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德欣/文

构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需处理好六个关系

■ 顾德欣/文

在国际斗争实践中，世界主要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时，在这一国家顶层战略之下，均提出各自的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或政策。其构成要素一般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计划与战略原则等。

冷战结束后，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国际海洋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及濒海国家都在加快调整各自的海洋安全战略或政策。这一变化对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形成持续压力。作为一个祖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面临严峻挑战、海洋经济与海洋安全已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筹划海洋安全战略自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本文试从处理若干战略关系入手，对中国海洋安全战略问题做大概分析。

第一，处理好陆权与海权的关系，以陆权作为基点，坚定地加强与拓展海权。

自近代以来，西方大国便在世界范围内向陆海两个方向扩张势力：以法国、德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大陆国家向大陆方向，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国家向海洋方向。在这一扩张过程中，西方地缘战略理论应运而生。具有代表性的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的“边缘论”等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海权论者认为，控制了海洋便等于控制了大陆，夺取制海权的关键是拥有能够进行海上封锁和决战的海军力量。陆权论者认为，世界的全部历史实质上是海权与陆权较量的历史，而赢家总是拥有较大基地的一方，优势向着大陆倾斜。边缘论者认为，世界权力中心是在欧亚大陆边缘。实践表明，西方大国在扩张势力的过程中，其国家战略总是依据当时形势与国家利益的变化，在主要进行陆上或海上扩张的同时，也兼顾其他方向。如：德国、法国势力深入大洋；俄国多次发动战争，以打通通向暖洋的战略通道；美国扩张始于北美大陆；英国由海向陆，将势力深入印度腹地和中国长江流域等。西方大国在寻求陆权或海权时，既有侧重，又有融合，其共同特征是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权利的权力扩张，以及在扩张过程中的相互对抗。

中国曾是西方大国追求陆权与海权的受害者，在西方大国的挤压下，中国的版图遭到挤压与割裂，国家主权与安全一度丧失殆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仍长期面临着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压力与威胁。国家领土最主要的部分是领陆，它是领水、领空与海洋权益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陆地纵深广阔，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根本改变，外部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就总体而言，领陆安全必然居于国家安全的首位，发展陆上力量依然是中国军事力量建设的重点。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陆上主要威胁的解除，中国为之奋斗多年的国家生存利益基本得到解决，国家利益的天平正向经济发展利益和国家统一利益的方向倾斜。解决台湾问题、维护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保障海外贸易与海洋开发、保护能源与资源海上通道安全等已成为国家安全需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来自海上方向，加强与拓展海权无疑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因此，在将陆权作为国家安全基点的同时，应毅然将海权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筹划的优先位置。

中国加强与拓展海权与西方国家扩张势力的海权有着本质差别，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它体现的是维护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的权利（right），而不是损害其他国家该项权利的扩张势力（power）；其次，它拥有现代海洋法律制度所赋予的应享有的科研、开发与航行的权利，这一权利与他国共享，而不是寻求排他性的西方海权概念中的控制权与制海权；再次，中国海上力量是保障上述权利的正常拥有与取得，其发展是有限的，而不是穷兵黩武与威胁现存海洋秩序与别国安全。因此，中国加强与拓展海权具有自卫、和平、合作与有限等特征。

第二，在战略时间适用上，处理好近期与长期的关系，既筹划战略机遇期，又放眼未来50年乃至百年。

指导全局与全过程是所有战略的共同特性。作为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既是包括统管海洋安全全局和全过程的总方略，又是包括指导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指导方针。不同发展阶段包括近期，也包括中期与长期。从国际实践上看，首先，海洋大国的海洋战略均具有稳定性与长期性的特征。荷兰、西班牙、德国、日本、英国与俄国（苏联）这些在竞争中曾遭受失败的国家，其一定历史时期的海洋战略至少实施了50年以上。美国自建国后，其海洋战略不断充实，始终保持了连续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近邻日本和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筹划也已稳步推进了四五十年。其次，在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上，海洋大国或一些海洋国家的海洋战略均包括不同发展阶段的指导方针。长期筹划是牵引，近期筹划是基础。长期筹划不立，近期筹划难行；近期筹划不实，长期筹划受挫。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一个涵盖近期、中期和长期不同发展阶段构成的整体。

建国后，中国制定了海军建设的长远目标，选择了正确的海军建设和发展道路，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别提出近岸防御和近海防御的战略方针。笔者认为，在21世纪，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发展阶段应包括近期、中期与长期。从时间上看，21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属于近期， 此后至21世纪中叶属于中期，21世纪后半叶应属于长期。从目标上看，近期：基本完成实现祖国统一、有效维护海上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期：有效保障海洋开发和确保能源与资源海上通道安全，基本解除来自西太平洋方向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长期：确保中国主权安全与海洋权利，建立与综合国力相称的、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海上力量。

