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40多年前，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3如今同样的问题摆在了中国的面前。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加快了城市化、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前进步伐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给沿袭千年的农村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对陕西三个村落的实地调查，期望能够说明：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村落是如何变迁的？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变迁类型呈现怎样的状态？国家力量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如何？村落中的市场化、城市化与农业技术因素是如何积累、扩展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一、村落变迁的类型

杨凌示范区地处陕西关中，区辖5个乡镇与1个街道办事处，71个行政村，122个自然村。总面积135平方公里，目前城市建成区约16平方公里。总人口19.51万，其中，城市人口7.42万，农村人口12.09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1.97%[2]。陇海铁路及西宝高速公路纵穿全区，交通极为便利。就自然环境而言，地势南低北高，依次形成三道塬坡，海拔435-563米。境内塬、坡、滩地交错，土壤肥沃，适宜小麦、玉米、薯类、苹果、猕猴桃等作物生长，属暖温带季风半湿润气候。就历史文化而言，杨凌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详地，5000多年前农业始祖后稷就在此教民稼穑、树艺五谷。1934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发起建立了西北地区最早的农业高等学府——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杨凌成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目前在杨凌农村存在三种类型的村落：①设施农业型村落(如X村)。08年以来，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背景下设施农业从无到有迅速培育起来并实现了规模化发展，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逐年提高，职业分化与专业分工越来越明晰。种植的品种主要有圣女果、番茄、黄瓜、卷心菜和西瓜等蔬菜瓜果类，而传统的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②自然经济型村落(J村)。农户手里还有一份土地，但因人均耕地面积较少，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多从事二、三产业。平时村中能够看到的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务农，16-35岁之间的年轻人倾向于到东南沿海或是西安、宝鸡等大中城市从事建筑业、电子业和服务业。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初中一毕业(初中文化程度的占83%，高中占13%)就加入外出务工的行列，基本上没有务农经历，对农业生产不熟悉，对乡村生活缺乏感情，只是在春节期间短暂回家过年。可以说，工厂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将他们与村庄生活割裂开来，如果条件一旦成熟或是机遇降临，他们将是“市民”的潜在后备军。③失地型村落(M村)。09年以来，杨凌示范区加快了城镇化的建设步伐，陇海铁路以南的李台乡下属的14个行政村全部位于城市规划区，2013年，14个行政村将全部实现整村迁移集中居住，所以，李台乡又被戏称为失地乡。目前，该区域已建成了温馨和景苑2个住宅小区。按照拆迁安置办法，对在册的农业户籍每人按40平方米的标准进行置换，并与居民身份转换、社区居民委员会转换同步进行；2014年李台乡将改制为街道办事处。2011年5月，杜家坡、穆家寨、淡家堡3个行政村共361户村民先行上楼，延续千年的“鸡犬之声相闻”的村落共同体随之解体。

二、村落变迁的驱动力

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就是一个观察变迁的巨大“实验室”，但是，学界对于地方社区变迁的动力研究却并不多见。通过对陕西三种类型村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制度、市场与农业技术是村落社会变化的三股主要力量，其中，制度力量是指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各项政策，市场力量是指工商业对农村的进驻，农业技术则是指设施农业技术；不同类型村落受到的作用力各不相同，X村和M村分别受到的来自于外部的技术与制度的作用力最大，尤其是M村产生了剧变，J村的渐变主要来自于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一)制度力量

在村落变迁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因其特有的优势资源而率先登场并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作为一个典型的“有计划社会变迁”的国家，政府充当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在技术推广、村民贷款、土地流转、组建合作社等方面无处不显示其强大的作用。

政治化运作的核心问题是土地。杨凌农村地区人均土地面积只有0.76亩，既难以产生规模效应提高农民收入，也难以取得城市化建设用地。另一个问题是，建设园区的土地在哪里？示范区不同于全国任何一个县级或县级以上政府所辖区域，有国有农场或林场。土地全在农民手中，只有采取农民自愿的方式才能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当地政府通过“合并改向、企业租赁、反租倒包、自愿互换、入股合作”5种流转模式，先后完成了3个乡镇、31个行政村、8000余农户的土地流转。截至目前，全区共流转土地2.76万亩，其中，X村累计流转土地980亩，土地流转率达到了67.7%[3]。对于失地型的M村，实施的是农村宅基地整村整组搬迁和承包地整村连片流转，即农民放弃宅基地和土地以换取城镇的住房、养老、医疗等居民待遇和社保政策。

