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涛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6)

静观西方史学热潮
——评王晴佳教授近作《新史学讲演录》

张文涛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6)

旅美历史学家王晴佳教授的新作《新史学讲演录》主要讨论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史学界的发展变化。该书对于研习西方史学，反思史学发展之路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化认同 文化差异 跨文化 全球化 种族中心主义

《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旅美历史学家王晴佳教授的新作，据其近年来在国内一些名校演讲记录整理而成。内容主要讨论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史学界的发展变化。该书对于研习西方史学，反思史学发展之路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知己知彼”与“身在曹营心在汉”

要对西方史学达到知己知彼般的深度认识，并非易事。两种不同文化碰撞时，身处其中者往往会经历从妄自菲薄到夜郎自大、再到知己知彼的整个过程。这个心理过程对于我们中国学者审视西方史学，是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的。一百多年前，中国新史学革命的旗手梁启超刚接触到西方近代史学时，奉之以为神。在梁氏一些激情澎湃的文字中，西方近代史学几近俟之百世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而中国传统史学则似乎除充当二十四帝王之家谱外，几乎一无是处。在梁氏时代，某些看法虽矫枉过正，然毕竟起到振聋发聩之功效。但在今天，一些中国学者仍对西方史学亦步亦趋，完全奉若神明，就有些过分迷失自我了。

与上一种认识正相反，还存在另一种粗略了解后过分自我膨胀的现象。近些年来，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听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偏颇地点评西方史学。有人曾十分惋惜西方史学过分“细碎化”，似乎西方史学已经江河日下、穷途末路。另有人则从我们传统史学中找出了各种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元素，如进步史观、科学化方法、批判性研究等。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史学不仅具备这些特征，而且比西方更早。相较之下，西方史学好像就“黯然失色”了许多。

上述妄自菲薄与夜郎自大的心态，不仅无法使我们对西方史学发展具有更为深入透彻的认识，也无助于反思今日东西方史学共同遇到的一些难题与挑战。平心而论，造成这种状况有复杂的客观成因。在学科分化程度很高的今日，许多学者只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要对中国史学有深入的了解难，要对西方史学有深入的认识更难，要对中西史学都有精深研究则难上加难。

真正具备兼通中西史学的学者实如凤毛麟角，王晴佳教授便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在他以往的著作中，既有专门研究西方史学的《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等著作，又有专门研究中国的《台湾史学五十年:传承、方法、趋向，1950－2000》，以及中西比较著作《后现代与历史学》等，可谓出中入西，中外兼修。王教授书中用“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自己与西方史学新潮流的隔膜感，这是谦辞。读者在书中感受到的不是作者对西方史学新趋势的隔膜，而是如数家珍般的熟稔。与许多身在“曹营”心在“汉学”的诸多其他华人学者不同，在国际史学理论界有相当影响的他是实实在在的知己知彼。王教授又是真正的“心在汉”。在他看来，研究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史学界新潮，正是为了“知己知彼”，在于如何找出其弱点并加以批评和克服。作者时时不忘提醒读者不要“随大流”，人云亦云。在《前言》中谈到新文化史研究对中国史的影响时，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而令人扼腕的是，许多在美的中国学者、甚至在中国的史学家，也追求时髦，参与了这一解构的工作，并为之提供注脚和作料。问题是，西方自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建立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强权，现在遇到了危机，需要进行解构和反省，而中国逋从受压迫、受欺凌的境地中走出来，正想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解释框架，我们何必也依样画葫芦，自我解构，自毁长城?”(第11页)拳拳“在汉”之心，殷殷“在汉”之意，跃然纸上。这些感触很深、发人深省的文字，不是在“曹营”研究“汉学”者所轻易写得出来的。因而他之成为国内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断不是寻常学者所能做到的。

因为知己知彼，因为“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该书有着特别的意蕴。作者在述及余英时一节中写道:“他或许更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当代传人，因此中文写作不是仅仅为了省力，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也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不屑。”(第12页)大概这段话也蕴含着作者夫子自道的深意。细心的读者若能从文中屡屡触及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照中做一番思考，相信会有很多意外收获。

二、“举重若轻”与“分量十足”

