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守 利

(东北师范大学 哲学系,吉林 长春 130024)

人的有限性与差别的团结

李 守 利

(东北师范大学 哲学系,吉林 长春 130024)

社会团结应是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相互间的尊重与关心。个人的有限性决定了彼此间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性分为物质(肉体)的依赖性、精神的依赖性和空间的依赖性。尊重他人的根本是尊重他人的差别。关心他人是关心他人的存在。相互关心的根基是看到他人的有限性，并在他人的有限性里看到自己的责任。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在存在论上具有一致性。

有限性；团结；尊重差别；关心自己；关心他人

有限性(脆弱性)是当代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一些学者试图根据这个概念确立新的伦理学原则。19世纪的法国哲学曾提出“团结的原则”，这个原则的立足点同样是人的有限性，这与当代的伦理学正相呼应。什么是团结？团结这个词人们耳熟能详，然而，深究起来，团结的确切意义，人的根本存在与团结的关系，还有待思考。团结不仅仅是社会秩序，也不能仅仅理解为人类的连续性、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或承担不同社会职能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

我们认为，社会团结是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相互间的尊重与关心。相互依赖，表达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特有关系，同时也是对个人基本生存条件的描述，提供了人们相互尊重与关心的最稳固基础。相互间的尊重与关心，既是对现实社会团结的现象描述，也表达了相应的道德要求。相互尊重是对他人差别的承认，对自己有限性的承认。相互关心则是看到他人的有限性，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责任，接纳他者并丰富他者存在的可能性。

一、相互依赖与人的有限性

有限性对应于无限，对应于完美，从阻碍的方面看，人的有限性即是人的脆弱性。个人的有限性(finitude)，意味着人不是完美的存在，在身体上是脆弱的，在力量上是有限的，在认识能力上也是有限的，而且每个人终有一死。在道德的维度中，个人的有限性(脆弱性)体现在恶意与恶行中，体现在理性在欲望面前的无力。因为个人的有限性，相互依赖与联合成为必要的准则。个人不能独立地生存于这个世界上。个人与个人必然相互依赖地生存。在直观上，这种生存的依赖性可以分为物质(肉体)的依赖性、精神的依赖性和空间的依赖性。

物质的依赖性在于下面的四点。个人在其存在之开始，已经与他者在依赖关系之中。个人不能自我产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他人的给予。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生命都是被给予的。个人的成长一直依赖于他人的给予。在个人虚弱的晚年，他人的照顾更是不可缺少。不仅因为个人的自然，现代社会的天灾人祸随时可能使人丧失一切生活自理能力，因此我们几乎随时要依赖于他者的接待(好客)与关心。相互依赖也是指基于劳动分工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人通过这种交换获得生命必需的资源。最后，生命和财产遭到危险时我们尤其需要他人的保护与支持。

精神的依赖性是指，个人不仅从他人那里取得衣食等物质性的生存必需品，同时也从他人那里获得知识、技能等个人发展的精神性必需品。在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中，个人继承了人类的传统文化。个人需要他人分享快乐、分担痛苦。更重要的是，个人需要他人的承认。一方面这种承认可以带来一种愉悦的感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另一方面这种承认对于个人的自我认识或自我的形成都至关重要。如西塞罗所说，友谊能用美好的希望照亮未来，能弥补心灵的创伤，或挽救心灵的堕落。当代共同体主义关于共同体对于个人身份的组建作用的相关论述，使此一方面更加凸显。桑德尔指出，认识自己不是一件私人事情，我的朋友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因此，与朋友慎思自我，提供了新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从而可能形成具有丰富构成的自我[1]。拉康的镜子比喻也表明个人的自我认识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他人。

