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法欣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执事官”利奥 (Λεων ο Διακονοs)950年左右出生在小亚的卡洛伊［1］475－476，一些学者将他与约翰·斯基利齐斯《编年史》中的小亚人利奥视作一人［2］1;［3］278。利奥年轻时便来到君士坦丁堡学习，22岁时出任执事官，于瓦西里二世登基(976年)之后成为宫廷教士［4］114，123;［5］181。利奥去世的准确年代，我们不得而知。利奥的《历史》(Ιστορια)完成于992年之后，共分为10卷。该书主要记载了罗曼诺斯二世、尼基弗鲁斯二世·弗卡斯和约翰一世·兹米斯基斯三位皇帝统治期间的史事，尤其以军事扩张为主，最后一卷涉及瓦西里二世统治初期的某些内容。

利奥的《历史》是10世纪下半期拜占廷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但它所得到的关注程度与其重要价值并不成正比。学者们通常是将该书与同时代的军事手册相参照，作为研究10世纪拜占廷军事问题的材料之一加以使用①这方面最新近的代表作当属E.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Byzantine Warfare in the 10th Century，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95.另参见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pp.36－47.。而对于这部史学著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该书的结构，利奥的写作背景、思想观念以及时空观等等，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详尽的阐述［6］475－478。

由于利奥笔下的人物形象同之前的历代作品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历史》中的人物，分析这些人物形象背后所反映的作者的史学思想，进而抛砖引玉，以期对这一时期的拜占廷史学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一、利奥的写实主义理念

利奥的《历史》秉承了其写实主义的理念，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原态描述上。

首先，利奥很重视对于人物外貌进行准确的描写，并且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不同人物身体外貌方面的独特之处，因此出现于《历史》一书中的人物形象特色鲜明，并非千人一面。

利奥对于《历史》当中一些人物外貌的刻画，总是能够根据他们的个体差异，如实地、细腻地突出他们的生理特征、外貌特征、形体特征和神态特征，因而可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根据利奥的描述，尼基弗鲁斯二世 (Νικηφοροs Β＇Φωκαs)肤色黝黑，并不是十分白皙;头发又浓又黑，灌木丛般的眉毛下面是黑色的眼睛，总是给人以全神贯注的感觉;他的鼻子既不宽也不窄，略微有一点鹰钩鼻;他的胡须浓密适中，灰白色的毛发稀疏生长在两侧的脸颊上面;他稍微有些驼背，但是胸膛宽阔，两膀结实强壮，如同赫拉克利斯再世一般［4］98－99。而约翰一世(Ιωαννηs Α＇Τζιμισκηs)的肤色健康白皙，头发呈金黄色，前额部分有些稀疏;眼睛炯炯有神，鼻子很小但比例正好合适;脸上的毛发呈红色，自然下垂形成一个椭圆形，他的胡须长短浓密适中。约翰身材矮小，但是肩宽背阔［4］146;［7］506。利奥的这种处理方法更有助于我们将不同的人物形象区分开来，尽管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同为战功卓越的军人皇帝，然而在外形外貌方面却有着显著的区别①关于其他拜占廷史家对于帝王外貌的描写可参见C.Head，“Physical Descriptions of the Emperors in Byzantine Historical Writings”，Byzantion，50，1980，pp.226－240.，并没有因为利奥对他们的崇敬而对他们的生理缺陷在形体和外貌特征上加以修饰和美化。