示范区通过土地流转改变了土地的利用结构。在X村，由流转前的粮食种植转变为流转后的设施农业建设，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农业劳动力技术结构的变化，对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政府利用三年时间(2009—2011)对区乡技术推广人员、示范户、农民、涉农企业等对象实施设施农业“十百千万”技术培训工程，累计培训农民3万人次以上。由政府财政支持聘请农业大学的专家、每村3名技术员提供公共农业服务，包括温室大棚施工技术培训、果菜类栽培技术培训、育苗技术培训、设施环境调控技术培训、作物茬口安培培训、叶类栽培技术培训、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等。由此可以看出，技术的供给主要是由政府组织运作，而农民学习技术的成本几近于无。在M村，“土地倒逼”机制下村民被迫转变职业领域，但是，由于文化程度及职业技能的限制，村民大多从事的是低技能、低稳定和低待遇的工作，与专门化、有严格限定的职业和专业要求的有技术、能力和训练相去甚远。出于维持村民可持续生计的考虑，李台乡政府先期做了农民技能需求的摸底调查，结果显示：需要家政服务培训的有665人，计算机1418人，汽车驾驶940人，农技335人，电气焊521人，随后将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工作。

除此之外，制度力量还表现在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等趋向于承担村落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服务、社会安全网构建方面的职责。

(二)市场力量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沿着父辈的经验和自我对农作物的“感觉”前行，哪里有障碍、危险与坎坷都是熟悉的。现代社会中农民选择一项新技术或从事新职业的同时，就等于选定了市场，它可能会带来丰厚的收益，也可能将农民卷入一个充满风险的路途，最终的结果难以预料并令人焦虑不安[1]136。基于此，村民必须接受技能培训和获得信息以懂得和理解现代经济的基本机制，能够随着市场的变化行事和做出预测。

首先，村民对有限土地的经营显示了他们特有的理性。X村本是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但从2005年开始，农户对土地和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因为刨除自己的口粮，扣除农药、化肥等生产成本费用，每亩地的收入大概在300元左右。所以，2008年当政府推行设施农业时，基于预期能获得收益大于预期所需付出的包括使用生产手段和技术在内的成本，村民选择了商品化的大众性生产：蔬菜与瓜果。村民对土地的利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商精神”的凸现。

在M村，更能反映“工商精神”的则是商业和个体经营。村民失地后职业取向多元化，根据李台乡2010年农业统计报表，M村总人口1817人，劳动力1189人，从事家政服务的3人，房屋出租8人，交通运输41人，设施农业24人，建筑业42人，被入区企业招用(含餐饮)146人，从事个体经营217人，常年外出务工421人，有职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70%[4]。村民的职业分化直接带来了收入水平的高低差异，同质性的群体发生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声望上的分化；原来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典型的小农经济结构，发展成为农、工、商三业并举的结构形式。

其次，对于市场经济规则的遵从。在X村，市场对品种的需求要求村民能够敏锐地捕捉市场信息以便及时“倒茬口”，如早春茬番茄收货后，秋延后是种植黄瓜还是辣椒或西葫芦？最新的茄子新品种都有哪些？是否适合本地的气象条件与设施保温水平？尤其是在消费者更加关注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当下，农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显然只能生产绿色食品来满足消费者“吃出健康”的目标追求。总之，几年的市场阅历使村民慢慢建立起一定的信息渠道，在经营活动中掌握了商品的销售和利润的详细情况。市场批发业务培养了一个稳定的客户群体，在经营活动中通过与专家、技术员、客户的交流接触而对某一品种的生产过程、技术要求、市场行情等有所了解，村民与外界的合作由家人亲戚扩展到社区，进而由本地社区扩展到外地。协调社会关系的准则从伦理性、政治性的规范要求转变为经济的、法律的规范；村民习以为常的“互助相恤”传统被“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取代(30元/人/天)，大家彼此心安理得反而觉得“欠人情”的做法不妥。

