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存

(枣庄学院中文系，山东枣庄 277160)

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中的王朔现象

张伯存

(枣庄学院中文系，山东枣庄 277160)

王朔现象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他勾连着革命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他维系着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市场的新型关系，表征了9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权力、市场、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文化再生产的新机制以及市场和消费主导的世俗欲望，他在市场意识形态的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

王朔现象;90年代;社会转型

王朔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兼具独特性与复杂性的重要现象。本文将王朔现象作为一个特定文本，研究它在90年代初期大众文化兴起时的典型意义和复杂性。诚如学者汪晖所言:“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一部分的文化生产。以王朔现象为例，人们关注的主要不是作为作家的王朔或作为艺术创作的王朔小说，而是王朔作品如何进入当代文化生产，特别是如何进入电影和电视制作过程的。王朔及其群体(如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在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关系中闪转腾挪，宣泄愤懑，弱化社会冲突的尖锐性，制造欲望，而在市场条件下，被制造的欲望又具有再生产的能力。换言之，王朔现象的根本含义是他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①汪晖:《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载《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我们必须追问的是:王朔与各种文化形态之间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复杂关系?他在当代文化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倚重市场、媒体制造出世俗欲望的?他在社会转型期中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历史角色?他“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中”是如何起到重要作用的?

一

作家王蒙较早地对王朔小说及王朔现象给予了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在当时影响较大。他指出:“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亵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②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王蒙的观点表露出他对极左文艺政策肆虐时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他因此对王朔小说中的“亵渎神圣”、“躲避崇高”的文化姿态青眼有加甚至倍加青睐，但这只是一种表象，为什么王朔要采取这样的文化策略，王蒙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和深刻的剖析。

王朔小说的主人公一般是部队大院子弟、干部子弟，这是理解其小说的一个前提。王朔及其所属群体童年、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他们是被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来培养的。王朔曾夫子自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③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从小我最大的欲望是解放全人类。这不是瞎说。我被灌输的这一套东西，不次于人家被灌输的那种人应该正常发展，以及性的那种教育。我一直觉得我对人类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将通过人民解放军完成。”①王朔:《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0页。王朔身上融合了激进的反传统的革命文化立场和北京地域文化的优越感，他曾言:“我的心态、作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②王朔:《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北京存在着一个“大院文化割据地区”，一个源自革命文化的“新北京”，“我认为自己是从那儿出身的，一身习气莫不源于此。到今天我仍能感到那个地方的旧习气在我性格中打下的烙印，一遇到事，那些东西就从骨子里往外冒”③王朔:《现在就开始回忆》，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革命文化是一种革故鼎新的政治文化，它是一种激进的、进步的、解放的、创造的新型文化，是放眼未来、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文化，其源头可追溯到辛亥革命，中间有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文革”期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激进的革命文化推向顶峰，也推向极端和偏至，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新时期”以来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一个“去革命文化”的时代，革命文化逐渐淡出时代生活的中心，时代主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迈向现代化，知识精英的文化意识占据了主流话语。而王朔小说对政治话语的嘲讽、颠覆恰逢其时。那么，既然曾接受革命文化的哺育，王朔为什么要对他所属的阶层反戈一击呢?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王朔们曾经是新社会的精英阶层、红色贵族，心里有一种等级观念和身份上的优越感(这一点在王朔小说中多有表露)，但是，在由政治等级秩序向经济等级秩序转型的过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所享有的政治特权消失了，从政、提干的路堵死了，下海经商又没有精明的商业头脑(王朔早年就有失败的经商经历)，逐渐被社会淘汰，边缘化了，一事无成，成了落拓子弟，他们全部的失意与痛苦、愤懑与彷徨，正产生在这一沦落的过程中，而残存的优越感又使他们拒绝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于是他们成了“顽主”，在“末路英雄”的焦虑情结中游戏人生，在颓废的外表下自怨自艾。这就是王朔创作时的心理机制。而这正迎合了人们对极左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厌弃心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他还是欣赏的，这时他可以说是和知识分子短暂地站在同一个营垒，但他很快就将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精英阶层。