此外，个人在纯粹空间的意义上必须与他人生活在一起，这是因为人们必须共享一块蓝天，一片大地，一方清水。即使一个人独居海岛，远方的陌生人所使用的农药和排放的二氧化碳同样会影响到你的存在。扬(I. Young)因此指出，人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在一个地方或地区，无论他们愿意与否。因为他们在一起，同样的地理和天气环境影响他们所有人，他们都与之相关。地震、停电、交通堵塞都潜在地影响他们所有人。彼此陌生的人们需要相互关心和彼此合作来应付可能影响他们中的多数人的地方性难题[2]。

在生存的依赖性之外，似乎还可以加上“再生”的依赖性。如西塞罗所说，友谊可以使死去的也还活着。对亡逝者的崇敬、怀念和眷恋始终陪伴着生者。不仅那些伟大人物以其思想和行动在一切人那里获得生命的延续，我们平凡的祖先也在我们的祭拜中永存。

如果认为个人是自己的主人和所有者，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自由与存在，个人的存在并不需要他人，那么与他人的关系就是一种负担，与他人的团结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只有对个人的有限性有清醒的把握，才能真正认识他人的意义，并由此认识团结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团结原则对于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二、尊重他人的差别

社会团结是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相互间的尊重与关心。相互尊重，在最主要的意义上，是对差别的尊重。如果他人与我们相似，有相同的意见和爱好，我们自然愿意与他人接近并对其尊重，因为，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对相似者的尊重，在根本上是尊重我们自己。如果他人的意见和爱好与我们的不同，甚至正相对立，我们如何能够对其尊重？尊重与我们相对立的他者，难道不是对自己的轻视与否定吗？

社会团结要求尊重差别。什么是所要尊重的差别？个人之间的差别可以分为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类。自然差别，是从遗传而来的，一次生成的。人为差别是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容貌、性别、血统、种族等属于自然差别。信仰、道德、职业、财产等属于人为差别。虽然自然差别也经常导致冲突，但一般而言，自然差别只是冲突的表面原因，人们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人为差别。斗争的目的往往是要消除人为差别，许多乌托邦所描述的也都是无人为差别的社会。对自然差别的尊重是容易的，因此，社会团结所要求的尊重差别，主要是尊重人为差别。

尊重人为的差别，就是承认这种差别有其存在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并不是指人为差别以自然差别为基础，恰恰相反，如果有些人为差别是正当的，那是因为，一方面，它的根基完全在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这些差别可能有其充分的理性基础。

罗尔斯曾指出，现代民主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或基本事实是，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即存在着许多互不相容却又都合乎理性的全面的(comprehensive，或译为完备性)学说。“这些学说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可。任何人也不应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中的某一种学说、或某些其他合乎理性的学说，将会得到全体公民或几乎所有公民的认可”[3]。因此，他的政治自由主义假定，理性多元论是人类理性实践的正常结果，同时，合乎理性的各种全面学说并不拒斥民主政体的根本，对于不合乎理性的全面学说要去包容，以使它们不致削弱社会的统一和正义。理性的个人愿意在合作中尊重他人的要求。个人可以按照理性的和合理的根据来修正和改变自己的根本善观念。在这些根本方面，罗尔斯的思想与尊重差别的社会团结概念是一致的。

罗尔斯以合乎理性为根据论证了观念差别的正当性。为了论证尊重差别的社会团结，他的观点还需要补充。这是因为个人所拥有的观念总体不能等同于某种全面的学说，因此，个人之间的观念差别不能等同于各种全面学说之间的差别。一个全面的学说将不再需要其他的学说，而对于个人而言，他人的意见总是宝贵的财富。就认识论的真理而言，个人任何时候都无法确信也不应该确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别人服从。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可能是错的，那个持有不同见解的他者可能是对的。这里的怀疑论并不是要求停止一切行动的怀疑论，而只是要求对个人拥有绝对知识的怀疑。正是因为我们可能是错的，我们才需要倾听，与他者进行交流。当我们不再宣称，自己的观点以某种全面的学说为根据并因此有完全的理由，这时我们才真正地尊重了不同的观点。尊重差别的真正根基在于承认自己的有限性。