相比之下，利奥之前的许多拜占廷史家习惯于使用相同或者类似的修饰词来描述不同人物的外貌，使人物显得既没有立体感，又很空洞，不足以表现出人物真实的一面。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应属6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Προκοπιοs)，他在《秘史》中对于查士丁尼皇帝的外貌虽然有所刻画:“查士丁尼的身材不高不矮，一般人的个头;体态不瘦却魁伟有力;圆脸庞并不难看……肤色极佳。”可是所有这些描述都是为了表明查士丁尼皇帝与罗马暴君图密善的长相“极为相像”［8］37－38。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普罗柯比对于查士丁尼的外貌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这位皇帝打上暴君的烙印。这种处理方法是出于作者对于皇帝的内政外交各项皆持有反对情绪［8］19－25，因此他笔下查士丁尼皇帝的外貌只是一种抽象化的政治符号，体现了暴君身上的某些共同特点。这种状况在利奥笔下开始有所改变，利奥开始注意对人物形态和神态的典型特征进行专门刻画，而不再因袭前代史家那种生搬硬套、千篇一律的描写。例如利奥笔下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 (Σβιατοσλαβοs)的外貌显得生动且极具个性:他中等身材;眉毛浓重，灰色的眼睛，短平的鼻子;没有留胡须，但是上嘴唇之上的胡子却十分浓密;他留着光头，只有一缕头发垂在头的一侧，这是他出身高贵的标志;他脖子短粗，胸膛宽阔，身体其他部分十分协调匀称;面带凶相，杀气腾腾;一只耳朵上吊着一个金耳饰，上有一粒红宝石镶嵌于两颗珍珠之间［4］199－200;［9］709－713。无论是五官相貌还是衣着修饰，斯维亚托斯拉夫与作为拜占廷帝王的尼基弗鲁斯二世或约翰一世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通过利奥一番细致的描绘，一位真实而鲜活的蛮族首领形象便浮现于读者的眼前。

其次，在准确刻画各个人物外貌的同时，利奥同样关注各色人物的行为活动，力求客观公正地记载和评价各类人物，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利奥对于拜占廷以外各民族的描写上。在《历史》中出现的外族人有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和罗斯人等等，他们因为与拜占廷交战而多次在书中被提及。利奥笔下的外族人，已经不再简单被刻画为愚昧无知的蛮族。虽然在介绍战争原因的时候利奥习惯于将其归结为蛮族的主动挑衅，拜占廷人是在遭受损失后不得不被迫自卫反击，但是利奥并未因为这些蛮族是敌人、是“入侵者”而故意歪曲贬低他们的形象。例如，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面对兵败的危局，看到自己的军队伤亡惨重彻夜难眠，痛心疾首，几乎到了狂躁不安的地步;然而他逐渐意识到，一位有头脑的统帅不能轻易陷于困境而难以自持，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拯救他的军队。于是天明之后，他开始派遣使者与约翰一世皇帝接洽，商讨求和停战事宜，最终罗斯军队得以全身而退［4］198－199。此处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战争狂人，而是一位头脑冷静、善于谋划的外族首领形象。

如果我们将《历史》与先前拜占廷编年史或是历史著作进行对比还可以发现，利奥之前的许多历史学家，对于人物的记载描述趋于平面化，所作出的分析也多为一些空洞的、笼统的、公式化的语句，没有将书中人物还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予以评价，他们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并非真实反映人物特性，反而成为特定价值标准的象征符号［10］21。有些作家甚至以某些特定的标尺作为衡量标准，以此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品评。例如9世纪的编年史作家塞奥发尼斯(Θεοφανηs ο Ομολογητηs)，仅以其《编年史》中涉及毁坏圣像运动的这一部分为例，将这一时期拜占廷统治者按照对待圣像的态度划分为明显的两类，一类是毁像派帝王 (如利奥三世、君士坦丁五世、尼基弗鲁斯一世等)，他们都是生性邪恶的、凶残野蛮的;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崇拜圣像的统治者 (如伊琳妮女皇、君士坦丁六世等)，这些人多被冠以虔诚的、智慧的和宽宏大量的等美好修饰［11］558－686，passim。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可谓泾渭分明，作者有意在他们之间设置了一条难以逾越的界限。塞奥发尼斯甚至将那些毁像派人物的正常行为与某些自然灾害联系起来，意在指责这些人所作所为的不虔诚性。例如，在详细描述了762年到763年的严寒、大雪、冰川景象之后，塞奥发尼斯紧接着记述君士坦丁五世皇帝与牧首尼基塔斯一世探讨圣母玛丽亚的崇拜问题［11］600－601，似乎是有意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即这两件事都是令人厌恶忌惮的事物，它们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12］318。

