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锋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但其思想的核心张力可归结为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且这种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彼长此消的过程。具体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由早期的自然主义占主导地位，到后来的自然主义与道德主义两者并重，再到后来的道德主义占绝对优势。作家这种创作思想的嬗变影响了其对长篇小说结构形式的选择，这便是在自然主义观念占主导地位时，便出现了多线索结构的《战争与和平》;在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两者并重时，出现了双线索结构的《安娜·卡列尼娜》;当道德主义发展到绝对地位时，出现了单线索结构的《复活》，相应地，人物性格也存在着一个由复杂到简单的变化过程。

一

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尽管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但如果仔细考察便会发现，其创作思想中最基本的矛盾就是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其他的矛盾冲突都建立在这一矛盾冲突基础之上。这里的“自然主义”不是19世纪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实验理论上的自然主义，即左拉式的自然主义，而是提倡要以自然为本，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张扬生命意志，强调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人本主义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更接近卢梭、尼采等对自然生命的肯定与张扬。托尔斯泰相信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整个宇宙都是自然的、向善的，也即“自然至善”，这便是“天道”。在他看来，世间的万事万物只有充分发挥自然本性，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整个宇宙才会走向和谐，走向至善。在托尔斯泰眼里，自然主义既符合“天道”，又是实现“人道”的最佳方式之一，这样，自然主义也就构成了托尔斯泰大半生的创作思想。

托尔斯泰的这一思想虽然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但在《战争与和平》中则体现得尤为明显，“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私人生活，这种生活的意义越抽象，它就越自由;另一种生活是天然的群体生活，在这里每个人必然遵守给他规定的各种法则。人自觉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作为不自觉的工具，以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目的”［1］808-809。在这里，托尔斯泰一方面承认了人有自由的权利，同时也承认了自然法则的客观性，这似乎构成了难以弥合的矛盾，但他又指出这种自由与自然的对立并不是不能化解的，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和自然在本质上应该是相统一的:自由是自然的体现;自然是自由的目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托尔斯泰在他的前期作品中，还是大力张扬自然主义的。但是，自然主义在成了反封建专制与官方教会的有力启蒙武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弊端，其具体表现在:(1)自然主义虽然有解放人之自然本性的作用，但是自然本性中更多是人的自然欲望，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卢梭在张扬自然主义的同时，又把“自然”分成纯洁的自然和欲望的自然两种，前者实际上是自然的道德化，并最终抑制后者，进而走向了道德理想主义和禁欲主义，因为卢梭不这样做又确实无法解释自然中所存在的“不善”问题;而尼采则走向了另一条与卢梭相反的道路，他否定把自然道德化，认为凡是自然的就是好的，并且人的欲望越是强烈，它表明人的生命力就越强，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讲就越是道德的。尼采的这种自然主义虽然张扬了人性，但却必然会走向置道德于不顾的价值虚无主义。(2)自然主义更多地强调人的肉体欲望的合理性，这无形中却忽视了人不同于动物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超自然特性，有把人等同于动物之嫌。(3)自然主义在忽视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忽视了人的个体差异性。自然生物之间只有类的差异性，而没有个体的差异性，而对个体差异性的忽视，恰恰是自然主义这一理论本身所无法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人格，个性主义，才是人真正存在的根本。正是由于自然主义存在着如是弊端，因此，托尔斯泰才对卢梭式的自然主义进行了适当地改造。在托尔斯泰看来，自然主义理论中的“自然”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托尔斯泰不像卢梭那样简单地认为自然是善的，并且把这种善理想化、静止化，而是认为自然也是一个不断趋向至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必然存在着不善或接近至善的问题，这就为现实的自然人性中存在着恶的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这虽然是托尔斯泰比卢梭高明的地方，但也为道德主义的介入留下了借口，因为善与不善本身的区分就是一种道德判断。显然托尔斯泰并不了解后来的尼采为什么把自然主义推向极端。尼采的自然主义不但反对封建主义，也反对基督教的道德主义，同时还反对启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理性主义和多数真理原则，这样，尼采就成了彻底张扬生命意志的个人主义，通过“超人”的“强力意志”，通过把人生悲剧诗意化来解决个体在现实中的出路问题。尼采所寻求的是一种冒险之路、绝望之路，也是托尔斯泰望而却步之路。托尔斯泰所谓的“自然至善”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作为“天道”的“自然至善”是一个君临宇寰、统驭一切的“暴君”，为了实现“天道”，人世间的一切诸如战争、瘟疫甚至死亡等似乎都是必要的，这既表明了“自然至善”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善所进行的不断扬弃，又表明了人类为了实现“自然至善”，作为个体的人所付出的代价甚至牺牲都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受过启蒙思想影响的托尔斯泰又认为“自然至善”必须建立在以个体为善的基础上，这是因为首先个体是自然至善实现的目的，很难想象一个不关乎个人的“自然至善”还有什么意义。其次，个体的人是自然实现至善的基础，人既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又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实际上自然的“至善”也即人的“至善”，只有人人都善，才能最终实现自然的真正“至善”。为了表达上述矛盾思想，托尔斯泰必然要选择一个适合这一思想的文本结构形式。