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内容非常厚重。若按照国别来论，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都是史学重镇，都产生过一批有国际声望的大历史学家、出版过无数有广泛影响的历史学名著。若按照流派来论，兰克学派、年鉴学派、新社会史、计量史学等都曾领一时风气，方法多样，理论层出不穷。若按照研究对象来论，文化史、经济史、民族国家史学、文明史、心理史学、环境史等都是学者们耕耘不辍、果实丰硕的园地。若从历史哲学层面来说，有进步论、退步论、循环论、消解论等诸种历史观念和学说，等等。这些既是新史学趋势的背景，也为之提供了充足的土壤和养分，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新史学本身也是名家名著如云，思想极为丰富，单就海登·怀特而言，就会给研究者的阅读和写作带来许多困难。如何叙述新史学确实是个难题。作者却举重若轻，化解了这个难题。这个“轻”字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文字非常精炼。全书仅用十万字左右的篇幅，就为我们勾勒出新史学的种种趋向、主要内容特征以及遇到的困境等重要问题。其次，叙述非常流畅。除第一讲外，剩余七讲无任何脚注和尾注，虽涉及大量著作与观点，但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如同一气呵成，毫无生涩费解感。这固然有源自讲座的特性，同时也充分说明作者已经将新史学的种种化成胸中成竹，可随时写意泼墨。再次，巧妙的剪裁是叙述成功的重要原因，在此要多说几句。

第二讲“‘大写历史’的兴衰”与第三讲“当代史学的困境”是认识当代西方新史学的两个重要知识储备。尤其是第二讲，仅仅用一讲篇幅就画龙点睛般地勾勒了西方近代史学数百年的兴衰，其中很大笔墨是关于基督教与史学的关系。对于西方史学发展了解不多的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些阅读障碍。什么是“大写历史”与“小写历史”，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为何要讲基督教?“大写历史”为何会衰落?

作者在书中做了明确阐述，“大写历史”是指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和总结，换句话说，研究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属于本体论。“小写历史”则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即历史学家如何获得对历史更为客观的认识，属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国内学界一般称前者为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小写历史”历史悠久，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属此类，但那时的历史学家，是不追问历史规律的。“大写历史”要到文艺复兴之后才出现。维科的《新科学》所以受到推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基督教的起源与末日审判观念中受到启发，从而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哲学式的思考，“大写历史”自此逐步浮出水面。“大写历史”是西方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重要区别。经伏尔泰、孔多塞、赫尔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努力，加之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得“大写历史”中的进步史观在19世纪取得压倒性的影响。“小写史学”始终处于“大写史学”的荫蔽中，也可以理解成王晴佳教授所说的“成为一体”(第26页)。兰克就是合二为一的典型，这也是理解兰克本人二重性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与“大写历史”有关的理论被后人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小写历史”有关的理论被称之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20世纪前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西方的相对衰落，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人对“大写历史”的信心，这是“大写历史”衰落的一大原因。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卡尔·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就体现了这一时期西方代表性的历史观念。“小写历史”虽然也受到历史环境影响，但认识本身的讨论，才是其当代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中语言学理论起到主要影响。第三讲叙述后现代主义源起与后现代史学特征，并述所遇到的挑战。作者另一本著作《后现代与历史学》中已有更多深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照阅读。本书中再次引述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的一段话(第38页)，表明作者对“大写历史”仍旧持有一定的信心。

第四讲“新文化史的兴起”与第五讲“新文化史的特征”是对史学热点新文化史的剖析。作者并未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等做出明确界定。这恐怕对很对人而言可能是个缺憾。我想这正是作者照顾听众或读者而作的巧妙安排。一则很多学者已经有多种对于文化的著名界定，如马林诺夫斯基、爱德华·泰勒、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引述过多定义会扰乱读者对研究内容和趋向的理解。二是新文化史本身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仍然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轻易的界定会显得捉襟见肘。作者在与新旧文化史的对比中，在对史学趋势的分析中，结合历史学家和具体著作叙述了新文化史的兴起和种种特点。以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为代表的旧文化史，注重的是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第44页)，或用彼得·伯克的话来说，是描绘“时代的肖像”。而新文化史著作，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等却更为注重“研究和叙述本身的精致和精彩”(第47页)。作者认为，一部新文化史的成功，必须要有精彩的题材、巧妙的构思和生动的文笔这三个要素(第65页)。这几点也是新文化史著述的典型特征。

