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改娥

(郑州轻工业学院思政部,河南郑州455002)

今天,我们讨论仁学与价值观的重建,大家最容易着眼于道德观的重建。道德观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观。孔子仁学又被某些人称为道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人的价值重建中其作用和意义自不待言。本文则主要就孔子仁学在现代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等方面的重建作用和意义试作探讨。

(一)仁学与人生价值观

黄克剑先生认为:“孔子着意以‘仁’点示道德,儒家以‘仁’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仁’作为一种价值与‘圣’相通,故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仁’又不处在某一远离人的高卓处,而涵养于人的真诚生命中。‘仁’作为一种价值,它是一种共感于心灵的教化,是一种对超越感性真实的虚灵真实世界的祈向,是一种由虚灵真实作为价值之光对实践活动的引导。”[1]依照黄先生的诠释,“仁”作为一种虚灵真实的价值之光,赋予了“仁”的实践者的生命以意义,而这种意义便是以审美为取向的人生意义。

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种“仁为己任”、无求“生以害仁”只求“杀身以成仁”的精神,展示的正是一种人格之美。这种把人的生命过程看成一种人格美的不断展示过程的人生哲学,与西方人把生命看成一种不断获取幸福的过程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幸福不过是人的主观需求的满足,而满足需求则需要不断地向外索取,这是人生的常态。但“仁”所显示的把生命看成一种审美过程的哲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哲学。也许它只可能成为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人生观,或者说它只可能成为部分精英阶层的人生哲学。然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精英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次美的展示历程,那便可以“化民成俗”,从而使整个社会都过上“合于美德的生活”[2]。若果真如此,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之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造成的阶层结构断裂、社会对立尖锐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在的富人中,相当一部分没有经历过财富积累过程的艰辛,因此也就未能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得到道德的修炼[3],奢侈、傲慢、张扬等德性在许多人身上时常有体现,这不免引起人们对富人的反感。有人因此把它上升到“仇富情结”的高度,并且认为是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这是一种偏见,是一种没有深刻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又不真正了解孔子思想意蕴而产生的偏见,是富人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用话语权而提出的一个伪问题。是的,孔子是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孔子也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也”(《论语·宪问》)等,这些思想恐怕给中国老百姓的影响更深。尽管中国人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影响很深,但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洗礼和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熏陶,“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思想恐怕比“均贫富”的思想在老百姓中更有影响力。

例如,2008年7月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其财富成为公众的焦点,在某网站为此做的专门调查中,支持袁隆平的高达90%以上;在另一网站做的“谁是你心中的阳光富人”调查中,袁隆平又以95.69%排名第一。袁先生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之身,奔忙在实验室与田间地头,以上亿身价而赢得国人尊重,这能说现代中国人有“仇富情结”吗?在同一个调查中,还有一项“你愿意成为富人吗?”回答“愿意”的占到90%以上,既“仇富”又愿意成为富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们仇恨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获取财富的不正当手段和用此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的人。所以当今中国社会贫富之间矛盾的解决,关键在富人。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来说,他们应该致富思源,绝不能忘掉那些受其雇佣、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他们应当明白: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拥有物质的多少,还在于是否拥有某种精神;人生不仅仅是取的过程,也是“出”的过程——展示、显现的过程,这种展示和显现可以是“仁为己任”、“弘毅”、“见利思义”、“修己安人”等人格魅力,也可以是追求财富、关注民生,践行公益、慈善等智慧与才能。若果真这样,我相信富人不但自己会心安、会生活得很幸福、悠闲,邻人、国人也绝不会质疑甚至仇视他们,假使他们“富甲全球”,人们甚至还会以他们为骄傲,为目标。这种把生命当作一次展示美的历程的人生观,足以使人生生辉。

(二)仁学与社会价值观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庸”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个不太好的词汇。一提起中庸,人们就会想起调和、折中,这大概和我们过去要革命的宣传有关。其实,“中庸”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一个很好的东西。它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价值的重建有重要意义。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中”就是无过无不及,“庸”就是用,“中庸”的含义就是“用中”,“用中”就是在人的现实行为里,其言动语默,都要合乎“中”的原则。可见,“中庸”的核心,在一个“中”字。这里“中”有三个含义。第一是中礼、合道,即合乎礼,合乎道。也就是说“无过无不及”的标准就是“礼”或“道”。所以孔子讲:“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中”的第二个含义是强调“时”,即“时中”。因为所谓“中”并不是死板地确定一个“中”的原则,然后规行矩步地去附和它。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时中”就是不拘常规,因时而动,能够通权达变,曲尽事物之宜,这才能真正合乎“中”的原则。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灵活性,而教条主义是不能真正达到“中”的。“中”的第三个含义是适中,就是不走极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总而言之,从概念上讲,“中庸”就是“用中”。从为政的意义上讲,以中为用就是要求执政者善于营造社会的和谐气氛。中国传统“王道”便是一种社会和谐之道,因为“王”字的三横一竖所代表的就是社会各阶层意志的通达,也只有在社会各阶层的意志通达与契合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全社会的政治共识和民心凝聚。

