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晶晶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

建安公宴诗是曹魏集团邺下诸文士在参与曹氏父子所主持的宴会时所创作的诗歌①。这类诗歌以描写宴会欢娱场面，抒发游园赏景之乐以及称颂恩德为主要内容，后人多据此贬斥建安公宴诗，否定其在思想、情感上的价值。清人田雯评论说：“《公宴》诸篇，一望黄茅白苇，此昔人所云‘萧统简辑过冗而不精，刘勰叙论阙略而未详’也。”［1］（P696）又清贺贻孙批评更为尖锐：“《公宴诗》，在酒肉场中，露出酸馅本色。寒士得贵游残杯冷炙，感恩至此，殊为可笑；而满篇搬数他人富贵，尤见俗态。”［1］（P156）但细读建安时期的公宴诗后发现，前人的评论有失偏颇，建安公宴诗中的思想感情是复杂深沉的，美酒佳肴、游园赏景不过是他们超越自我，追求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形式，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作为曹氏僚属的诗人在参加宴会时内心充满矛盾，既有历经漂泊后终有所托的喜悦之情，也有不被曹氏重视的忧怨与烦闷，这些情感真实地再现于建安公宴诗中。本文即试图通过对几首建安公宴诗的解读来还原建安时期诗人们真实的情感状态。

一

建安诗人因身处乱世，大多经历过漂泊流离的生活，见识过“白骨露于野”［2］（P347）的惨状，痛苦的经历一方面让诗人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们匡扶社稷、建功立业的雄心。因此，在许多公宴诗中诗人常将慷慨之志与悲凉的哀思交织在一起，形成既矛盾又和谐的艺术效果，展示了建安文人深沉复杂的思想。以曹植的《箜篌引》［2］（P347）为例，便可以见出建安诗人的复杂心态。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求。

这首诗是曹植青年时期作品，大概写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到二十一年（216年）间，曹植时为平原侯，此期他一直深受曹操的宠爱。因此，这段时间应是其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而其诗中也确实表现了这一点：置酒高殿之上，围绕自己的都是亲朋好友。在美酒佳肴，清歌曼舞中，宾主举杯互酬，一时满座尽欢。然而，诗人很快感到这种“盛时”终难抵光景的流逝，现在的华屋高堂将来也许就零落为荒芜的土丘，想至此，不禁满怀忧愁。不过想到先民们谁能不死呢？所以只能安慰自己要乐天知命以免忧愁。在这首诗中，人们看到诗人虽沉醉于飞觞交觥，秦筝奇舞中，然时时以求纳贤德，建功立业为念。但想到生命的迅速流逝，人生的变化无常，想到个人的任何抱负都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一种外在信念和人生目标的失落感，一种对生存境遇的忧患和生命意义的怅惘便在诗人的心灵中弥漫。这种“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2］（P459）的复杂情感在曹丕的公宴诗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他的《善哉行》（前题铜雀园作）［2］（P393）：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拊者激微吟。淫鱼乘波听，踊跃自浮沉。飞鸟翻翔舞，悲鸣集北林。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清角岂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弥弦且自禁。

这首诗本是描写一场宴会的热闹与欢愉。诗人用铺排的手法写出宴席之丰盛，歌舞之盛大，并用淫鱼听音，飞鸟翻翔来显示音乐之美，舞姿之妙，此时应该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然而诗人却忽然感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曹丕内心这种深重的忧戚之情源于其人生的经历与自身独特的情感体验。曹丕生于中平之际（184年－189年），长于戎旅之间，多次随父南征北战，亲身经历了征伐的艰辛困苦，其诗《陌上桑》中对征夫“寝蒿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2］（P395－396）的 困 顿 生 活 及 哀 伤 的 心 理 描 写渗透着自身的体验。《黎阳作诗》一诗写尽了目睹故居顿倾，荆棘丛生，果园霜露凄零后的强烈厌战之情。很显然动乱的社会，人生的艰难时刻冲击着他的心灵，使他的情绪常处于哀伤状态。而作为曹操的次子，曹丕本可以按传统成为曹操的继任者（曹操长子曹昂早亡），以实现自己“载主而征，救民涂炭”［2］（P399）的宏愿。但曹操对曹植的喜爱及长时间在立太子上的犹豫态度，则使曹丕不得不忧惧。所以，在众宾欢坐的宴乐里他会为自己才德不足而担心，会因时光流逝功业无成而悲叹，这种慷慨的激情与内心的悲伤交织在一起，展示出诗人内心最深沉复杂的感情。傅刚先生认为曹丕对情感的体验在那个时代是一流的［3］（P16），从这一意义上说曹丕公宴诗中所表现出的建安时期的欢乐与悲伤也就最为典型。其它如曹操《短歌行》在嘉宾满座时对朝露般易逝生命的悲叹，陈琳《游览诗二首》于众友高会中独自离去的哀伤，都展示出建安诗人在慷慨洒脱背后内心深处的忧伤。