托尔斯泰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然主义这柄武器的缺陷，但他还是不能沿着卢梭向右走，那样将是朝向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之路，而是向“左”转了，这便是道德理想主义，进而是禁欲主义，以此来为“自然主义”杀菌消毒。于是便出现了托尔斯泰类似于康德相似的矛盾行为:把道德从前门送出去，又把道德从后门请进来。

与卢梭简单直率地用道德主义替代自然主义相比，托尔斯泰对“道德主义”的运用显然更费心思，更小心翼翼。首先，托尔斯泰认为在最佳的意义上，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应该是相统一的，当自然趋向“至善”的时候，这时的“至善”不就是最大的道德吗?“天道”永远正确，这是托尔斯泰所理解道德的第一重含义，也是道德的理想境地。其次，托尔斯泰同时也认识到，当自然没有达到“至善”，或在“至善”实现之前，自然和道德的关系显然是存在着分歧与冲突的。也许在单纯的自然界还好说一些，而到了人类社会则情况就变得相当复杂了。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而人是主动的，有意志自由的，那么一个人如何做才能符合“自然至善”这一至高法则呢?按照怎样的道德行事才可以实现“至善”呢?这本是一个“如何”问题，托尔斯泰却把它变成“应该”问题，也即把认识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这是托尔斯泰赋予“道德”的第二重涵义。第三，托尔斯泰所想象的“天道”(自然至善)和“人道”的合一是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天”有天的道， “人”有人的道，二者各有各的规律和特点，很难统一，也不可能统一;其次，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和宇宙的无限性便造成了人认识“天道”的不可能;再其次，人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因此人也就完全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既然认识一个非理性的个体人都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困难，那么对于一个由非理性的人组成的人类社会的认识该是多么的困难。因此，“天道”和“人道”合一，也即“天人合一”只能是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时期的一种幻想，其结果往往是以“人道”代替“天道”，最终导致唯意志论的结局。第四，人有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在托尔斯泰看来也是符合自然人性的，符合“自然至善”目的的，但是人有了自由的权利却不一定具备行使自由的能力，除非人具有了体悟洞察“自然至善”发展的总内涵，可这又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体悟能力只有上帝具备，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万事万物的设计者和创造者，对于自己的“作品”，上帝当然了如指掌。至于人则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说“人是万能的”不过是启蒙思想家们把人神化的一种虚妄，托尔斯泰却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看到了人的自由权利和运用自由能力之间的不对称性。于是，他笔下的人物不免给人一种难以承受自由之重的感觉，从而深化了对人自身的认识。当然，托尔斯泰不但认为人们行使自由的能力存在着不同，对自然主义的张扬也不同，同时，对“自然至善”这一“天道”进行体悟所具备的禀赋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导致了每个人的悲喜剧结局也不同。有些人的体悟能力是先天性的，有些人则是后天努力的，但不管怎样，都在为达到“自然至善”这一目的上存在着盲目性，都在不同程度上付出着代价。为了避免付出这种代价，托尔斯泰一直在探寻通向“天道”的最便捷途径，并最终找到。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够找到，与其说是他具有这种能力，不如说是由于他那近乎自负的自信，也许在他看来，对于自然的认识除了上帝之外，就唯有他能认识了。至于其他芸芸众生，如果是悟性高的、生命力强的、常接近大自然的人等，还可能有所感悟，有可能“心有灵犀一点通”;对于那些感受迟钝的、生命力弱的，远离大自然而长期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只会沦为物质欲望的奴隶，在名利的欲海中，难以自拔。在这里我们还应看到，托尔斯泰并没有把人性简单地推向理性化、道德化的古典思路，而是充分认识到了人性的缺陷和不足，这是托尔斯泰比一般启蒙者的高明之处。但是，最终托尔斯泰还是对自然主义与道德主义之间的长期紧张失去了耐心，为了使芸芸众生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便在基督教《福音书》的基础上，综合了各种宗教文化或古典文化，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托尔斯泰主义，从而为人类解脱精神困境，作出了“一劳永逸”的工作。在托尔斯泰看来，人们再也不用为体悟自然何以“至善”的神秘性煞费苦心，也不用为自己因行为盲目而付出代价感到忧心忡忡，提心吊胆，只要你遵从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指导，就可以少走弯路，就可以很自然、很便捷地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绕了一个大圈儿，最终还是用道德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当然，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个“绕了一个大圈”的过程，正是上述四重道德内涵历时性的展开过程，也正是托尔斯泰在逐渐设法解决自然主义所存缺陷的过程，尽管其解决的方法存在着一定的简单化，但这个解决过程恰恰正是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对立冲突的转化过程，是作家把这种冲突与困惑转化成语言艺术，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当然更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彼长此消的过程中，影响了托尔斯泰对创作文本结构形式的选择。