通过对《历史》中各类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认为利奥在塑造书中不同身份、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人物时，基本上遵循着求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客观准确地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对于他们的行为进行客观的记载与评价，这成为《历史》一书的重要特色之一［13］108。

二、利奥的价值观念

利奥在《历史》中不仅真实记载和塑造了众多历史人物，同时也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传达了他的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譬如，人的尊卑观念，即人的伟大不在出生的尊卑，而在他的品质、言行和作为。

首先，对于自己的同胞拜占廷人而言，在利奥看来那些出身高贵之人并非完美无瑕，他们身上也会有各种缺点和不足，特别是人格、道德方面的缺陷。例如罗曼诺斯二世皇帝 (Ρομανοs Β＇)乃是帝胄出身，利奥肯定这位皇帝性格温和，待人友善，但是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他因为年轻陷入声色犬马而难以自拔，由此损害了他高贵的人格［4］58，82;尼基弗鲁斯二世乃是省区大家族弗卡斯家族成员，战功赫赫，但是因为在大竞技场中过度炫耀武功引起观众恐慌，造成许多贫民出逃而死伤，从而招致君士坦丁堡居民的憎恶;约翰一世是尼基弗鲁斯二世的外甥，也是贵族出身，虽然在多数情形下洁身自好，却有酗酒的毛病，并且经常难以抵抗肉体方面的诱惑［4］112，147。

对于那些出身卑微的人，由于他们某些方面的德行出众，也会赢得利奥的赞许，因此我们在《历史》中经常可以见到利奥对于某些普通人的称颂。例如，在多里斯托伦战役期间，拜占廷士兵阿奈马斯与罗斯第二号勇士伊格莫尔在战场上相遇，阿奈马斯催马赶到伊格莫尔面前，一剑刺中他的脖颈，将其头颅和右臂直接砍下。罗马军队倍受鼓舞，乘胜追击［4］192－193。另外还有很多士兵因为在战场上英勇作战而得到利奥的赞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利奥对众多太监的描述。这些太监大都出身平平，有学者认为利奥对于太监的评价带有很大的否定色彩［6］490，其实这种观点尚有商榷的余地。例如牧首波利埃弗克托斯(Πολυευκτοs，956－970年在位)年轻时便净身为阉人，但是他精通神学和世俗两方面的学问，德高望重，因此受人景仰，并且凭借良好的修养和学识成为宗教领袖［4］85;［14］165。陪寝太监瓦西里·利卡佩诺斯 (Βασιλειοs Λεκαπηνοs)是罗曼诺斯二世皇帝与一名蛮族女子的私生子，身世卑贱。但此人稳慎、机敏、足智多谋，能够审时度势，应对危难，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许［4］143;［15］199－23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利奥更注重人物的品质、言行和作为，而不再看重其出身门第。

其次，利奥没有因为外族人的“蛮族”出身而视他们为天生的劣等民族，而是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完全有实力与拜占廷人相匹敌［6］486。于是《历史》中非拜占廷人的形象也不再像其他作品中那样一贯地呈现否定色彩，而是真实地呈现了历史真实和原态的一面。利奥不以某人的民族身份为标准进行评价上的划分，对于拜占廷人他可以直指其缺点错误，对于某些外族人身上的过人之处，利奥也会给予合理的称赞。例如，利奥虽然指出斯维亚托斯拉夫凶残好战的一面，但同时也毫不回避对这位罗斯大公做出积极的评价，称赞他为罗斯第一勇士［4］181。尤其是当罗斯军队被拜占廷军队围困于多里斯托伦之际，斯维亚托斯拉夫所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其中包含了利奥所推崇的各种与战争有关的理念，例如对于力量的赞颂、祖先崇拜，对于国家的忠诚以及军事上的荣誉等等［3］285－286。需要指出的是，利奥对于外族人的原态记述并不仅仅停留在外族领袖层面，他对于普通的蛮族军士也会给予积极的评价。于是，如果我们将利奥与同为10世纪的执事官塞奥多西相对照，那么二者的区别不言自明。塞奥多西在其描绘克里特陷落的诗歌中将敌人阿拉伯人视作恶劣、邪恶而嗜血的民族，他们的士兵在战场上通常会发出令人恐惧的噪声;而拜占廷人的军队则显得秩序井然、庄严肃穆，甚至当拜占廷人取得胜利之际，天上的星星熠熠生辉，天使也会翩翩起舞［10］107。塞奥多西笔下对于外族的诋毁甚至歪曲在利奥的《历史》中似乎难觅踪影。