(三)现代农业技术

一项技术的导入，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带来整个系统的变动和重组，而变动一旦开始，就会受到自身固有动力的驱使，直到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农业技术表面上看只是一种信号或一种手段，但实际上面对的则是一个新的社会和一个新的经济体系[1]287。

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农业技术既是村落变迁的源头，也是村落变迁的载体。①技术的嵌入：在现有土地面积、生产资料与劳动时间下，村民对于一项新技术是否选择与怎样获得遵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示范户的效应最具有权威。②技术的网络：一般来讲，作为一项新技术必然具备一定的异质性，异质技术要被村民普遍接受，需要进行技术的培训、交流、示范与推广，这必然会以个体为中心形成一幅立体的技术网络。③技术的效应：农产品流动的途径和范围沿着基层市场→中心市场→全国市场→国际市场蔓延。与此同时，村民的职业化取向、专业化分工与现代性理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收入结构中来自设施农业与其分化出的职业收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56.6%。消费方式处于加工商业化阶段并有向全面商业化转变的势头。夫妻关系取代亲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中的轴心，妻子作为共同经营者在家庭事务决策方面与丈夫平等协商与交流。④技术的推动：技术所带来的村落产业结构、政治权力、民间信仰、社会交往等均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状态。

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在乡村产业的进步，它是推动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最明显的变化是：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角色的出现；原有社会组织与社会角色的内涵发生了极大改变。这样一来，技术的普及与革新不单是一个品种代替另一个品种的问题，其实质是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民经济和以市场为目的的大众化生产之间做出根本的选择，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选择后者是一个必然发展趋势。它会从各个方面(农机设备、化肥农药、新轮作制、农业技术员、合作组织等)包围、入侵传统的村落社会及其农业文明(牛耕铁犁、农家肥、男耕女织、民间信仰、父权家长制等)，最终导致整个乡村社会分层系统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三、村落变迁的客观描述

村落变迁不单是国家政策、市场因素、农业技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单向实施过程，也是村民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和主动建构的进程。村民长期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和生存发展策略即乡土知识，所以，他们不再简单的是社会发展的依附者；同时，这一变迁历程也不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与割裂，即传统本身蕴涵了一些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因素，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些特殊需求，它是传统村落的自身机制与现代化之间相互渗透、融合与互补的过程。

(一)农民由身份到职业的转变

传统的农业生产是在自然环境中完成的，而设施农业则是在“人工环境”中进行，它改变了原来一年二作的耕作制，劳动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不同的工作，每项工作必须按照一系列的准则进行，如株距、株高、授粉、温度、湿度等。农业生产越来越按照经济和技术的准则来管理，而不是父辈的经验与对土地的“感觉”，更与人们的出身没有必然的联系。

首先是村民职业意识的养成。现代农业的组织形式和操作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业社会的一系列原则，如专业、标准、守时等，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村民必然要对工业社会的原则作出反应，在改变了的时空环境中，自动地接受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如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商品意识、时间观念等；其次是职业层次的提升。X村的LXK是远近闻名的农民技术员，在管理自家2个大棚的同时，还热心地帮助前来求助的困难户，业余时间利用网络、电视、书籍等媒介自学大棚种植技术与知识，并积极备考技术员资格证。他不但是村里最早获得技术、传播技术的人，也是及时进行技术更新的人。

(二)家庭关系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要想成为富有权威的父亲，就必须是“种田好手”，不同种类的作物，不一样的耕作方式，他都可以很自然地根据经验常识作出判断并运用自如，只有这样才能带来丰裕的财富与较高的家庭地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是传统父权制社会的基调。

现代技术的导入与城镇化进程中女性越来越多地介入职业领域，带来了家庭角色的重新分配，丈夫的作用在悄悄减退，妻子作为共同经营者的作用逐渐加强。在X村，凡是涉及学习技术、品种选择、农产品买卖、盖房、子女教育等大事，基本上都是夫妻两人共同商量着解决。在劳务上的重体力活诸如购买化肥等由丈夫承担，家务活主要由妻子打理、丈夫打杂。在专家来村里培训技术的现场，我们注意到，男女几乎各占一半，“谁有能力谁当家”，村民WJW如是说。同时，年轻人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操作能力，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见识，学习农业新技术和接受新知识的速度更快，逐渐取代年长者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三)社会交往网络的变化