历史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作者给出了几个解释:从理论发展看，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历史叙述与“大写历史”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妥协物，代表人物如拉杜里(第47页)。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直接导致了新文化史的兴起，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如格尔茨(第55页)。从研究视角看，关注重大事件中为人们忽略的语言文化、以及关注边缘和为前任所忽视的领域，对新文化史有引导作用，代表人物如林恩·亨特(Lynn Hunt)(第60页)。从研究对象看，注重下层与微观，代表人物如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第61页)。这些解释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出现新文化史趋势的多种原因。

尽管新文化史繁花似锦、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为我们理解历史增加了许多有益的内容。正如作者指出，新文化史家尝试恢复被科学史学所磨掉的史学原来具有的文学和艺术成分，也是后现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许多论著的主要意图。“新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都走得有点过远，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历史解释在史学著述上的重要地位，而将这一工作拱手让给了政治学家、未来学家等。”(第66页)这一段话，是我们研究新文化史时应当深思的。

由以上粗略的评述可以看出，该书的分量是很足的，讨论的都是一些大人物、大著作、大趋势、大问题，并且提供了不少有创见的新观点。

三、何时能走出民族国家史学?

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从微观讨论史学趋势的意味，那么本书第六讲“走出民族国家史学”则明显从宏观角度作了一些考察。如书中所言，新文化史的兴起，是挑战了自近代以来民国国家史学主持史坛的局面。王教授从民族国家史学范式的形成，以及其对于民族意识的陶铸，到今日存在的种种弊端，对民族国家史学作了细致的考察。

王教授认为，民族国家史学有三个明显的弊病:其一，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只是欧洲历史的产物。如果按照民族国家史学的形式，研究印度和非洲等国家的历史发展，显然就有牵强附会、以今度昔的状况。其二，民族国家史学所提倡的历史观念，其根本就是一种目的论，就是用现在的目光考察过去，并进而塑造过去，使之成为一种理所当然。其三，民族国家史学，归根结底就是西方中心论在历史著述上的集中反映。如果要突破西方中心论，显然就有必要走出民族国家史学的规范(第80、81页)。正是由于这些弊端，欧美学界对于跨民族(transnational)、跨边界(cross－border)的研究，在各个学科都十分活跃。

既然如此，何时能走出民族国家史学?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并不容易。

最近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有一本《老师的谎言》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关注。书中用翔实的材料对美国众多历史教科书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处理上，作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按照洛温的考察，美国历史教科书至少有三种极为明显的做法令人反感。

一是粉饰。如教科书无一例外把哥伦布描绘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英雄，淡化先前探险家的重要性，捏造了航程的艰辛，大多不提哥伦布是如何对待新大陆上的土地和人民的。在加勒比海地区，哥伦布奖励副官们奸淫土著妇女，对冒犯的印第安人使用酷刑，割下他们的耳朵或鼻子。正是从哥伦布开始，欧洲人疯狂掠夺美洲土著的土地、财富和劳动力，导致那些居民近乎灭绝和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的出现。正如作者所说，歌颂哥伦布乃是白人历史、而非美洲历史的典型特征。

二是诋毁。如对于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处理上就是如此。布朗是美国内战前主张用武力解放奴隶的激进的废奴主义者，1859年10月16日组织武装起义，失败后被处以绞刑，是美国建国后第一位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的美国人。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事件之一，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在作者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除一本略带同情外，9本书的态度是公开仇视，另外8本也持否定态度。《美国历史》认为，布朗可能真有精神病。《美国之路》说，布朗后来被证明精神有问题。2006年出版的《美利坚盛典》称，布朗的13位近亲，包括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曾被认为有精神病。更为荒唐的是，该书还说布朗的杀戮玷污了争取自由土地的事业。教科书宁可相信是布朗病了，也不会相信这个国家病了。

三是回避。在面对既不能美化，也无法诋毁的历史事件时，教科书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回避。在越南战争的处理上就是如此。洛温为大学生讲历史课时，曾做过一个测验，要求学生回答谁在越南打仗?有近四分之一的人说交战双方是北越和南越。这种结果不是学生的错，而是中学教科书刻意回避问题造成的。对于美国为什么出兵越南的解释上，《美国的经历》的叙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只用了两句话“20世纪50年代末，越南战争爆发了。这次美国选择支持南越政府。”《自由的挑战》为教师推荐的答案表明，教科书作者们并不真的希望学生去思考为什么美国卷入战争，他们只是重复约翰逊总统为狂轰滥炸提供的理由:“为了向越共及其同伙北越证明，他们不可能赢得战争。”对于越战中著名的梅莱大屠杀，大部分教科书从来没有提及。至于在越南国土上洒下的700万升落叶剂，以及造成的巨大生态灾难，教科书更是踪迹全无。