那么，人应该怎样面对这种悲怆忧伤的心理现实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而不至于陷入无谓的忧伤呢？建安诗人们努力寻找着解脱的方法，并在公宴诗中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如曹丕在《大墙上蒿行》［2］（P396－397）诗中写道：

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鲙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卮，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

既然岁月飞逝如白驹过隙，那么又何必自苦，使心悲伤呢？要是今天还不及时行乐那生命可就转瞬即逝了。所以，他们或对酒当歌，或秉烛夜游，或慷慨时激昂，或逍遥步西园。总之，他们信奉的是“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2］（P400）。建安诗人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绝不是单纯追求享受的颓废与放浪，而是在发现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后的另一种追求与超越，即扩大生命的容量，追求精神的满足与内在的快乐，尽管这种满足与快乐是暂时的，但毕竟使个体生命透出亮色和希望。曹丕《善哉行》（于讲武堂）《于谯作》、《于玄武陂作》，曹植《赠丁仪》、《送应氏诗其二》、《侍太子坐诗》，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其一》皆于欢乐的宴会中抒写着对兄弟亲情，真挚友谊的喜悦。曹植《斗鸡篇》，刘桢《斗鸡诗》、《射鸢诗》，应玚《斗鸡诗》则充溢着生命的激情，刘桢《公宴诗》，应玚《公宴诗》描写酒酣耳热之际的赋诗与辩论展示着文人的风雅，就是像曹丕《夏日诗》、曹植《芙蓉池诗》、王粲《杂诗二首》、陈琳《宴会诗》这些单纯描写宴酣之乐和自然美景的诗中也自有一种奔腾激荡的情感萦绕其中，那正是诗人在历经大动乱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具有生命思考色彩的激动，是人们向往安定生活的社会心理的一种自然表现，它显示了推动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时代”到来的一种内在精神动力即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思考与积极的实践。而这种精神在建安公宴诗中得到充分体现，作为这种精神载体的建安公宴诗应该得到后人的承认和肯定。

二

建安公宴诗最为后人诟病的不外乎其中的歌功颂德之作，明人钟惺、谭元春说：“《公宴》诸作，尤有乞气。”［4］（P318）清人方东树评价王粲《公宴诗》说：“仲宣工于干谄，凡媚操无不极口颂扬，犯义而不顾。”［5］（P69）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诗人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些述恩荣之作绝不是软媚取容，毫无真情的，而是历经磨难的诗人对符合自己理想的君主的真挚赞美，是对未来建功立业理想可以实现的无比喜悦。以王粲《公宴诗》［2］（P360）为例，他在诗中写道：

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弈世不可追。

其诗中对“贤主人”的热切期许，希望曹操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扶汉室于微弱之时溢于言表。王粲出身于世族官僚家庭，其曾祖王龚、祖父王畅都曾位列三公。其父也做过何进的长史，可以说他是典型的贵族子弟。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王粲“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6］（P175）。那时王粲已被授予黄门侍郎的官职，但王粲决然放弃了这样的机会，而去了遥远的荆州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然而充满建功立业想法的王粲却遭遇到了人生中最痛苦的磨难，史书载王粲因为“貌寝而体弱通侻”［6］（P175）被刘表所轻，一直得不到重用。王粲也因此在荆州孤独寂寞地生活了15年，并且时时忍受寄人篱下，壮志难申的痛苦。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刘表病死，其子刘琮继守荆州，王粲劝刘琮归顺曹操，并因此被曹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这时，王粲才开始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而人们对王粲在《公宴诗》中对曹操的感恩与祝颂也于此能得到理解。又如，应玚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2］（P383）：

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简珠堕沙石。何能中自谐。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为且极欢情，不醉其无归。凡百敬而位，以副饥渴怀。

此诗以旅雁自比，大雁的哀鸣远翔正如诗人在战乱中的流离转徙，而常恐毛羽摧颓，身陨黄泥的惶恐和不安，正是汉末动乱中人们普遍的心理写照。同时，自视甚高的诗人不愿混迹于污浊之流，如珍珠杂于沙石，但良机难遇，高蹈无路。所以，当曹丕兄弟宴饮文士，赠诗慰问时诗人才会因终有所托而激动，才会写下赞颂的欢歌。此外，邺下时期是北方经济迅速恢复时期，曹操的屯田政策，不但解决了军粮问题，也使百姓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面对这样一个战乱之中相对稳定、繁荣的环境，感情丰富而敏感的诗人们自然会由衷地歌唱其创造者——曹操。更为重要的是曹操出于政治及自身对文学的喜好，广泛罗致众多文学之士，依才干分别授予“军师祭酒”，丕、植兄弟的属吏多因此被委以高官。建安诸子还与曹丕、曹植兄弟关系密切，诗人们与丕、植兄弟之间有大量书信往来，在日常宴会游处中也非常亲密，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写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7］（P591）如此，不难看出建安诸子对曹氏政权确实是满怀寄托和感激的。公宴诗真实再现了诗人终有所托，建功可成的喜悦之情，其真实的情感不该被否定。