这种以“中”为用的社会秩序,与现代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秩序是有区别的。西方将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博弈关系,由此,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也呈现为一种博弈状态。当他们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各方都将尽最大可能去博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也将在各种利益的博弈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效益与秩序。孔子在社会管理上主张“致中和”,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群体利益至上主义。孔子要求社会的管理者必须设法凝聚民心,如果民心和谐,人们会愿意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反之,人们则有选择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权利。这种以“中庸”为用的社会秩序,要求社会的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在利益发生冲突时,都必须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并以必要的妥协来克服冲突,而不必像现代西方社会那样,动不动就摆出一副分庭抗礼的架势。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统治者必须以凝聚人心而不是以利益平衡为其维护统治的主要手段。这样,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会去争取自身利益,这是其本能,但又不把获利看作其唯一目的,大家会在一种相对友好的环境中,有规则、有秩序地竞争,矛盾和冲突显然也多会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竞争的血腥味将会减少,人们的压力也会减轻,社会的秩序必将稳定而和谐。

(三)仁学与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以及如何约束政府的观念。现在,流行于全球的政治价值观是选举,是民主,而在历史上,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由孔子“仁人行政”与“任贤使能”理想所引导出的精英统治。有些学者以为,“仁人行政”“任贤使能”与民主的理念是不相符的,因为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多数人统治,而“仁人行政”、“任贤使能”的基本精神是精英统治;民主意味着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来选举领导人,而“仁人行政”、“任贤使能”导致古代帝王们通过征辟、推举以及科举的方式为国家选拔官员。因此民主观念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相一致,而“仁人行政”与“任贤使能”观念与古代世袭君主政治制度相一致。因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是中国未能产生民主的主要原因。这种思想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后,在中国引起了很大争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儒学能否由传统而向现代转化问题即成为学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一方面,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认为,自由民主宪政和儒家传统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发展自由民主宪政是中国文化传统自我完成的内在要求,发展自由民主能促使中华文化原有的道德理想更进一步地实现,他们并提出了试图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儒学转化观,在学界很有影响,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同。而另一方面,现在也有学者提出:“任贤使能不仅与民主的精神不一致,也与君主制度的精神不一致。”“君主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世袭,是家天下;而任贤使能的精神实质是用人唯贤,是公天下。如果儒家严格、彻底地沿着它的任贤使能原则走下去,就应当追求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并且反对君权世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却不得不去适应君主制度。这是因为任贤使能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原则,而没有真正有效的可操作性。儒学的入世精神决定了,它一方面不得不适应与其基本理念不一致的君主制,但是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公天下’的精神和任贤使能的原则来抗衡君权,消弭君主制度的消极后果。这充分说明儒学本身是把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这二者相对区分开来的。与此同样的道理,今天儒学同样需要一方面接受一个与其基本理念不一致的民主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其精英政治的原则来抗衡民主的‘暴政’,消弭民主制度的消极后果。”[4]

上述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孔子仁学思想中有适合现代社会的思想因素,通过重新解释,仍可以很好地服务现代社会;另一种则认为,孔子思想与现代民主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但正是因为对立,才可以相互补充,所以孔子“仁人行政”“任贤使能”的政治思想不会因为民主政治的流行而失去其意义,二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看法貌似差别很大,但其实都没有否认孔子仁学思想在民主政治中的价值和意义:精英政治的理念可以引导我们在民主选举中选出“贤能”者执政;“公天下”理念可以引导我们更关注弱势群体、更注重舆论监督,并建立健全民意表达的机制,以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种为了满足人类自己无限的物质需要而疯狂地征服一切的人类中心主义,已经使人类发展陷入了困境,人类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创造出一种与现代西方文明有所区别的新型文明模式,这种新模式必须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弊端有所矫正,即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以孔子“仁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即可担当此责任。正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引导了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孔子仁学是我们今天制度创新、价值重建和文明发展的动力和精神资源。

[1]黄克剑.心蕴[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371-377.

[2]陈开先.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孔子研究,2001(2).

[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8:7.

[4]方朝晖.民主、市民社会与儒学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意义[J].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