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庆

（安徽大学 中文系，合肥 230039）

《易经》与古代文论研究的综合创新

王泽庆

（安徽大学 中文系，合肥 230039）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古代文论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而《易经》却是中国古代文论创新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源泉。对古代文论综合创新实践方式的探讨以及对当前古代文论研究的相关理论展开必要的批评，都离不开《易经》的创新理论。

《易经》；古代文论研究；创新

一、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受到重视是学术界受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种结果。古代文论是一个丰富的思想资源库，但是在当前更多的是西方话语的天下，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点。在1996年一次研讨会上，钱中文为“在当今世界上，还听不到我国当代文论的声音”而痛心［1］。季羡林也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2］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也明确指出：“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曹顺庆把这种结果归之为一种严重的文化病即文论“失语症”，认为“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构图、解读的学术规则”［2］。

其实，解决失语症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创新。学术界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无非是为古代文论研究创新提出一条途径。当今社会，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祖国的建设需要创新型人才，不仅针对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也是如此。的确，古代文论研究需要对一些概念进行清理与界定，还需要做一些收集整理考证材料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如清代诗学著作简目，有学者收传世书800多种，又辑得亡佚书目260多种，但目前人们阅读、使用的大概不超过200种［3］。这些基础性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整理材料、解释材料，还需要一种方法论作指导。有了正确的方法论作指导，我们才能驾驭材料，才能找出文献材料之间的思想关联，才能直接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进行重新选择与评价，才能提炼思想观念，指导当今现实。

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创新，重要的是方法的创新。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4］的确，“方法是科学研究的灵魂，而自觉的美学方法论意识一方面来自对前代美学家的经验检讨，另一方面则产生于学科的独特对象和性质。”［5］今道友信的美学方法论思想不仅对我们研究美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当今的古代文论研究亦是如此。学术研究尊重个性，提倡独立思考、不囿成说，避免重复劳动，方法的创新不可忽视。

为了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把目光转向古代文化典籍《易经》。《易经· 系辞下传》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6］38当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很难体现自己的优势之时，我们就必须进行变通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如何吸取《易经》中的思想进行变通，进而达到创新的目的呢？

我们先看《易经》的思维方式，《易经· 系辞下传》第三章：“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6］38易经的内容就是卦象，所谓卦象，是以卦来象征事物，《易经》突出的思维方式是象征。《易经· 系辞下传》第二章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6］381由此可知，古代创设八卦的目的，是在于用来融会贯通万物神奇而又明显的性质，分类显示万事万物的情况。《易经· 系辞上传》第十一章又有：“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6］374《易经》是做什么的？《易经》是阐述新的趋势、肯定已有的经验，概括了一切道理的书，而古代文论，它是一种精神事物，也是万事万物的一种，所以古代文论研究自然可以延用《易经》的道理。

下一步，怎样才能根据《易经》的道理，来指导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创新变化呢？首先，我们看《易经· 系辞上传》第一章：“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8］这就告诉我们，事物同类相聚，从而分成属性不同的群体，它们刚柔矛盾对立产生了吉凶。变化来自刚柔两种力量的对比转化，来自八卦所代表的事物、属性的相互作用。这种变化思想，《易经· 系辞上传》第十一章也有：“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6］356所以，《易经》说得很明白，如果产生变化，必须在于不同事物的相互作用。俗话也说得好，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这一思想在《易经》的其他部分也多有体现，如《易经· 系辞下传》第一章：“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6］379这就是说，有了八卦，就可以象征天下事物。将八卦重叠，就产生了爻。阴爻与阳爻的互变和上下往来，就产生了变化的道理。所以，变化是来自于不同事物的相推、相摩、相荡。《易经》的这种创新变化思想可以与康德的哲学思想相佐证。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要获得新的知识，不能运用分析判断，因为分析判断是在其中宾词与主词被设想为凭借同一性而联结在一起的判断［7］35，其中宾词要表现的性质，是属于主词的一部分，只是说明主词，没有增加新知识，分析判断所以也叫说明的判断。而综合判断是在其中宾词与主词被设想为不凭借同一性而联结在一起的判断，宾词不包括在主词之中，它们是不同的，能构成新的知识，是故综合判断也叫扩大的判断。康德称的综合判断与《易经》的不同事物的相推、相摩、相荡能产生变化，可以互相阐释。

《易经》中的创新变化思想也日益受到当今学者的重视。张岱年明确指出《易经》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指导着文化创新［8］。再具体来讲，就是“兼和”，即把相互差异的不同事物的要素综合起来，“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使其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达到“日新”的目的［9］。受张岱年影响，在继承王夫之的《周易外传》思想的基础上，方克立也进一步指出：“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是学术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多种思想学说交流与交锋，‘异以贞同'，‘杂以成文'，在对立互动中实现‘推故而别致其新'。”［10］他们的学说，是针对中国文化论争，为了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模式，走中、西、马“三流合一”的综合创新之路［11］。

既然《易经》的创新思想能指导文化建设，那它也必然能指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创新变化，重要的一点在于古代文论研究必须要跳出古代文论之外，与其他方面相推、相摩、相荡，与其他方面相互作用。如果对古代文论研究固步自封，局限于古代文论，是很难创新的。