二

针对托尔斯泰早期的思想，我们往往把托尔斯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看作是“青春型”的，在气魄上是汪洋恣肆的。还处在新婚燕尔中的托尔斯泰，正处在自然欲望和自由意志的虚幻统一之中，因此，当托尔斯泰反思1812年俄国反抗法国入侵的这场卫国战争时，自然主义价值观使他很容易超越当时流行的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家族荣誉、文明进步、先进落后、军事天才与军事失误等观念来解释战争，而是从自然主义角度出发，对战争给予了全新的解释:战争的发生是自然本身要实现至善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对现实中的“不自然”现象的一种克服。因此，尽管战争本身是残酷的，它像一个巨大的猛兽似地吞噬着无数鲜活的生命，但是它的积极意义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既然战争的出现存在着必要性和必然性，那么战争本身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的发生、发展，它的毁坏与它的结束，都是自发的、神秘的，人们无法设计它，更无法控制它。于是，所谓的军事指挥天才，不过是自然为实现至善目的而临时借用的工具罢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改变了上述观念对战争所做的简单化解释。其次，战争还起着一个让人反思，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生意义和现存价值的作用。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托尔斯泰塑造了六类不同的人物，通过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感受与体验、思考与选择，来展示神秘的自然借战争之手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这六类人物的代表就是:彼埃尔、安德烈、尼古拉、娜塔莎、海伦、玛利亚等，作者把这六位贵族青年的人生体验与人生选择，完全抛到了战争这个试金石面前，促使他们对自己的处境重新思考和定位，其结果是有的升华，有的沉沦;有的反省觉悟，有的执迷不悟;有的寻找到了人生幸福，有的饱尝了世间苦恼;有的勇敢反得以存活，有的苟且反丢掉了性命。六种不同的人生道路，再加上彼此之间的联系，就形成了作品多线索的网状结构。

