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影君

（1.沈阳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沈阳 110870；2.辽宁大学 文学院，沈阳 110036）

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王影君1，2

（1.沈阳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沈阳 110870；2.辽宁大学 文学院，沈阳 110036）

斯皮瓦克通过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翻译阐释，把解构主义理论创建性地引入美国学界。在批评实践中，她不但精到地汲取《论文字学》中的解构主义精髓，并且进一步发扬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念。其贡献在于，借力后殖民批评的多元话语态势，立身于现实文化视阈，在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中，关注属下女性等弱势群体的生存样态，在事实上突破了德里达“文本外别无他物”的文字窠臼，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策略，将德里达的文字文本自身也进行了解构，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文本政治批评。

斯皮瓦克；德里达；论文字学；解构；文化文本；女权主义

一、引 言

佳亚特里·查·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 ）是当今美国最为著名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之一。作为出身东方印度的西方女性，斯皮瓦克自身的身份定位充满歧义，但是她恰恰在自己的理论批评中充分而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将自己带有西方话语反思性质的后殖民批判始终建立在第三世界东方女性的立场上，从而自由穿梭于东西方权力话语批评。并且，她通过对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继承和批判，形成自己独特的解构式多元批判策略，走上了后殖民女权主义文化批判的现实性道路。

追踪斯皮瓦克的理论批判生涯，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所起的引领作用。自1967年德里达的该部著作问世以来，斯皮瓦克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成功地将这部划时代的晦涩的法文著作译成英文，并为此书撰写了长达80页的译者前言，阐述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德里达原著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构思维以及玄妙的令人倍觉艰深晦涩的语言，通过斯皮瓦克精准的翻译和这80页的精辟阐释，获得了精到的解读。这使得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法国还举步维艰的时候，竟然一举在美国获得成功，被美国学界广泛接受。至今为止，斯皮瓦克仍然被公认是德里达思想的最准确的阐释者。正是从对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的翻译解释入手，斯皮瓦克开始了她以解构策略为其理论基础的批评生涯。对此，她在《他者的世界》里亲口承认德里达的著作对自己有潜在影响并多次将德里达称为自己的老师。可以肯定地说，《论文字学》的翻译在斯皮瓦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二、《论文字学》与解构策略

《论文字学》是德里达的重要著作之一，正是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以及解构的思想。德里达认为文字的优越性要大于言语，被记录的文字显现着说话人的语意在场，这种在场并不像言语那样因为说话人的身体不在现场而缺失。德里达认为文字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一种有赖于差异的系统性存在。在差异系统中，真正语意是一种被擦除了语言中其他相关语意“痕迹”的展现，确切的所指因为差异的存在而永远被系统延迟，在痕迹被追踪显现的过程中，形成一系列语意链，通过彼此置换，原有的语意系统被打破，不断会有新的语意涌进来，因此文字被擦除的“痕迹”造成了文本结构的最终解构。这样，真正语意永远地被推延。对文字和文本的解构，丰富了原有的语意，也释放了一些因为语意链间“替代”而被遮蔽或压抑了的东西，这就是德里达解构思维的精髓。

解构理论的一个重要点就在于其对西方哲学界和语言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和消解，这种消解策略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对所有中心意识和形而上学的整体性质疑。西方形而上学相信最高真理的存在，并认为真理源于事物最真的本质逻格斯，而真理的声音即上帝之言说，上帝用语言创造了世界①圣经·创世纪，1：3－31.记录了神用语言在六日内创造世界的事迹。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因此，语言与意义有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是讲话人思想的自然流露，是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语音是第一位的，文字是第二位的，文字是声音的替代，所以语音优越于文字。而自从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里，指出文字具有符号性，所以作为符号的文字的所指与能指具有不对一性，能指是漂浮的。德里达在这样的文字解构里，获得了解构的合理性［1］。德里达正是抓住文字能指的多向性，对此进行了积极有效的颠覆解构。在《论文字学》里，德里达着重批判了西方自柏拉图开始的形而上学历史，并把这种追求单线终极真理的定式思维方式称为“逻格斯中心主义”。并通过解构的方法，指出了这种单级思维的不合理性。