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克认为：人际关系主要有四种模式，①共享，由团体成员共享情感与资源。②权威排序，依据年龄、阶层、地位等形成不对等的顺从关系。③对等互惠，强调对等回报与交易的平衡。④市场定价，双方基于理性，考虑成本与收益的比率，往往存在于商业关系[5]。村民的日常交往主要发生在三个层面：家庭成员之间、亲戚朋友之间、与陌生人之间。第一个层面属于共享模式，第二与第三个层面分别对应对等互惠与市场定价模式。

随之就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交往重心外移，逐渐脱离“熟人社会”的范畴，开始进入商品经济和科层制管理的“陌生人社会”。村民需要接受专业培训，要向农业技术人员咨询，要与邻居、技术能手分享经验，要与销售商讨价还价，经验丰富者还会去外地甚至是国外做技术交流。在X村，村民的交往对象随着销售环节的出现而自然地指向村落外部，每逢节假日会主动给客户发送温馨祝福短信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但是，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在人际交往与伦理道德上，依然起着一定作用。如果销售商因为某家大棚生产的果蔬品质较差而拒绝收购的话，中介人这时就充当起“保护型经纪人”[6]的角色，如不搭配收购将全不出售，最大限度地保障“熟人社会”的利益。在M村，“已上楼”的村民的实践逻辑是，一梯两户7层共14家住户是自由组合的结果，即平时关系融洽的人家选择住在同一个单元，依然“夜不闭户”、频繁串门聊天。二是交往意义由最初人际交往的“代价最小化”转向有目的、有计划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社会交往不仅仅表现为情感交流，也可以是理性或工具性的。

(四)村落社会结构的变化

三股来自外部的作用力给传统村落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与变化。第一，传统封闭、保守、“安全第一”[7]的小农向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敢创新的新型农民转变。衡量的标准也随之发生转变，传统社会看重的是道德素质，如今则转变为职业素养。调查中发现，村落中技术精英的权威远高于政治精英。第二，传统村落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现代性文化因素在改造村民生活的同时，行动者通过自己的行动赋予这些外来文化元素以本土化的实践和意义。在渐变的J村，每年农历4月13—15日的“集市”依然是村民嘴边经常提及的大事。到了这天，周边村民也都有备而来，走亲访友、交流信息、物资交易，杂耍算卦、小吃唱戏等“传统剧目”轮番上演，热闹程度远甚于春节。但我们也清晰地看到现代性因素的注入，在宽敞的村委会门前，高高飘扬的五颜六色的热气球平添了几分节日的喜庆，下垂的条幅是“发展现代农业、扩大规模经营、强化葡萄产业、增加农民收入”，“J村葡萄美味天下，葡萄种苗畅销全国”。平日，村民最爱收看的电视栏目当属充满乡土气息的陕西特色方言剧《百家碎戏》，每天晚上定点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发生在自己身边、能产生共鸣的家长里短的故事。第三，村落边界的开放。十多年前，社会学家李培林将中国的村落研究和“农民的终结”结合起来，提出了“村落的终结”，并构建了一个“村落终结”的基本模型，即沿着经济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生活边界这样的顺序完成终结过程[8]。目前在M村，村落的自然边界随着村民集中搬进政府搭建的楼房而变得越来越模糊；社会边界随着血缘、地缘关系逐步淡化和消解而难以维持，文化边界在失去了传统农业生产后，它的内聚力和认同感也就失去了载体。

四、村落变迁的意义阐释

(一)作用于村落变迁的三股力量

村落社会变迁从内涵上来看，是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而且包括社会结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等多个方面的变革。从驱动力上来看，属于外源性，即是对外部压力、刺激及挑战的回应。正如张乐天在其专著《告别理想》中提及的那样：“传统的村落社会犹如一个具有强大吸纳力的循环的陷阱……村落制度缺少内在的创新机制，村落的发展有赖于文化的输入或外部力量的推动。”[9]