二、实践方式

不同性质事物的相推、相摩、相荡，不同事物的相互作用，便会导致创新变化，是一般指导原则，具体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上，又有许多切实可行的实践方式，下面就比较有代表性的进行剖析：

（1）不同地域文论的综合创新 中国古代文论，是世界众多文论中的一种，除了中国古代文论，还有其他各民族的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有着强大的优势及与中国古代文论不同的性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互作用，进行东西对话，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就会产生变化，就会产生新的思想。

中西文论的融合，是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综合创新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有学者已经概括了共通性融合、对接式融合和辨伪式融合等多种融合模式［14］。其中，“共通性融合”是指梳理出中西文论中至今未被重视的共通点。例如中西文论中都有象征意象的范畴，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现象存在，都有对这种文学现象的象征性、哲理性、多义性和荒诞性的描述或揭示。如此梳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可阐释性便增强了。“对接式融合”是指将中西关注同一问题但角度程度不同的理论对接起来，进行融合。如将重形式的西方生命形式论和重内在生命的中国古代气韵生动论对接起来，便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气韵生动的生命形式论。“辨伪式融合”是指克服民族偏见，重估中西文论中以往的“是非”。如通过对比论证，便发现西方的模仿说的不足，而中国古代的摹心说却是一个创作论的真命题。

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与西方文论相互作用，进行整合和建构，公正而理性地思考中西文论的缺点和长处，既不走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艺现象的老路，也不用中国理论来硬性裁判西方文艺现象，而是实事求是地融合中西，其意义是深远的。

（2）不同时代文论的综合创新 古今问题，也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止的历史，它在某些方面是指向未来的。正因为传统是指向未来的，所以传统与现代是可以融合的。如果不同时代的文论相互作用，也会产生变化，创造新思想。比如有学者将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释为“一个情感的快适度的命题”，将《文心雕龙》“蓄愤”和“郁陶”释为“情感的一度转换”，将李贽的“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互相阐释等。从孟子“知言”的“被辞知其所蔽”引申出“言近旨远”、“言隐旨深”的“文学语言的策略”；对“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进行“消除距离”、“视界融合”新的阐释，提出“接受美学思想的幼芽产生于中国”；发现《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蝶的“物化”与“移情论有相通之处”，并指出“移情”说的基本内容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13］。这些论题的提出，在学术界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可见不同时代文论综合创新的效果。

（3）不同学科的综合创新 打破学科界限，使不同学科的相互作用，融合各学科知识，以发展出综合的、交叉的、比较的新领域的知识、概念或方法，无疑是跨学科研究超越于传统分科研究以开创新领域的优势所在。

提到跨学科研究，不能不提到胡适，胡适就是将科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重要实践者之一。胡适还特别指出，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胡适所理解的科学方法，体现在文学方面，主要是敢于怀疑、重视假设和讲究证据等。胡适提出白话用于文学创作，白话文是正宗的观点，在胡适看来也只是一个假设。他希望文学家能亲身实验，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古文家。胡适认为他文学上的主张，首先是一种假设，必须要有科学上实验证明。胡适的《尝试集》创作，就是通过实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①胡适：《寄陈独秀》，见《新青年》三卷三号，1917年5月1日。。另外，过去《红楼梦》索引派学者的一些观点，诸如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时候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男人，还有贾宝玉是“满洲”宰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等，这些在胡适看来都是没有充分证据的臆说而已。而胡适从作者、时代、版本等方面入手，作了大量考证，得出《红楼梦》乃是“自叙说”的观点，即作者用作品抒写个人平生经历——始于繁华、终于零落的可悲结局。胡适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红楼梦》，开创了红学的新时代 。

在古代中国，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14］的著名命题，是严羽将禅学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现代中国，还有王国维先生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根据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来评论《红楼梦》。尽管严羽、王国维和胡适所研究的具体结论和具体操作，有这样那样不完善的地方，但他们都是学术史研究上某些方面的开创者，而跨科学研究无疑是当今学术界非常有潜力的研究模式。

当然，这三种方法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具体方法，另外，这三者的区分，是从理论上说是这样，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往往是交叉的。

三、理论批评

《易经》的创新理论以及在其指导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具体的创新方法，可以让我们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其相关的一些命题进行新的批评：

（1）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作为一个口号和命题，是在1992年的开封会议上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进行了十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而美中不足的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口号本身的问题。有学者就提出：“……何不用大家都清楚的概念，而要争议一个内涵、外延都不易规定的概念呢？‘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命题讨论了几年，含义还是不清楚，是不是该反省一下命题本身有问题？”［3］