彼埃尔是一个私生子，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私生子”现象是不道德的，其身份也是尴尬的，但从自然生物的角度讲，却又是道德的，因为此等生命现象正是男女相悦的产物。因此，彼埃尔长得高高大大、莽莽撞撞的，那还没有完全开化和世俗化的心灵使得他只能依照大自然所赋予的感觉行事。他的突然富有和鲁莽结婚，他的加入共济会、与人决斗、只身刺杀拿破仑的冒险行为，他爱上娜塔莎并与之成家生子，甚至他从一个农民卡拉塔耶夫那里偶然受到启示而皈依了上帝的行为，都是自然而然的。彼埃尔是作者最为宠爱的主人公，他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幸福最多，其原因是他比别人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感觉力，率性而为，不羁章法，使他比一般人更能够体悟到什么是“自然至善”，更能感觉到“天道”对他的“感召”。与彼埃尔不同，安德烈出生在簪缨之家，身份高贵，家教良好，性格刚直，注重荣誉。在安德烈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因此战争到来之日，正是为国出力、光宗耀族之时。正是由于安德烈的荣誉至上，托尔斯泰才让他在饱受失恋的屈辱之后，又在伤痛的折磨下死去。尼古拉所成长的罗斯托夫家族是乡村贵族，是最接近大自然的，因而是最淳朴善良的家族。作为长子的尼古拉不但作战勇敢，屡建军功，多次升迁，而且他还娶了包尔康斯基家族财产的唯一女继承人玛利亚，使家庭窘迫状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他对国家的维护，对沙皇的崇拜，这些都影响到了作者对他的喜爱。在托尔斯泰看来，国家主义仍然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限制了尼古拉对形而上“自然至善”的体悟。正是由于这一点，托尔斯泰对罗斯托夫家族的爱是打了折扣的，如他让罗斯托夫家族中的次子彼得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牺牲;同时，让尼古拉娶了一个不谙风情的老处女玛利亚公爵小姐为妻，这也算是作者对他的稍稍惩罚吧。应该说娜塔莎是托尔斯泰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她美丽、善良、单纯、富有青春活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美人儿，本来和安德烈相爱是非常匹配的一对，但虚荣和情欲俘获了她那单纯的心，最终走向了背叛爱情，毁掉家族荣誉的地步。在这里托尔斯泰显然已和卢梭那种自然本善的观点产生了分歧，虽然娜塔莎最后觉醒了，与彼埃尔结合后变成一个稳健持重的贤妻良母，但是她的这一曲折发展过程使托尔斯泰认识到，人单凭自己的努力是很难体悟到“自然至善”的。那么，一个完全按照基督教行事的人是否比常人更容易走向自然至善呢?对此托尔斯泰仍然持否定态度。作品中尼古拉的初恋情人索尼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索尼娅为了使罗斯托夫娶到一个有陪嫁的公爵小姐，自己主动让出位置，熄灭爱情。在托尔斯泰看来，牺牲、忍让是靠压抑人的自然欲望为前提的，是违反自然人性的，是不符合自然主义的，这种表面上看似道德的行为，实际上是不道德的。至于作品中其他追随感官享乐的人物，由于完全放弃了对“天道”的自觉思考与追求，也必然没有什么好结果，如库拉金家族中的海伦，因生活放荡而过早地香消玉殒，而她那风流的哥哥阿纳托利，这个曾经勾引过娜塔莎的采花魔王，在战争中负伤后被锯掉了一条腿。作者通过这种“惩罚”试图向读者表明，真正的自然主义是和“自然至善”的宇宙目的相联系的，而非欲望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尽管作者对什么是“自然至善”似乎并不怎么清楚，但是在处理人物的行为上始终坚持自然主义原则是无疑的。因此，作者在构思全书结构时，也必然是多线索的开放性结构。其人物性格也都处在不断地探索、变化和发展中，并且这种发展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也充满了复杂性。这种性格的复杂性类似于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性格，充满了对原始生命欲望的表达和对人性多元化的选择，因此，笔者认为《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是“莎士比亚化”(恩格斯语)的。正是上述开放的结构和“莎士比亚化”的人物塑造，才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纵横捭阖的恢宏气象。

三

到了1870年代，随着对家庭生活的深入体验和对时代深刻变化的观察，托尔斯泰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人怎样做才能符合“自然至善”、实现自然规律和自由意志的真正合一，并体会到“天道”的真正含义呢?难道超越了自然欲望、家族荣誉、民族国家、官方基督教等等，就可以了吗?那么主人公们将如何做才能减少或避免付出代价呢?这时的托尔斯泰开始意识到道德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许用道德主义来指导自然主义，在人们实现“自然至善”这一“天道”的过程中，会少走弯路。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道德主义呢?何况用道德来解决认识问题，是否存在着逻辑悖谬之嫌呢?这些问题困扰着托尔斯泰，使他对“解决方案”难以形成清晰的思路，不过托尔斯泰已经隐隐感觉到了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娜塔莎身上，似乎能探讨出结果来。这样在众多开放式的探索中，作者逐渐把目光集中在上述两个人身上，当他们出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时，就已经变成了列文和安娜，尽管表面看上去已“面目全非”。

安娜依旧单纯、真诚、美丽，更为重要的是充满了青春活力。渥伦斯基对安娜一见钟情，甚至连忠厚老实的列文也感到安娜身上有一股巨大的魅力在吸引着他。自认为长得很美的基蒂和安娜在一起时，也感到了安娜的“崇高”和“望尘莫及”。可见安娜不但是一个人间天使，而且也是托尔斯泰所精心打造的自然主义典型。安娜对卡列宁的控诉也在于维护生命力上，安娜说卡列宁“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2］249，382。安娜对于自然生命的维护是非常正当的，因此，不管卡列宁有如何的委屈，他已经处在自然法庭的被告席上了，并且他所有的辩护都是和这个法庭的执法理念格格不入的。