二

嘲讽革命话语、政治话语是有较大风险的，聪明如王朔者不会不知，所以他点到即止，转而将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王朔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批负面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顽主》中的宝康，身份是一位作家，在他身上将文人的虚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德育教授”赵尧舜以精神导师自居，占据道德高地，实则虚伪、自私;《你不是一个俗人》中的关汉雄老师，表里不一，貌似清高孤傲，实则名利熏心;《一点正经没有》中的一位名为古德白的老作家自吹自擂、自戴高帽的行径可以用“厚颜无耻”来概括;《我是你爸爸》中的政治教师刘桂珍，有错不改，滥用职权和话语权，对学生打击报复，蛮横无理，丧失了基本的师德;《玩的就是心跳》中，刘炎的父亲是一个语言学家，他丧尽天良，不断地奸污自己的女儿;《过把瘾就死》中，杜梅的父亲是一个作出贡献的专家，但他为了情人而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凡此种种，通常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作家及专家、学者在王朔笔下黯然失色、斯文扫地，成为遭到奚落、嘲讽、挖苦的丑恶形象，成为虚伪和堕落的象征。王朔消解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准则。

王朔在其小说中不遗余力地攻讦知识分子源于他自身的固有成见，他夫子自道:“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④王朔:《我的文学动机》，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而这种偏见的形成又源于他成长过程中在学校受教育时的心理创伤:“我曾经立誓不做那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这原因大概首先出于念中学时我的老师们给我留下的恶劣印象。他们那么不通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儿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⑤王朔:《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小说《我是你爸爸》中的政治教师刘桂珍毫无疑问是有生活原型的。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站在传道授业解惑的第一线，高尚的品德、完美的人格是社会赋予他们理想的光辉形象，一旦这种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大打折扣，与他们的职业身份不符时，在评价上就会形成很大的心理落差。王朔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就存在着这么一个逆转的心理机制，而他偏偏又不是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因此在其小说中对知识分子污名化以泄愤，极尽嘲讽之能事。

同时，嘲讽、贬低知识分子也是他的一种文化策略、文化姿态，他的反文化精英的姿态甚至可以说是迫不得已，他很清楚自己没喝过多少墨水，文化资本欠缺，装有学问又装不来，于是反其道而行之，攻讦知识分子，以掩盖自身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种精明的人生算计和文坛生存策略。他对知识分子有一个从讨好到嫉恨到谩骂的过程，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精神上是富有者，在话语上是弱者，任凭别人羞辱作践也很难博得人们的同情，聪明如王朔者当然不会不知道，所谓“柿子专拣软的捏”，羞辱知识分子是没任何风险的。

但吊诡的是，王朔通过写作使自己成为了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尽管他也许很不情愿很无奈。他说:“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我曾经想靠讲几句粗话和挺身叫骂阻止自己的堕落，可笑的是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的出口骂的带劲儿。”①王朔:《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从中看出王朔的知识分子化，从他没好好读书、没多少学问、文化资本不雄厚看，他是个“底层知识分子”，而他的出身又培养了他的优越感、豪气和精英意识，于是他成了一名另类知识分子、一个“文痞”。

三

王朔既然有着浓重的文化精英意识，他骨子里就看不起大众文化，在文化心理上并不认同大众文化，甚至还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坦言:“我的文化观仍停留在过去，即认为文化是少数人的精神活动，非工业的，对大众是一个给与、带领和引导的单向关系，而不是相反。”这是典型的精英式的文化观念，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大众文化的弄潮儿，所谓时势造英雄。他对大众流露出一种矛盾心理:“我依旧蔑视大众的自发趣味，一方面要得到他们，一方面决不肯跟他们混为一谈。”②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这就是说，他一方面看不起大众的、市井的世俗文化趣味，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但另一方面又要混迹其中，利用他们，征用他们。这是因为王朔最早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价值能给他带来高额利润，但一个人的文化观念意识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要有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契机和动因，正如王朔所言:“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本来面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几乎和我过去接受的全部‘文化’的概念相悖，认同这个差不多等于放弃‘文化’本身。如果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创作，学会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光看待这件事。”③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在名利诱惑、商业成功和固有的精英文化意识之间，他很快完成了利弊取舍和心理调适，选择了前者。于是，他“在九二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力打手和摇唇鼓舌者”④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他意识到写作有一个市场，出版是一种商业活动，存在着一个流通领域，要追求品牌效应。他坦言:“我这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还没有真正打响……我还需要强有力的广告推介，要打开市场，除了既有的文学人口还要唤醒潜在的文学消费者，用时髦的商业口号说，‘引导消费’‘制造需要’”⑤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由此可见王朔在大众文化市场上精明的生意眼光和商业头脑。他率先领悟了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它是种“文化工业”，有着完整的产销产业链，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需要一番高技巧的商业运作，能带来很高的商业利润，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行当。认识到这些之后，王朔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文化商人，其次才是作家身份。王朔很快找到了创品牌推销自己的终南捷径——搞电视剧。90年代初是电视剧的黄金时代，看电视剧是老百姓主要的娱乐方式，其收视率比较高，他抓住了这个商机，借助电视剧编剧、制作提高自己的名声，在一系列自我营销之后一举成名。