但是，建安七子终只是曹氏的“雍容侍从”［7］（P566）与曹魏政权文化繁荣的点缀。曹丕虽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7］（P702），但在提到今之文人时，却绝口不提自己和其父其弟，王瑶先生说：“这绝不是自谦，而是‘自尊’。”［8］（P28）因为当时虽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但文学之士仍处于尴尬地位。他们虽不再被以倡优蓄之，但终只能是雍容侍从，与那些手握重权，出谋划策的大臣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建安七子中职位最高，最受器重的王粲也免不了要受到与其平级的其他侍中的奚落②，从中可见文人身份的尴尬。曹氏一方面对文士极为恩宠，另一方面又不使文士参与重大政事的态度，使心怀壮志却壮志难酬的文人们内心充满了痛苦与挣扎。因此，在参加公宴之时诗人们普遍具有种忧愁的心情，可谓郁结于心，挥之不去。这些情感真实地反映在公宴诗中。如王粲的《杂诗》［2］（P383）写道：

日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上有特牺鸟，怀春向我鸣。蹇袵欲从之，路险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风飚扬尘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人欲天不违，何懼不合并！

夜游西园本该是悠游自在的，然而诗人却满怀忧思，偶遇一只鸣鸟竟不自禁地停步伫立凝望，直到风尘突起才惊觉白日已冥。为什么诗人对一只小鸟会如此上心，显然这只鸟让他想到了自己。小鸟囿于园林正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壮志难申，虽然他在诗中写道“人欲天不违”，认为曹氏不会亏待自己，但其中的不满已经显露于诗中。也让人们看清楚了诗人内心的挣扎。再如陈琳的《游览诗二首》［2］P364其一：

高会时不娱，羁客难为心。殷怀从中发，悲感激清音。投觞罢欢坐，逍遥步长林。萧萧山谷风，黯黯天路阴。惆怅忘旋反，唏嘘涕沾襟。

这首诗中的悲凉与伤感之情则更为直露。为什么在众宾高会之时，诗人却强乐无味？为什么凄清的音乐更激发了诗人内心的悲凉？在逃离了欢乐的宴会，独自徘徊于树林之中，甚至无法把持，只有借痛哭才得以宣泄愁思？如果考察陈琳此时的处境则不难理解他的痛苦和无奈。陈琳在汉末灵帝时就已出仕为大将军何进的长史，秩一千石，地位不低。何进被宦官所杀，琳避难冀州，为袁绍撰写了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痛快淋漓地痛骂了曹操，袁氏败，琳归操，曹操虽爱其才并没有追究，甚至一度对其厚加封赏，但曹氏对他的信任与感情却不如其他诸子。张溥评陈琳诗：“在建安诸子中篇最寂寥，子恒兄弟亦少酬赠，元瑜伤寡妇，仲宣好驴鸣，没而系思，不可得也。”［4］（P302）曹丕因同情阮瑜早逝，让诸子共同撰写《寡妇赋》，王粲好听驴鸣，他下葬时曹丕命在场人均作驴鸣送之，其他诸子都与丕、植兄弟互有赠答或书信往来，唯有陈琳酬赠最少，且受到两兄弟各自的批评与嘲讽，由此隐约可见陈琳尴尬的处境。了解了这些，读者对这首公宴诗中的生世不谐之意，迟暮无聊之感才能深刻体会。此外，刘桢《杂诗》中对“沉迷簿领间，回回自昏乱”［3］（P302）的忙碌文墨生活的厌烦，应玚《斗鸡诗》中“戚戚怀不乐，无以释劳勤”［3］（P384）的些微牢骚，都隐约透露出对曹氏的不满。这些公宴诗因多写诗人自身的忧愁烦闷，故而最为真实，也最容易打动人。

综上所述，建安诗人们因时代的动乱和自身不同的经历，对人生、生命在情感表现上是真实自然的，在思想上是慷慨悲凉的，而正是这种健康积极的思想和情感表现，使公宴诗成为建安时期的重要诗歌类型，也使得建安公宴诗成为后世文人欣赏和学习的典范，从而对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 释：

① 本文以黄亚卓：《汉魏六朝公宴诗研究》中所论36首建安公宴诗为论述对象，这些诗分别是曹操1首，曹丕9首，曹植10首，刘桢5首，王粲4首，应玚4首，陈琳3首，阮瑀1首，均见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② （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十三》载：“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常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

［1］ 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

［4］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 陈寿．三国志［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7］ 萧统，李善．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