但是安娜尽管美如天使，但这个天使毕竟是人间的，安娜的自然生命力虽然使她光彩照人，但她也不得不服从自然法则，而自然法则在安娜身上起着两点作用:一是大自然赋予了安娜以旺盛的生命力，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使安娜会自觉地追求真善美而远离假恶丑，这是托尔斯泰赋予自然本身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女人的安娜又必须接受繁衍后代的自然义务。在作品中安娜确实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孩子谢廖沙和情人渥伦斯基。但是安娜却得不到孩子，最不爱孩子和最没有资格管孩子的卡列宁，却最有权力垄断孩子，并且整个社会舆论都支持他。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违逆自然的社会呵!至于渥伦斯基，安娜也常常觉得抓不住他，尽管安娜尽最大努力用姿色来吸引他，但安娜的这种美在渥伦斯基心里所引起的不是先前的可爱，而是可怕。如果说情欲使渥伦斯基离不开安娜，那么理智又使他疏远安娜。除了大自然的“繁衍”要求外，自然本身的非价值性也让安娜在获得爱情满足之后，必然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特别是当上流社会拒绝安娜进入社交界之后，她内心的这种空虚就异常加剧了。其实，即使安娜能够进入上流社会，她的空虚也将难以摆脱，因为其空虚是彻骨的，只有靠不断的繁衍才能解决，但这又是不可能的，临产所患的产褥热虽然没有要了安娜的命，但却剥夺了她再生孩子的能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安娜的空虚也是托尔斯泰的空虚，托尔斯泰在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之间的犹豫不决也必然影响到了安娜的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娜就是托尔斯泰自己”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此，作者的自然主义理论一方面拯救了安娜，同时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害了安娜。可见自然主义这匹宝马尽管有风驰电掣之快，但也有把人摔得粉身碎骨之虞，到这时托尔斯泰才想到给马戴嚼子的重要性，这个“嚼子”便是道德主义。在《战争与和平》中，作者就已经对他笔下的人物因偏离了“自然至善”而进行了惩罚，但是托尔斯泰在这里的惩罚还处在朦胧阶段，还没有明确指出这就是道德主义，因此，自然主义还占据着主要地位。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作者对自然主义的全部思考，就集中到了安娜身上，通过安娜的悲剧来展示自然主义所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与我们通常认为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前后矛盾不同，笔者认为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自然主义理论所出现的不足与作者对安娜的否定是严格不同的两回事儿。安娜的光彩照人超过了作者所塑造的所有妇女形象，并且安娜最后的选择既是其思想的无奈，也是其人物命运发展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安娜一旦走出家庭，她的结局也就只有自杀。可以说自杀既是安娜解脱生活的一种方式，又是托尔斯泰通过此举对于自然主义的一种维护。也只有到这时，托尔斯泰也才意识到解决人如何做才能使这种自然主义符合“自然至善”的理想是如此迫切，而“如何做”却是一种道德问题。显然，这种解决途径在安娜身上已明显不可能，只能从另一个男性人物，即列文身上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安娜死后故事并没有中止，而是仍然在列文身上继续发展的原因了。

列文是位乡村地主，生活在自然的怀抱中，就像《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家族一样，具有大自然的秉性:纯朴、善良、豪爽、仗义，自称“野蛮人”，因此也就很容易体悟到并按照“自然至善”行事［2］48。因此，托尔斯泰在写安娜的同时，却始终没有忘记对列文思想变化过程加以细致地描写。与安娜所遭遇到的诸多不幸相比，列文却完全避免了。他在爱情上是成功的，他娶了他心目中的漂亮姑娘基蒂，尽管有些曲折。与安娜的家庭越来越走向破裂相比，列文的家庭却度过了危机。尽管托尔斯泰一再“照顾”列文，但列文并没有感到幸福，甚至产生过轻声的念头，但列文是不能自杀的，因为在他身上还肩负着作者探寻人生意义的重任，最后也终于寻找到了。像彼埃尔一样，列文在苦闷中接受了一个也叫普拉东的农民规劝，忽然茅塞顿开，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这样的处理不但解决了“自然至善”理论由神秘向现实转化的问题，也解决了自然主义理论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问题，在这里道德主义的价值被逐渐突显出来了。尽管“道德”这柄武器已经锈迹斑斑、陈旧不堪，但是托尔斯泰却要对它精心打磨，并使它熠熠生辉。这样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道德主义已与自然主义处在并重的位置了。