通过对于笔下拜占廷人和其他民族成员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利奥对于人物的评价并不以其出身高贵与否为标准，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后天行为;通过与其他拜占廷史家的对比，可以更为清晰地体现出利奥在撰写《历史》一书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

三、对男尊女卑观念的修正

拜占廷帝国是一个男权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①关于拜占廷妇女的社会地位可参见 A.E.Laiou，“The Role of Women in Byzantine Society”，Jahr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Byzantinistik，31/1，1981，pp.233－260.。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存在于诸多拜占廷文学作品当中。仅以历史学作品为例，充斥其间的主要角色无疑是男性人物，妇女们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非常有限。或许只有在圣徒传记类作品中，拜占廷妇女才可以成为主角;然而，这些圣徒妇女已经被抹杀了性别特征，她们所具备的美德不过是对于男性圣徒的复制与模仿［10］112。利奥的《历史》无疑也具有这种特色，然而相比于其他拜占廷史学著作，利奥对于妇女的记载与描述还是体现出某些不同之处。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无论是三位主要人物尼基弗鲁斯二世、约翰一世和斯维亚托斯拉夫，还是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在《历史》一书中占据主要位置的无疑是男性。利奥对于一些男性人物的正面描写屡见不鲜，无论是皇帝、将军、士兵抑或神职人员，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位置。譬如普里斯拉夫战役期间，拜占廷将士塞奥多修斯·美索尼克迪斯右手持剑左手将盾牌举过头顶，顺梯子爬上城墙，一枪刺中一名斯基泰守军的颈部，敌人的头颅连带着头盔一起滚下城垛［4］181－182。又如利奥称赞伊戈莫尔为罗斯第二勇士，力大无穷，万人难敌［4］192。可见，战场之上的英勇无畏的男子气概尤其得到利奥的赞赏。

但这并不妨碍利奥在《历史》中客观公正地评价某些女性。例如他称赞罗曼诺斯二世的皇后塞奥法诺 (Θεοφανω)尽管出身卑微，但其美貌和优雅胜过同时期所有女性［4］100，83;［16］126－135。利奥也称颂某些女性的高贵品质。例如他记述约翰一世皇帝的第二任妻子塞奥多拉皇后(Θεοδωρα)，她乃君士坦丁七世皇帝之女，虽然并不是美貌出众，但是在节俭和美德方面胜过所有其他妇女［4］174;［16］134。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利奥并没有将男尊女卑观念颠覆为女尊男卑。他对于女性并不是无条件地尊崇和赞美，对于道德败坏的女性，他同样会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无情的蔑视。例如961年远征克里特期间，一名当地妓女在众人面前撩起衣裙以羞辱激怒拜占廷军队，结果被弓箭手射中身亡。利奥对于她的死毫不怜惜，并非因为这名妓女是拜占廷人的敌人，而是唾弃她不知羞耻、行为放荡、道德败坏［4］76－77。

反观其他一些拜占廷史家，似乎对历史中的女性人物并不重视。因为他们通常习惯于使用相同或者类似的修饰词来描述不同妇女的外貌，这显然无法表现出人物真实的一面，使人物显得空洞且缺乏个性。例如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中的女性都是“美丽的”(ευπρεπηs)，毫无个性可言［17］178，在其著作中仅仅是一个美丽的符号或是花瓶般的装饰。而利奥对女性形体和品质的真实记载以及对这些方面的赞美，凸显了其对女性人物的重视，是对拜占廷男尊女卑观念的一种修正。