在新史学如此发达的美国，历史教科书尚且为民族国家的形象而曲解历史，其他国家自然更不待言。我国学者顾颉刚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过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些石破天惊的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不可估量的方法论意义。胡适盛赞收有以上文章的《古史辨》第一册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然而，即使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历史书籍中的各种民族国家神话仍旧层出不穷。

可以说，美化民族国家历史，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是当今世界各国历史中普遍存在的通病。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真是令人对是否能走出民族国家史学充满疑问。王晴佳教授在反省民族国家史学时，有句话说得好，“知识体系和学科建制，并不是客观的、科学的。相反，它们都反映了一种强势文化的优势，抑或文化的霸权。”(第81页)尽管民族国家史学这一史学范式已经并不时兴，其本身也存在多方面的缺陷，新文化史等也给其带来挑战，但要真正“走出”，恐怕仍然任重道远。“走出民族国家史学”与其说描述了一种趋势，不如说更多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愿景。

四、全球史的困惑

本书第八讲为“全球史和史学的前景”，讨论了西方正方兴未艾的全球史。

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中外学者有些不同看法。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①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世界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②郭小凌:《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载于沛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页。以这种观点看，全球史当属“大写历史”无疑，秉承了传统“大写历史”的历史观念，试图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另有一种看法认为，全球史是一种历史编纂方法。“全球史有其理论，但这种理论属于历史编纂方法论，确切地说是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美国当代‘全球史’代表人物之一本特利在说到‘全球史’时，也屡屡指出‘它是一种方法’。”③刘新城:《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页。显然，这是从“小写历史”角度认识全球史。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反映出全球史的一种内在困惑。

为什么会有这种困惑?王晴佳教授为调谐二者的“大写历史的再生”说提供了一种分析。他认为，全球史主要目的是为全球化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定位，指出和分析其意义。在这一意义上看，全球史可以视为是“大写历史”的复苏和再生。说它是再生，是因为这一“大写历史”与以前兰克等人所创立的、以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竞争为主线的“大写历史”迥然不同(第105页)。如王教授所言，当今的全球史，与以前的宏观历史或世界史的研究，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史家不是一定要对总体历史的趋向，做出笼统的概括和规律性的预测，而是可以就一些在某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出现的现象，做跨文化、跨地区的比较研究，以获取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第109页)

事实上，这二者看上去也是个悖论。既然不一定要对总体趋向做出笼统概括和规律性的预测，史家对当代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大变局，不可避免会出现王教授所说的“失语”现象(第102页)。上世纪末引起强烈反响的两本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都是笼统性的概括和规律性的预测。没有这一点，全球史很难做到为全球化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定位，就谈不上成为“大写历史”。这个内在矛盾，需要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历史学不能只是充当事后诸葛亮，需要为人类历史的未来提供一些思路。

西方近代以来的世界史观念发展大体可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至20世纪以前，这个时期的世界史观念主要是一元的、进步的和乐观主义的，思辨多于分析，并通常带有目的论指向，可称为“哥德巴赫式猜想”式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一是分析性的批判，二是思辨性的重建，实质是对普遍史观念所作的反思，可称为“哥白尼式革命”式的。20世纪下半叶以降为第三阶段，表现为全球史观，可称为“哥伦布式交流”式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一方面表现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论张力的逐步减弱。①张文涛:《一种关于世界史观念的历史考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全球史若要真正实现“大写历史的再生”，必须要提供更强的理论解释力。

作为提供给高校学生的演讲，最为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宏观视野，使听众在短时间内对该领域有概貌式的了解，并且能保持审慎的独立思考与甄别能力。这就使演讲者不能对许多重要问题做过于详尽的阐述，因而阅读本书不免会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对于听众或读者，这应当算是好事，正可以成为激发继续研讨的一种动力。

K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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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1］11－0036－04

2011－03－28

张文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

(责任编辑:蒋海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