从《安娜·卡列尼娜》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为了张扬自然主义，为了探求如何能体悟到“自然至善”，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在结构上曾经由《战争与和平》中的“全面出击”，已经逐渐转变为“两面夹击”，列文和安娜分别成为世间男女如何做才能体悟到“自然至善”的正反两个例子，因此，该作品采用两条线索来结构作品，也就成为必然。由于这时作者对于如何遵从“天道”内心还充满着矛盾，他笔下的主人公安娜、列文、沃伦斯基等形象也都是性格相当复杂的，特别是安娜形象塑造得相当丰满、成功。而列文身上那种作者的主观痕迹则要稍明显一些。

事隔十多年之后的1890年代，托尔斯泰又创作了《复活》。在《复活》中，托尔斯泰对于是遵从自然主义还是道德主义的犹豫态度被打破了，道德主义终于站到了绝对位置。托尔斯泰一改过去对人的复杂性的认识，对人的心理变化无端的描写，对历史宿命论的叹息，而变成一个过分夸大道德理性作用的人，特别是对道德人格、天然良知的存在，深信不疑。托尔斯泰告别了叔本华，拒绝了尼采，向卢梭急速冲去。他把人性简单地分为“神性的人”和“兽性的人”，然后肯定前者，否定后者，为了说明前者最终能够战胜后者，他设定了两个人物，一对青年男女:贵族聂赫留朵夫和平民玛丝洛娃，前者首先堕落，然后诱奸了后者，并导致后者也随之堕落;而后者的不幸又唤起了前者的良知，最后经过贵族聂赫留朵夫对平民玛丝洛娃的帮助，两个人的精神重新得到升华，不但恢复了良知，而且恢复了神性，皈依了上帝。读完这部作品，不免会产生诸多疑问:首先，人的堕落只是在一刹那间，而人性的复归却如此艰难，与人的易受诱惑相比，道德理性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其次，人的动物性就一定得被否定吗?难道它不是人本质的一部分吗?第三，人的堕落或人身上的恶并非全部来自客观社会，人自身就存在恶。正是通过上述分析，托尔斯泰把《复活》中的人物理性化和道德化的做法，必然造成作品的单线索结构——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忏悔过程。虽然《复活》中的人物似乎存在着性格变化，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人格的变化，人物由不善逐渐转变为善，再由小善转变为大善。对人物道德水平的揭示非但不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反倒由于用人的道德行为代替一切，还会掩饰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和性格变化，使人物性格走向类型化。这样托尔斯泰就把复杂的人类行为，简单地看作是灵魂与肉体、自然与社会、天使和魔鬼等矛盾的二元统一体问题了。真正人的行为便成了灵魂克服肉体、社会超越自然、天使战胜魔鬼的过程。当自然主义被贬低成动物欲望而加以否定时，当走向“自然至善”的途径便是道德主义时，托尔斯泰便由高扬人的价值，转向贬抑人的价值;由鼓吹人的个性解放，转向否定人的个性价值。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托尔斯泰放弃了自然主义追求，放弃了个性解放的进一步深化，而退回到道德主义(“新宗教”或“托尔斯泰主义”)的结果。巴赫金重点分析了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复活》，他根据社会思想小说的体裁特征，认为《复活》的布局结构与托尔斯泰前期的小说相比，显得异常简单［3］164。《复活》之后的托尔斯泰再也没有创作出长篇小说来，以后为人们所称道的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和《舞会之后》，不过是作者这一思维方式的延续，甚至出现了像《雇工与雇主》这种带有寓言性质的准小说了。由此看来，作者这种深刻的思想变化不但影响了其长篇小说的结构形式，而且也影响到了人物性格的塑造 (出现了类型化性格)，甚至影响到了作者的创作生命。总之，托尔斯泰也和他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用文学作品构建起一个个宏大叙事，以期用来寻找出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但是由于创作思想的嬗变，因此叙事结构也就必然随之变化。构成托尔斯泰思想内核的自然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冲突，以及彼消此长的过程，影响了作者对文本结构形式的选择。

［1］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7)［M］.刘辽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9)［M］.刘辽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宋德发，张铁夫.巴赫金的列夫·托尔斯泰［J］.广东社会科学，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