利奥对于拜占廷妇女的观念，影响了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并被他们继承和发扬光大。米哈伊尔·普塞洛斯 (Μιχαηλ Ψελλοs)在其《编年史》中不仅专辟章节对于11世纪的三位女性统治者邹伊、塞奥多拉和尤多西娅进行记载，将她们三人刻画为影响那个时代拜占廷帝国历史走向的主要人物，同时对于她们的很多优点和功绩予以明确的肯定①参见 Μιχαηλ Ψελλοs，Χρονογραφια，Μεταφραση－Εισαγωγη－Σχολια，Β.Καραληs，Αθηνα:Εκδοσειs Κανακη，2004，Book 5，Book 6，Book 7.。12世纪的拜占廷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 (Νικηταs Χωνιατηs)在其《记事》中倾注大量笔墨，详细记载当时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妇女，例如他称赞曼努埃尔一世皇帝的妻子虽然是日耳曼人，但出身高贵，注重修身养性，而不去追求外在的美，因此德行高尚［18］32。

当然，由于受到《历史》主题的限制，利奥对其笔下妇女们的记载，很少涉及她们的社会活动。这很可能会令读者误以为，在利奥的观念中，影响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男性，而妇女只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6］489。其实《历史》一书所记载的是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对外扩张时期，具体而言就是从10世纪下半期到11世纪初期，拜占廷帝国在尼基弗鲁斯二世、约翰一世和瓦西里二世三位皇帝的统领下大举扩张的时代。上述三位皇帝主动出击，东征西讨、开疆拓土，为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叙利亚以及爱琴海赢得了大量领土，到了1025年前后，拜占廷帝国的统治疆域已经在面积上接近早期的局面［7］535，537。因此，利奥记载的时代主题无疑是战争，于是很自然地活跃于《历史》当中的主要人物注定是那些驰骋疆场的男性军人，远离战场之外的妇女所得到的关注程度自然会大大减少。但是这并不表示利奥不重视女性，反之，他对女性的记述恰恰体现出作者对于拜占廷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修正。

四、对宿命论的质疑

以利奥为代表的拜占廷历史学家，对于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有所改变，这种新的思想观念鲜明体现于他们的历史著作当中。

长期以来，许多拜占廷历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着重突出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命运的起伏变化都是上帝事先安排好的。利奥身为执事官自然笃信上帝，所以我们在《历史》中经常遇到“这是上帝的意志”、“是天意”诸如此类的表述并不为奇。有学者指出，利奥对于上帝神秘而难以理解的意志的解释，完全符合基督教传统［1］488。例如对于967年克劳迪奥波利斯地震，利奥否认亚里士多德的地震产生理论，声称这是“上帝通过这次地震警示我们，因为他注视着我们的生活，看到我们那些违背神圣法令的行为”［4］118。但是利奥在书中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特别是对于人物行为的记述，却留给我们一个突出印象，那就是人的行动与思想往往更能够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并且有可能改变最终的结果。

在利奥看来，那些意志坚定、性格坚毅之人，往往能够走出逆境，甚至绝处逢生。例如，约翰一世英勇无畏，冷静沉着，胆识过人［4］146，因而能百战百胜。利奥·弗卡斯擅长判断谋划，为难关头总是能够采取合理有效的解决措施［4］71。另外，利奥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战前精心谋划策略的场景，为的是告诉我们，个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的。如利奥所记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尼基弗鲁斯二世派遣尼基弗鲁斯·埃洛蒂科斯和菲洛塞奥斯出使保加利亚，提出两国联姻的建议，得到保加利亚人的热烈响应，从而结成紧密的同盟［4］130。我们经常在《历史》中见到那些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他们或是英勇作战，或是运筹帷幄，以不同的方式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最终影响战争的进程。