从作用于村落变迁的三股力量的强度看，尤其是在新生事物的起步阶段，制度力量的影响产生的作用要强于农业技术和市场力量。早在1997年，M村村民便在土地的“倒逼机制”作用下开始就地转移或是外出打工。2004年的再次失地波及更多的村民，2007年村中已无一寸土地，2011年村民丧失了宅基地。十多年非农历史的经验积累，使得村落从内部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X村的设施农业从2008年开始起步，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与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得力举措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作用的长期性看，政策制度与农业技术的作用力要远远弱于工商业的冲击。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的村民从事大棚种植，有的成为专职技术员，有的成为农民经纪人，有的成为专职翻土工，有的把眼光投向大棚建设所需的工业产品上，还有的村民从事运输、餐饮等个体商业服务性工作，使得村民顺利地进入职业转变的序列。当设施农业发展到了中后期阶段，政府会逐步退出转向提供公共服务。这时，决定新生事物能走多远就更要视市场的发育程度了，如农业产业化的运行是否完善、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否健全、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等。

从作用的深度看，农业技术对于村落的影响是深刻而且全面的。尽管技术对传统村落的冲击力不足以与市场和硬性的政策制度相比，但从深度上看，其影响却远甚于后二者。这是因为技术的进入，不仅仅使得村落适应了工业社会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村民的态度、价值观和习惯，我们认为，现代人格的养成是现代化充分发展的先决条件。在X村，则表现为村民乐于接受新经验，对创新与变革持开放态度；明确的时间取向，按照预定日程行事；重效能、有计划、相信规则等。现代人格与制度组织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乡村社会的变迁。

(二)村落共同体的命运

转型时期村落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开始在村落中显现。单元楼的居住格局使得本已式微的主干家庭趋于解体，房屋的内部格局也充分体现了城市住宅楼的私密性与功能性；长期以来供奉的土地神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财源广进的关帝。农业生产越来越多地受到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变化的支配，而且这种支配将长期经受技术革新和经济趋势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长期变动，村民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农业现代化或非农经营的道路，从而“被卷入了”一场从变革“技术结构”(或失地后职业分化)始，至变革“社会结构”终的历史性进程。

在孟德拉斯看来，历史上的法国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按照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则行事，利用邻居外流的时机扩展自身，并以“惊人的可靠直觉去创立一些全新的和非常符合现代要求的机构(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集体利益协会、家庭乡村培训所等等)”[1]275。可以看出，“邻居外流”和农民的“自组织”是法国“终结”小农户的两个关键前提，前者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中国村落的变迁一方面应是“土地”进城与“人”进城的同步实现，在M村，形式上看村落已经解体，但是，整村搬迁集中居住，以及在心理认同与文化纽带等深层方面依然属于“都市里的村庄”，村落的终结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分化过程。另一方面，农业市场化经营组织形式的转变，如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小农与大市场链接起来，从而在厂商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之间筑起金色的经济桥梁。

但在村落与市场、国家、城市的关系上，作为自治的社区共同体的村落前景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农民农村农业始终处于关系的弱端。如果先期以政府为主导拉动的变迁最终没有转化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商业化齐头并进的内生型发展，那么伴随而来的风险将会悉数落到弱势的农民头上，业已存在的城乡差距将会继续扩大，一系列的利益摩擦与矛盾冲突将不可避免。调查中我们发现，三种村落类型中情况最好的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型村落。每家每户有一小块耕地种植食用的口粮，余粮可以用来交易或是作为猪牛的饲料，出栏时被村民看做是“活期存折”。田间地头再种些蔬菜，基本上省去了日常买菜的费用。村里大部分地用来种植葡萄苗，一年辛苦下来能够收入2万元。年轻人到外地打工，基本上能管住自己，情况好的还可以减轻家庭在盖房、结婚、弟妹上学等方面的开支。但是，宁静的田园牧歌不久将被钢筋混凝土式的高楼大厦所淹没。

参考文献：

[1]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

[2]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编.杨凌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与探索[G].内部资料,2010：12.

[3] 2010年陕西杨凌大寨乡农业统计报表[G].

[4] 2010年陕西杨凌李台乡农业统计报表[G].

[5] 杨建华,主编.经验中国：以浙江七村为个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9.

[6]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115.

[7]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等，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1：64.

[8]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4.

[9]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