在近期阶段，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实施面临着严峻挑战。解决台湾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跨越的门槛。不能想象，一个未能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能够真正成长为世界强国和海洋大国。与世界海洋大国相比，中国近期面临的任务最为繁重也最为急迫。因此，在加强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工作的同时，应继续加大对海上力量建设的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威慑力量，使外敌望而却步，使分裂势力及侵占中国海洋领土与侵害中国海洋权益的势力丢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海军是实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力量。在海军建设投入上，美国海军军费约占国防费的三分之一，日本约占四分之一，印度在20年前就超过了50%。与之相比，中国海军军费在国防费中的比例较低。在海军规模上，中国海军在常备军中比例不足10%，美国则接近40%，日本超过17%。各国的战略目标与需求不同，但海军力量建设适应于国家利益需求，则是一个通行的规律。

正在改造中的中国航母平台

中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由2004年的3.9%，提高到2009年的9.53%。中国石油和资源进口主要依赖海上运输，在每年通过马六甲海峡的约5万艘船只中有60%的出发地或目的地是中国。目前及今后，中国维护海洋安全的任务十分突出。继续增大海军军费在国防费中的比例，扩大海军在常备军中的规模，对完成近期战略目标显得紧迫，对完成长远目标则显得必要。

在中期和长期阶段，中国将以世界强国和海洋大国的身份活跃在世界舞台上。这一目标既要求对海洋安全战略各个发展阶段作出筹划，又要求对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的发展作出整体性安排。比如，海军先进装备的研制、制造与形成战斗力的周期长，大型水面舰艇服役周期长，使得海军装备会溢出某一阶段任务的需要，这就要求海军装备建设服务于战略整体与战略全过程的需求。长期牵引近期，近期服务于长期，各个阶段则服从总体战略。

第三，在战略空间上，处理好近海与远洋的关系，在关注近海安全的同时，努力维护与寻求远洋的权利与利益。

中国近海是一个地理概念，指黄海、东海和南海；同时也是一个战略概念，它除包括地理概念中的近海以外，还包括突破从日本九州、冲绳、中国台湾至菲律宾群岛等构成的太平洋第一岛链。远洋在地理上泛指各大洋。战略概念的远洋指：东向——突破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和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等构成的太平洋第二岛链，进入太平洋腹地；南向——保障非洲南端南纬35°以北的印度洋海域的安全。

近海是国家大陆安全的屏障，是中国安全威胁的主要方向，是实现祖国统一斗争的前沿，也是走向世界和大洋的基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海军确立了“积极防御、近海作战”的理论，规定了中国海上力量实施战略防御的重心在近海。在祖国统一大业完成之前，在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未改变之前，这一重心亦难以改变。由于环境变化、实力角逐与政策调整，近海的外缘又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近海防御能力体现在能够保障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它主要由水面抗击能力、水下袭击能力和岸上打击能力构成，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实施有效防卫，能够在上述海域内遂行较大规模的作战任务。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主要国家逐步调整了关于远洋安全的战略。日本海上作战地域，由冷战期间的1000海里扩至包括朝鲜、台湾海峡、南沙、马六甲海峡，并远至澳大利亚、中东和印度洋。印度在21世纪初提出：巩固在印度洋的支配地位的同时，将海上力量扩至中国南海，力争雄踞于印度洋与太平洋。随着中国海外利益日益增长，海上贸易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已触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海洋经济也成为中国经济具有活力与潜力的重要部分，远洋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和艰巨的任务相比，中国海上力量的能力远不相称。过去国家底子薄，投入有限，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已不构成发展一定规模远洋海上力量的物质障碍。加强海上力量建设并使之驶向远洋，建设有限的远洋海上力量，已成为时代的召唤与历史的使命。

远洋海上力量主要由水面抗击能力和水下袭击能力构成，即两舰两核。两舰包括航空母舰与核潜艇；两核包括核动力与核武器。上述能力建设是二战之后海洋大国发展海上力量的基本经验与实践。作为缺乏海外基地的中国，两核两舰也自然应构成海上力量的主体。发展中国海上力量要求具有有效的威慑能力与实战能力。以大型水面舰艇、核常潜艇和舰载机组成的海上力量能够进行全纵深精确打击与实施两栖作战。目前拥有航母的国家已超过10个，西方国家没有理由对中国发展大型水面舰只计划说三道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腰带能箍住赤道，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腰带能箍住太平洋和印度洋。大洋属于世界，也属于各国；大洋不再是霸权意志随意逞威的场所，而是国际社会维护海洋权利与平等合作的舞台。