反之，心理承受能力弱的人在困境面前常常会逡巡不前，阵脚大乱，遭受失败的厄运。比如太监约瑟夫·布林加斯 (Ιωσηφ Βριγγαs)虽然充满竞逐权力的野心，然而却因为生性胆小，与尼基弗鲁斯二世夺权失败后草草躲进教堂之中避难。利奥生动地写道:“一个先前还傲慢无边的人，现在成了一个可怜虫，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使他惶恐不安。”［4］97更有甚者，人性或性格缺陷者经常丧失机遇，最终难逃厄运。比如太监君士坦丁·贡吉利斯胆小怯懦，毫无男子气概，终于命丧蛮族之手［4］59－60。尼基弗鲁斯二世的侄子曼努埃尔·弗卡斯鲁莽冲动、顽固任性，他于964年到965年率领大军远征西西里，其心智的不成熟使他被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贸然将大军引进艰险地带，途中遭到敌人伏击，自己身死战场，拜占廷军队也损失殆尽［4］115－116;［2］308。

利奥有意识地突出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0世纪拜占廷历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即更加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那些值得世人模仿的道德准则、理想和生活方式的记录，不再仅仅沉湎于对往昔的好奇与追求［19］186，从而引导人在历史中的行为。利奥的这种创作思想反映出10世纪拜占廷作家对于时代和人类命运理解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那个时代人文精神盛行的时代特征①参见P.Lemerle，Ο πρωτοs Βυζαντινοs Ουμανισμοs:Σημειωσειs και παρατηρησειs για την εκπαιδευση και την παιδεια στο Βυζαντιο απο τιs αρχεs ωs τον 10ο αιωνα，μεταφραση Μ.Νυσταζοπουλου－Πελεκιδου，Αθηνα:Μ.Ι.Ε.Τ.，1985;W.Treadgold，“The Macedonian Renaissance”，in Renaissance before the Renaissance.Cultural Revivals of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ed.W.Treadgold，Stanford，1984，pp.75－98，pp.191－195.。

利奥的《历史》与中世纪西欧某些修道院编年史或是年代记是不同的。修道院僧侣记录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已经安排好将来的一切……他们只需要感性地记录就够了”［20］78。利奥尽管也遵循了上帝决定论，但他不是被动地等待和记录历史的发生。他更为看重人类在历史中的主观能动性。即在上帝预先命定的轨道上，拜占廷人通过自己的思索和行动，符合上帝的要求，那么上帝便会赐福给拜占廷人。如果拜占廷人犯罪行恶，抛弃美德，不听从上帝的教诲，那么上帝便会惩罚他们，从而改变整个拜占廷人的命运。因此，与其说利奥认为拜占廷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人自己的行动决定的。这就是对宿命论的一种质疑。

利奥对于人类命运的看法很可能影响了后世的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在整部《编年史》中，普塞洛斯极力突出一个观念，即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甚至是历史发展的进程，很多事情并非上帝的旨意而无法违背。关于孤儿院院长太监约翰被米哈伊尔五世流放一事，普塞洛斯极为详尽地记述了自米哈伊尔五世继位之初甥舅二人心里各自的盘算，以及各种意在将对方置于死地的阴谋诡计，直至最后皇帝将约翰流放。我们从中看到的完全是两个权力野心同样膨胀的人争权夺势。虽然普塞洛斯接下来这样影射约翰日后的命运:“因为按照上帝的旨意，命运……毫不间断地给他带来无尽的苦难，直至最后让行刑人向他的眼睛下手，并且极为迅速地让他突然死去”［21］263，但实际情况是君士坦丁九世皇帝登基后将约翰转移流放至米提林岛，后来又下令弄瞎约翰的双眼，最终约翰死于流放地马利卡塔［2］471，477。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约翰的悲惨下场完全来自他先前与君士坦丁九世的个人恩怨，后者登基之后对约翰展开报复，并最终将约翰置于死地，根本不是什么上帝的旨意。

身为生活在10世纪拜占廷帝国的执事官，利奥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去否定对于上帝的信仰，然而在他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人类自身作用的肯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利奥对于宿命论的一种挑战。

综上所述，利奥《历史》中用大量篇幅集中关注人物的形态、性格、内心活动、事业和命运，着重考察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作用，实际上是作者人文意识强化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10世纪拜占廷史学中，已经具备了几个世纪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名师布鲁尼、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的某些思想观念，并由此引发我们对10世纪拜占廷史学的重新审视和评析，以及对拜占廷史学在西方史学史方面贡献的反思和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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