在自由主义者的宽容与尊重差别的团结之间尽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有如下的差别。自由主义者不会审判苏格拉底，他们在一定的限度内允许他讲，但不去听他讲。而尊重差别的团结主义者，不仅允许苏格拉底讲，而且主动地去听他讲，与他讨论，如果达成共识，就结束讨论，如果不能达成共识，就一直听他讲，与他讨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德里达的好客(hospitalité)：我们站在门口盼望着陌生人的到来，远远地就对他发出邀请，“来，到我的家里来！做我的客人，也做我的主人！”[4]

对个人有限性和差别性的强调，并不是要赞美与鼓励对他人的依赖与标新立异，不是为各种压迫辩护，也不是支持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而只是力图展示出个人存在的限度，克服一种妄想，即个人可以独立存在与个人思想可以普遍化的妄想，从而可以期待对他人的敬重与倾听，对他人的关怀与感激。

三、关心他人与关心自己

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社会团结不仅要求相互尊重，也要求相互关心。止步于相互尊重的社会团结并没有充分体现个人有限性的要求，没有完整地表现个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说相互尊重的真正根基在于承认自己的有限性，那么相互关心的根基则是看到他人的有限性，并在他人的有限性里看到自己的责任。关心的责任相应于得到关心的权利。当代生命伦理学正是在人的脆弱性中看到了祛弱权的合法性[5]。

关心他人是关心他人的存在。关心存在意味着，不仅关心存在的物质条件，而且更要关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关心他人的存在，意味着帮助他人不仅从存在的物质困境当中走出来，更要从精神困境中走出来。物质困境更易于认识，更加紧迫，然而精神困境更加重要。关心他人不是关心他人与自己的差别，差别需要被尊重，而不是被关心。关心他人，不是把自己的存在方式强加给他人。因此，关心他人，是把存在的可能性展示出来，并为可能性的实现提供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海德格尔所讲的，为他人做表率才是真正的关心。海德格尔指出，人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个存在在本质上是操心。于物的操心为操劳，于人的操心为关心(fürsorge，或译为操持)。关心的残缺样式为：互相算计、互相反对、互不需要、陌如路人、互不关己。从其积极的样式来看，关心有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作为帮忙(einspringen)控制的关心与领先(vorspringen)解放的关心。第一种关心中的帮忙是把他人所操劳之事承担过去，于是他人不必再操心于此。在这样的关心中，他人可能变成依附者或被控制者，虽然这种控制也许是隐藏着的。这种作为帮忙的关心在广大的范围内规定着共同存在。第二种关心是为他人之可能存在作表率(vorausspringen)，不是从他人那里揽过操心，而是把操心真正作为操心给回他。不是给予他人所需要之物，而是展示存在的方式。这种关心本质上涉及本真的操心，也就是说，涉及他人的生存，而不是他人所操劳之物。由此，关心不仅关联操劳所及的世界，而且关涉此在的本真存在。“为同一事业而共同戮力，这是由各自掌握了自己的此在来规定的。这种本真的团结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从而把他人的自由为他本身解放出来”[6]。

海德格尔恰当地指出了作为关心的帮忙可能具有的危险，也指出了本真的关心他人是为他人做出表率，从而必然要求关心自己的存在。在上述两种关心方式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被海德格尔所忽略了。这种重要的关心形式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关心，有助于确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从而可以避免私人间关心的片面性和有限性，也可以有效地防止欺骗的行为。

为什么要关心他人？关心他人的道德基础是什么？相互关心的基础是人的有限性与相互依赖性。这首先是因为，他人也是有限的存在，他人需要被关心。其次是因为相互性。作为有限性的存在，每个人都从他人那里得到恩惠，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来报答这恩惠。再次是因为补偿的正义性。他人的困难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因此，我们有责任对他人作出补偿。关心他人是有待清偿的债务。最后，关心他人也就是关心自己。他人，或者就是我的追求，或者，是我实现追求的手段。

