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中经》说详证
2011-04-13夏红兵
四川旅游学院学报 2011年2期
夏红兵
(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成都 610100)
中国传统文献自《隋书·经籍志》正式确定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名称和顺序以来,唐、宋、明、清诸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等史志书目,唐代元行冲、殷践犹、毋煚等编的《群书四部录》、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等官修书目以及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私家书目,分类多依四部,只因图书的增加,子目变动较大,清纪昀等所撰的《四库全书总目》钦定成书后,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目录学界整理文献的典范和标准。然四部分类法起于何时?源于何人?因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学界理解差异,至今不能形成统一意见。笔者拟就此谈点个人看法,详细论证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中经》更为可信。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 《中经》《中经新簿》编撰缘起
1.1 郑默《中经》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有张角兄弟领导“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的黄巾起义,继之以军阀混战,尤其是董卓之乱,其后李傕、郭汜再乱,图书典籍遭受毁灭性灾难。隋代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曰:“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汉末魏初,曹操一统北方,曹丕威逼汉帝禅让于魏,天下三分,曹魏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加之曹操父子喜好文学,致力文化典籍的收集,将文化整理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开始了继刘向父子校书之后对目录学乃至于文献学具有重大贡献的大规模图书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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