开放的力度有多大。由于自古以来家国一体的传统，没有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私域和公域的分野，这就使中国社会的市民社会的建设充满了极其艰难的特殊性，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由国家扶持的社会团体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团体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形式呈现出来。邓小平同志所提的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使国民收入达到小康水平，即是中国市民社会建设的平台，它不仅和中间阶层的培育紧密相关，也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的成败，其实质是以人为本在社会领域的建构，也是让人活得有尊严的基础性条件。

1.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代性是与中国社会转型相联系的，社会转型就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从广义的含义上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到“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追溯这么长的历史时限，中国人一直行进在文化苦旅之中，面对传统与现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体与用的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我们深刻觉悟到：现代性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今天提上日程的社会转型，即狭义方面的所指，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推行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社会、科学技术为社会内容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金耀基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绝不止是富强之追求，也不止是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实在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千言万语，则不外乎是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塑造。”［5］（P6）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场景下，中国展开了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间不仅要有实践上的关怀，还要有理论上对话的展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是贫穷，更不是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即实现小康水平，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从其实质与核心来讲，更多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根本不是西方文明；也不是理性的启蒙，而是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情智的发展，是中国独立自主地探索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内容包括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

2.现代性中的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

现代性中的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既把物质欲望的描绘与国家现代化构想联系在一起，也向人民作出个人幸福的承诺，把欲望放到人的存在状态之中，物质满足是人的欲求，理性也是人的根本性的欲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社会的理性化来有效实现人的欲望与需求，社会的理性化表现为：教育的普及与影响、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内容，其最终目的是塑造具有成熟社会情感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使人成为人群中对公共福利有用的人。在这种意义上，个人的最高义务就是成为国家公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的是以公民社会为最终目标，以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为渐进手段的和谐社会。因此在社会生活中防止资本原则向政治、社会、道德领域的侵犯，必须为人本原则重新定位，使人本原则成为社会和谐的最高指导原则，完善和谐社会的三个形态即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加速器，也为市民社会的萌发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今日中国的市民社会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完善必然要求政企分离，减少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对市场的导向与作用，政企分离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为培育市民社会创造了条件，而市民社会的产生又会促进政企分离。可以说，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不是与国家处在片面的对立当中，更不是对国家权力的削弱，而是与国家相互促进的。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具有相同旨趣的个人依据契约规则自愿结社以促进社会生活的发生，并在其中实现对个体利益的维护，对国家政策的整合与反馈的非官方组织，其表现形式有行业协会、社团组织及企事业团体。改革开放的一些负面影响，如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政府职能部门流于形式，必然引起老百姓的普遍不满，形成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是抵触情绪，这无疑会使社会上的各种暴力事件、违法犯罪的行为增多，而政府的能力却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市民社会的各级组织形式进行有效的沟通，使自身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缓冲带。因此，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和民众对社会力量予以关注，摆脱精英（专家）治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民主实现的结构性基础，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不是喊几句口号的事情，需要有其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的完善。

3.中国中间阶层在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建设中的历史担当

中间阶层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是这样界定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的：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和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6］（P252）

中间阶层的培育一方面有利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推进和培养。凡言市场经济，其所寄附的社会，依罗尔斯的说法，却总是“一个促进相互利益的事业”。穆勒在《功用主义》一书中认为功利就是培育对公私两方面都有情感的人，尤其倡导对公共利益有同情的人。另一方面现代性导致的生活表面化也加剧了中间阶层的矛盾心理。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与人之间只达成一种表面的接触，人无心、无暇也无力加以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自己的心灵。当代生活的表面化使我们对生活本身的理解缺乏内在性。人陷入到物化的意识中。人不能按照人的标准生活，而是按照物的标准，严格来说是无机物的标准来生活。因为创造性是循着岗位的需求，岗位是按着无机物的标准设定的，一旦你脱离此标准，就不会被社会接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为核心，中间阶层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属于享有一定财产权的等级，它与无产阶级一样都属于遭遇资本强制的阶级，但在资产阶级社会加注于其上的社会意识又仿佛使它赢得了资本的主体地位，它因此而为自己获得主人地位沾沾自喜，放弃了解放自己的责任。中国中间阶层作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主体，它与中国工人阶级不可分离，或者说与中国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因此它是既生活于市民社会，又超出市民社会之外的主体。它努力把自己培养为一个阶级，通过能力智慧与道德完成马克思让“工人阶级成为阶级的道路”，这样一种道路是史前史向人类历史的跨越，而这样一条使命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设的责任与历史使命。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编译局，2009.

［2］［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中央编译局，2009.

［4］童世骏.中西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5］秦 晓.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Abstract：This paper writing hide a subconscious，namely the improvement of civil society is a symbol of mature society，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izens of the Community is a symbol of national civilization.Thesis advocate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society is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 action，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non-human design.Modernity is not 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culture，it is opening towards humanity's reason.Through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modernity and socialis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 know human principle i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ity push our society to mature.On the basis of maturity，thereby achieving social harmony.Chinese middle class as a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has a responsible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society

Keywords：modernization；modernity；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uman principles

（责任编校：文 心）

The Civil Society In Modernity

BAI Chun-yu1，2
（1.Mobil Station Marxist Theor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2.College of Humannitie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 East China），Qingdao，Shangdong 266555，China）

F299.23

A

1000-2529（2011）02-0080-04

2010-11-20

教育部专项课题资助“会通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10JDJNJD289）；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基地建设项目“功利与社会和谐”

白春雨（1970-），女，辽宁阜新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