的确，名称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中国古代就指出了正名的重要。《左传·恒公二年》中说：“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名。”［15］从中可知，名是表达某个事物的含义的，正名则是端正该事物的含义，使名合乎该事物的本质。《论语·子路》也有孔子的正名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6］在孔子看来，行使权力应该是从正名开始。名不正，号令的执行就会不顺利，与人沟通困难，关系难以协调，那么机构的职能就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孔子的正名思想初衷是政治，但对古代文论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探讨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的“现代”意味着把古代文论与“现代”对接起来。这里是否有不妥呢？根据易经创新理论可知，创新变化来自于中国古代文论与其它事物相互作用，而与现代事物对接只是创新的一个方面，即时间维度上看的，还有地域、不同学科等方面的，所以现代转换中的“现代”不能全面概括这些。另外，“转换”这一词，也容易引起人们更多的误解，即将古代文论置换掉，但实际上从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来看，古代文论研究者并没有这样，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古代文论换掉了，也不是对外来理论的机械套用，而是含有古代文论血液成份的新事物。这就说明了“转换”并不能够概括研究者所从事的工作。

（2）“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伪命题说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有学者认为“转换”与“失语”说都是虚假命题，原因是“每个时代的各种文学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文学经验上产生的，是对既有文学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它的变革时期就到来了。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是顺应着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学经验消亡，它所支持的文学理论便也随之枯萎；一种文学经验旺盛，它所支持的文学理论也相应活跃，或被新的理论所吸收。职是之故，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及其中包含的理论内容，活着的自然活着，像‘意象'、‘传神'、‘气势'等，不存在转换的问题；而死了的就死了，诸如‘比兴'、‘温柔敦厚'之类，转换也转换不了。”［17］

其中的主要观点，是不同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学经验就有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学经验是相一致的，就是古代的文学经验不同于现代的文学经验，所以，“古代文学理论是古代文学的理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理论是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没有一种文学理论能概括从古到今的文学……”［20］希望将古代文论进行转换，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中国文学理论，是缘木求鱼。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某些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解，就是把中国古代文论改头换面，变成现代文论。而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理解，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题表述不无关系。但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反驳是有道理的。但是显然这种反驳没有理解大多数学者的所指，即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目的是创新。按照易经的创新理论，古代文论与其它方面相结合，是可以产生新的理论、新的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可以称为是现代文论。另外，古代文论中的“死”的“活”的成分，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死”的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重新启用。

（3）中西文论不可通约说 不可通约说，也是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主要观点是，中西文论是异质的、不可通约的，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不可能的。

大多数持不可通约说的学者认为，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思维方式不一样，古代文论是整体的、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文论概念性的、逻辑的、推理的思维方式有别［17］。也有学者认为，审美性、自主性、批判性、责任性是西方现代“文学”理念的核心内涵，而美学、科学、民主则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独特基础，因此，西方现代“文学”概念既不同于西方古代“诗”的概念，也不同于中国古代“文”与“文学”的概念；与之相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既不同于西方古代“诗学”，也不同于中国古代“文论”［18］。所以，无论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意义上将中国古代文论命名为“诗学”，还是在西方古代“诗学”的意义上将中国古代文论命名为诗学，都将一种后者所没有的概念意义强加给后者了。中国古代文论有自己的名份和特定的涵义。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

的确，上述对西方现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差异的分析，是非常精辟的，但是认为有差异存在便不可通约，未免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易经》创新理论看来，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有差异存在，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创新所在，它可以与西方文论相互作用，得出新的思想。已有学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过有益的尝试，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了。另外，20世纪，西方思维方式由认识论转向存在论，海德格尔、萨特等都朝存在论发展，而这种转换与对我国古代文论的存在论的借鉴有一定关系。所以认为中西文论不可通约是没有根据的。

［1］ 屈雅君.变则通 通则久——“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1997，（1）：46－50.

［2］ 刘名琪.学术良知与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建设［J］.人文杂志，1998，（2）：130－134.

［3］ 蒋 寅.就古代文论的“转换”问题答陈良运先生［J］.粵海风，2003，（3）：42－44.

［4］ 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C］//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377.

［5］ 杨存昌.论美学研究的方法［J］.枣庄师专学报，2000，（1）：57－62.

［7］ 康 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35.

［8］ 张岱年.文化传统和综合创新［J］.江海学刊，2003，（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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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方克立.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之路［N］.光明日报，2003－02－11（4）.

［11］ 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J］.哲学动态，2008，（3）：5－11

［12］ 顾祖钊.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4..

［13］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 严 羽.沧浪诗话［EB/OL］.（2010－02－06）［2010－05－15］.http：//wenku.baidu.com.

［15］ 百度文库.春秋左传［EB/OL］.（2010－01－03）［2010－05－20］.http：//wenku.baidu.com.

［16］ 百度文库.论语［EB/OL］.（2010－03－04）［2010－05－20］.http：//wenku.baidu.com.

［17］ 蒋 寅.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J］.粤海风，2002，（1）：8－11.

［18］ 余 虹.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J］.思想战线，2005，（5）：116－118.

（责任编辑 蒋涛涌）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Studies

WANG Ze－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a hot but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s.The key to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study is the innova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s，while The Book of Changes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for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The discussion of ways to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study and the necessary criticism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literature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innovative theor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Book of Changes；ancient literary theory study；innovation

I01

A

1008－3634（2011）01－0086－05

2010－05－25

安徽大学教学研究项目（ZJ200929）

王泽庆（1972－），男，安徽枞阳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