王朔对大众媒体的利用甚至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和接受的限度。“王朔是很会利用大众媒体的，用他的话说‘讲见报率’，除非全国媒体封杀此人，否则骂他的文章也要被他统计到见报率中去”⑥王朔:《我看王朔》，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90年代正是纸面媒体扩版、扩张，开拓文化空间争夺文化市场的时期，王朔乘势而入在全国各地大报小报文化版娱乐版出没，出言麻辣，制造着新闻性话题，吸引读者眼球，媒体这一方面也需要王朔这样的人物来填充急剧膨胀的大众文化空间，从王朔身上能够看出90年代文学的一个新质素，与媒体结盟，相互利用，在宣传和销售方面借助媒体迅速打开市场，而不是像80年代那样搞文学圈子里的“纯文学”。

自八九十年代之交始，没有哪一个作家像王朔那样对大众文化介入这么深的。借助米家山执导的《顽主》、夏钢执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黄建新执导的《轮回》以及叶大鹰执导的《大喘气》，王朔的4部作品在1988年同时被搬上银幕，文学界、电影界、评论界不约而同地称1988年为“王朔年”。自此，王朔风生水起。王朔自云:“1988年后我的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影视的影响。”①王朔:《身后一片废墟》，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他在《无知者无畏》中坦诚地告诉读者，《我是你爸爸》是冯小刚最初的一个电视剧设想，《许爷》是姜文一部电影的构思，《你不是一个俗人》中的很多情节是别人开玩笑时描述过的，《无人喝采》是根据与导演李少红、英达一起创作的剧本改编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也是将集体创作的剧本改写成小说的。此外，王朔还参与了多部影视剧的创作:《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等等。在根据他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还一试身手，圆了演员梦，扮演一个造反派头头，他还跟着导演姜文找投资人，1995年该片在上海首映，王朔更是以演员的身份参加了首映式。②王朔:《〈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载《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1995年，王朔和朋友成立了一个“时事公司”，试图真正按照商业规律运作，开辟大众文化市场，按照类型化、模式化、流水线方式组织人力编写剧本。但是，和大众文化的蜜月期一过，他很快感到了厌倦、无聊，他脑中潜伏的精英文化意识开始抬头，于是乎，他急流勇退，终结了和大众文化互相利用的关系。但不能不说他取得了商业成功，在政治道路幻灭后，一种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他的生活理想，他利用自己的一系列商业化行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如他所云:“我写小说就是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③《王朔访谈录》，《联合报》1993年5月30日。这一表白打上了世俗化、商业化时代的烙印，充满对世俗欲望和商业成功的无比期待，暗合了新兴的市民阶级、经商群体的世俗心态和文化诉求。王朔嘲讽任何理想追求、精神价值和思想深度，而将个人在市场化社会中的野心和欲望膨胀无所顾忌地展示出来，这是对赤裸裸的金钱、物欲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幸福生活的膜拜和向往。这种经济功利主义的写作态度及其在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传达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大众心理和意识，对90年代以来的一种新意识形态的营构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

王朔现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经济转型期的文化现象。王朔现象维系着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市场的新型关系，填充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鸿沟，表征了9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权力、市场、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与社会再生产的新机制，而它也往往推动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可以说，在王朔身上牵引出、勾连着革命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三者在他身上汇集，形成一个扭结点，革命文化是他的成长记忆、精神胎记、文化心理和小说中的暗影，精英文化是他自觉拒斥、视作对立面并最终认同的文化立场，而大众文化则是他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前恭后倨、始乱终弃的文化场域。王朔先期传达了大众文化的商业特质和属性，在某种意义上，不自觉地充当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代言人，表达了他们的精神诉求，表征了90年代兴起的市场和消费主导的世俗欲望。90年代后期以后，大众文化逐渐定型、稳固、成熟，文化的分流趋于清晰、明朗，王朔这种各路通吃、左右逢源的大众文化英雄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日益缩小，再加上其创作面临自我调整和转型，逐渐回到生命的源点，面向自我的心灵写作，不再考虑现实的名利(如《看上去很美》)，他的社会影响力逐渐消褪。

I206．7

A

1003－4145［2011］11－0056－04

2011－09－15

张伯存(1968—)，男，山东枣庄人，枣庄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批准号:08BZW060)阶段性成果，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专项资金资助(资助编号:200803082)成果。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