关心他人是否有一个界限？如何处理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的关系？如何解决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矛盾？根据如是所理解的社会团结所要求的相互关心，上述的矛盾并不存在，或者说，并不根本。上文已指出，真正的关心他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己作为表率向他人表明存在的可能性，这已经蕴涵了关心自己。关心他人的原因之一也表明，关心他人与关心自己的关系可以在某种正义形式中得到确立。最重要的是，关心他人与关心自己有很强的一致性。关心自己总是要以各种方式指向他人，而关心他人也要求不能忘记自己。如果忘记了自己，关心他人就没有了牢靠的根基。这样的理解与古典传统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区别了两种关心自己。一种是关心自己的钱财、荣誉和肉体快乐，即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感情或灵魂中无逻各斯的部分。另一种是，总是做公正的、节制的或任何合乎德性的事情，总是做使自己高尚的事情。听从努斯(nous)，按照逻各斯而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关心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如此，那么共同的东西就可以充分实现，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善。这种关心自己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他人。人们在钱财、荣誉和肉体快乐上可能有冲突，但在追求真正的善时则不会有冲突。

在柏拉图那里，也可以看到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的一致性。福柯在对柏拉图的对话《阿尔西比亚德篇》(Alcibiade)的解读中指出，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的关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关心自己是为了能够关心他人，即通过这种方法，以便能够成为一个政治主体，即知道什么是政治的人，能够统治的人。其次，如果我通过关心自己成了一个政治主体，那么我就对我所治理的城邦做了善事，我向我的同胞们确保了他们的获救、财产和城邦的胜利，同时，因为我属于这个城邦的共同体，在拯救城邦中，我也从中受益，从中获得了对自己的拯救。这种循环也明显地出现在《理想国》的整个结构中。最后，因为灵魂是通过关心自己，才同时发现自己是什么和自己知道什么，以及发现了它在回忆中所深思的东西，他因此能够在这种回忆活动中直达对真理的沉思，从而重新公正地确立城邦的秩序。阿尔西比亚德的悲剧就在于，他只关心雅典人的事务，而没有关心自己[7]。在柏拉图那里，关心自己是向城邦、他人、政治和公正等问题开放的。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的分离对立，个人(私人)与城邦(政治)的分离对立，这是之后才发生的。

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具有一致性，这个命题并没有无视私人利益的存在，也不是一种托词以回避利益冲突的难题，更不是提倡一种完全利他主义的乌托邦。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减弱一种恐惧，私人完美的追求者对他人的恐惧，也有助于消除一种担心，社会团结的支持者对孤独者的担心。社会团结所要求的关心他人，并不要求过于乐观的人性假设，这与现实相矛盾，相反，包含关心他人在内的社会团结，总是要求对个人的品性保持一份警惕，在自然与制度之间，总是更相信制度。

综上所述，社会团结，作为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相互间的尊重与关心，首先是一种基本存在论，其次表达了对个人的伦理要求，最后它也必然体现为政治制度。在根本上，存在、伦理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存在总是伦理-政治的存在，而伦理必然体现为政治，并在政治中取得活力。如是的不可分离，也体现为，自由意志与制度规范的不可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不可分离，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离。在这样的团结中，我们才真正地把握了其中任何一面的局限性。在这样的团结中，确实有危险，然而在危险之中正孕育了其自身的危险。有限的个人所能做的，不是逃避自己的有限性，更不是在一种自欺的狂妄中洋洋自得，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危险之中获得力量。如是，可以期待团结的伦理-政治，团结的存在论-伦理学-政治学，团结的哲学。

[1]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19．

[2]扬(I. Young).Inclusion and Democracy [M]．London: Oxford Press，2000：221-223．

[3]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4．

[4]德里达.De l’hospitalité [M]．Paris : Calmann-Levy,1997．

[5]任丑.祛弱权：生命伦理学的人权基础[J]．世界哲学，2009(6)：72-83．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141-142．

[7]福柯.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6-191．

[责任编辑张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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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1)02-0018-04

李守利(1978-)，男，黑龙江绥化人，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政治哲学研究。

201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