远洋海上力量是近海防御力量的延伸与发展，是整体海上力量的组成部分。它在战略上客观构成了近海内线与远洋外线。内线为主，外线为辅；内线有事，外线出击；外线有事，内线施压。内线与外线呼应，将为中国争得更大的战略空间与回旋余地。

发展远洋海上力量将不可避免地与海洋大国或其他有关国家的地缘利益发生矛盾，与海洋大国多年形成的大国战略边缘地带发生冲突。维护和平而不是寻求霸权，发展有限力量而不是溢出维护权利需求的优势力量，尊重现存海洋秩序而不是打破秩序，主张合作而不是独占，这是既能保障中国海洋权利又能避免与海洋大国发生根本性对抗的生存之道。

第四，处理好维护区域力量平衡与重建力量平衡的关系，有效防止与应对突发危机与军事冲突。

东亚区域的力量平衡结构形成于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东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雅尔塔体系受到冲击。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瓦解，但其东亚部分仍独存于世。特征是：美国占领或控制日本，朝鲜维持分裂局面，美国在第一岛链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阻挠中国统一；俄罗斯（苏联）在东北亚保持重要影响力；中国成长为至关重要的制衡力量。

60年来，东亚力量平衡结构得以保持，其原因在于：首先，它是各主要力量博弈的结果。期间，美国试图打破这一力量结构，将战略前沿推向中国东部陆海边界。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改变东北亚的政治版图。此后不久，美国接手法国，企图通过印度支那地区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化解美国策划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支持印度支那国家和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在三条战线上粉碎了美国的战略意图。至此，美国战略前沿无法向西推进，中国由于主要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自身力量也不足以全面对抗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遂形成仍建立在雅尔塔体系架构内的区域力量平衡。70年代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使这一力量结构趋于稳定。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转向和平与发展主题，区域内各种力量亦没有改变力量平衡结构的动力，使得这一力量结构得以维持。其次，它基本符合各方的利益。美国势力仍能存在于东亚地区；日本与韩国在美保护之下成为发达经济体；俄罗斯保住了自己在远东的政治版图；中国利用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觅得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战略机遇。

这一存在多年的力量平衡结构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冲击。朝鲜半岛核危机有可能导致东北亚区域的核竞赛，打破已有的区域核力量平衡；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将海上力量伸向东海，冲击着东海的力量对比；美国战略重心西移，企图再次由海向陆扩展其战略前沿；南海既得利益国家寄希望于通过打破南海力量平衡来牟取利益。同时，西方大国的衰落与新兴国家的壮大同样不可避免，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无人阻挡。霸权政策需超强实力支撑，美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早已滑入下降通道，不能长期支撑其世界霸权政策。美国西太平洋霸权式微是注定之事。传统海洋霸权国家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谋略不周，而是由于力量不济。因此，在未来新的力量平衡中取得有利地位不可避免地纳入有关国家的战略筹划。中国的发展与安全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更需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顺应东亚力量结构发展变化的发展趋势，在特定时期不得不打破现存的东亚力量结构便成为不能回避的战略选择。

实践表明，在力量结构发生转型之时，总会伴随着力量的分化与重组、合作与对抗。突发性危机与军事冲突不总是可以避免的。历史由偶然性开辟道路，战争是偶然性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近海与远洋，防止与应对突发性危机与军事冲突的发生，始终是海洋安全战略绕不过的课题。

第五，处理好防御与进攻的关系，在总体处于防御的态势中展开攻势，要有所作为。

战略防御是所有战略实施的基本类型，它也适用于海洋安全战略的实施。战略防御的本质是采取防御姿态，实现力量对比与战场形势变化，扭转劣势，寻得主动，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战略防御不是消极防御，攻势行动贯穿于实施战略防御的全过程。它反对听天由命与无所作为。

积极防御是中国包括海军战略在内的军事战略、包括军事战略在内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与核心，当然也是国家海洋战略的基础与核心。应当看到，在21世纪较长时间里，虽然多极化趋势在发展，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将处于弱势地位；即便在21世纪中期中国或许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进入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的行列，这种力量对比态势也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中国海上力量规模有限，发展历史仅有数十年，进入远洋才刚刚起步，与经营了数百年的西方大国相比，海上力量差距明显是不争事实。因此，采取防御姿态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历史性的战略选择。

积极防御的精髓是在战略防御的过程中采取攻势行动，这也正是积极防御的价值与活力所在。离开攻势，就没有防御；失去攻势，防御就没有前途。弱势一方只有在坚持战略防御的同时，通过战役战术攻势行动的积累，才能最终实现战略意图。海洋地域广阔，不同海区力量对比存在差异，武器装备各具特色，作战方法各有所长，政治经济与外交能力各具优势，从而会为弱势一方采取攻势姿态创造条件。这里的攻势在军事上是进攻，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是进取，聚焦点是有所作为。

要有所作为，应借鉴国际实践与中国成功经验的“非对称”原则，即不是按照对手的节拍而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跳舞。

在发展武器装备上，不与海洋大国展开军备竞赛，而发展足以局部制胜与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打击兵器。在冷战中，苏联输在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军备竞赛，但通过发展有限的核潜艇与陆上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使自己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与美国的较量中，基本未处于下风。

在战场选择上，不与对方全面对抗与对决，在自己选择的战场以自己的手段展开行动。在二战中，德国发动世界大战给世界也给本国带来灾难，但在海战中，其海军水面舰队在无法与英国庞大舰队抗衡的情况下，在重要海区发挥潜艇战的能力，一度使英国海军一筹莫展。

在方法选择上，发扬进行人民战争的独特的优良传统，在军地联合加强边海防安全的同时，利用社会与民间的海上能力与潜力，展开非军事行动，配合军事行动。

第六，处理好维护海洋主权、海洋权益与加强周边国家友好的关系，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如有人在外部势力怂恿下不惜破局，则不得不予以反制。

维护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主要包括岛屿主权与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传统海疆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在这一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在岛屿主权方面，钓鱼岛被日本占据，南海23个岛屿全部被外国占据。在海洋权益方面，在黄海，外国对中国主张拥有权利的25万平方千米的大陆架中的18万平方千米提出权利要求；在东海，上述两个数字是54万平方千米与25万平方千米；在南海，在中国主张的300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中，外国侵入面积达三分之二。

进入21世纪后，东海与南海局势持续趋紧。日本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日外务省多次声明，一旦中日两国有领土权之争的钓鱼岛受到攻击,美国将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采取防卫行动。2010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此立场未发生变化。2009年，菲律宾总统签署“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越南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 此后，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有的国家置2002年南海行为规则于不顾，在大幅度增加海军投入的刺激下，加紧蓝色圈地行动，高官高调发表不当言论，试图变单独行动为联合行动，变实际占领为永久占领。美国等外部干预势力也想伺机进入南海。南海局势稳定多年之后正进入相对震荡的时期。

稳定东海与南海符合中国国家安全利益需求。在战略机遇期内，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利于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也利于实现祖国统一这一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的完成。从战略视角看，中国与日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东北亚稳定的基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也是将南海变为和平之海、繁荣之海的必备条件。面对南海形势的变化，通过和平的途径解决争端和化解危机，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如同积极防御包含攻势行动，和平解决也包含在特殊条件下的非和平解决办法，目的是最终促成争端的和平解决。如果一头蛮牛进入别人家庭院并横冲直闯，庭院主人就有理由举起能使它感到疼痛的棍棒。如有人经再三劝阻仍置和平解决的途径于不顾，嚣叫于先，施武于后，除继续开导之外也可采用反制手段，使其头脑清醒，回到谈判桌旁。形势越是复杂，越是要使用多种手段；对和平稳定的挑战越是严峻，便越会出现重新整合并创造更加和平稳定的机遇。形势丰富战略对策，形势呼唤采取多样化的手段与之应对。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海洋安全战略是一个急待充实、发展与完善的战略领域。概括言之：

关于海洋安全战略在国家战略家族中的位置：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构成国家战略的两翼，海洋安全战略与海洋发展战略则构成国家海洋战略的两翼。国家安全战略置于军事战略之上，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置于国家安全战略之下、海军战略之上。海军战略是其核心部分。

关于海洋安全战略目标：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国家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不受侵犯，保障海洋开发、海洋贸易与海上重要通道安全，建成一支与社会主义中国地位相称的、能遂行各项重大任务的海上力量，为世界和平与区域稳定作出贡献，永远不称霸。

关于海洋安全战略计划：时间上涵盖21世纪近期、中期与远期，空间上涵盖近海与远洋，内容上涵盖政治、经济与军事等各个领域。

关于海洋安全战略原则：和平合作与必要攻势贯穿于全过程中的积极防御。

（作者系国防大学原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教授，少将）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