正如前文所述，德里达认为书写文字系统具有超越语音系统的优越性，因为文字具有符号的“可重复性”和能指的丰富性，即使没有讲话人在场，文字仍然能被理解、接受和传播，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在场，并且这种意义和在场通过一系列符号链条的延迟而获得最大实现。而且，总体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此是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条件。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它打破了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显然德里达认为语音在意义的表达过程中具有人为的单一性和霸权性，而由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由于能指和所指的多向度关系，则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因而能容一切于文本中，对此他声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点被后来德里达的追随者们奉为圭臬，导致解构主义者一度沉湎于文本的文字游戏，远离了文学实践的历史和现实语境。

好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矫正了这一偏颇。斯皮瓦克对文本批评的成功突破得益于她的第三世界出身，在印度长到成年并接受了高等教育，使她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更重视社会实践，将德里达“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解构策略从文本批判拓展到了文化批判，开始关怀现实社会生活，也因此她的后殖民批评带有浓浓的政治伦理特征，而非简单的解构主义的文字游戏。斯皮瓦克通过《论文字学》的“译者前言”以及其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完成了自己对德里达的阅读和阐释，形成了自己超越解构理论的批评风格。

在《论文字学》里，德里达通过对卢梭等人的文本所做的解构式分析，从文本角度阐述了命名的专制、道德的起源、科学与文化的形成等问题，发掘出文字的专制力量，也揭示了文字的暴力。斯皮瓦克沿着德里达的这一思路，对现实政治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考察，进一步完成了对权力话语的批判，并建立了自己的批评话语。如“知识暴力”就是斯皮瓦克对德里达“文字暴力”这一概念的拓展和升级。再有，斯皮瓦克通过对德里达与其先驱康德、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等人思想的分析和比较，得出结论：自康德以来，哲学已意识到了得对自己的话语负责。但因为对话语负责的想法导致这一结论，所以结论是临时拼凑的具有包容性，所有的原文又都缺乏独创性，责任必与轻佻浮躁相共存，所以它没必要成为阴郁的原因［2］13。显然，斯皮瓦克以解构主义进行了如下解构：既然话语具有多向性，那么先前作为唯一终极真理模式被阐述的这些哲学话语，自然具有不合理性，或是错误性，在去一元化后，原来的阐述即成为一种临时语意拼图，责任自然因此而弱化，成为解构后不定的漂浮物。在权威的解散处，发现了历史车辙过后隐蔽起来的真实企图，这是斯皮瓦克对解构理论精巧的运用。

斯皮瓦克由此在话语社会责任角度上，肯定了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为其合法性进行了解释和辩护，同时也显现出权力话语被建构的历史性痕迹，并为她后来所主张的历史档案式阅读的解构式批评策略奠定了基础。

三、对德里达的继承与解构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更多得益于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里所颠覆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解构思想。德里达在谈到解构策略时明确指出：“在传统的哲学的二元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消除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特定的时刻颠覆那个等级关系。”［3］这点对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中的“知识暴力”和“属下”论显然深有影响。

斯皮瓦克始终注意的是话语体系中言说者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本应该是基于平等和多元差异基础上的话语关系，因为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被扭曲了，其深层内含的是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斯皮瓦克进一步指出，这种二元对立在话语权力的天平上是倾斜的，它使得一方的话语突显，另一方则处于沉默哑音的状态，并且这种优势话语凭借着以各种强权体制为后盾的伪装极力向沉默主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文化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即属下阶层的精神和社会意识渗透，对他们进行文化的统治和主体自觉意识的麻痹，造成知识暴力。

同时，解构在德里达这里并非指对原有等级的二元关系作简单的颠倒，而是使解构发挥调和的作用，因为对立的领域里充满了散漫的力量，即德里达所说的文字意义的撒播。解构，一方意味着突破原有系统，打破其封闭的结构，排除其本源和中心，消除其二元对立；另一方面意味着将瓦解后的系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外，看看隐含了什么，排除了什么，然后使原有因素和外在因素自由结合，使它们相互交叉、重叠，从而产生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德里达把这种解构活动称为“旧语移植逻辑”，即在保留旧概念的同时将新意义移植进去。在斯皮瓦克反对女权主义以简单的女性中心主义替代父权制中心、主张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对立问题的态度上以及她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采取“移置”于女性生育的解构方法上，都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德里达思想的痕迹。

显然，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消解中心的批判和对差异的重视态度以及质疑权威、揭露暴力的勇气，都对斯皮瓦克的解构批评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德里达那继承来的对差异和踪迹的兴趣，使斯皮瓦克将批评的精力投放在第三世界文本，尤其是后殖民女权主义等“非主流文化”的研究上。解构从此成为斯皮瓦克批评策略的根基，她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都是通过对其他理论的解构后才显现出来的，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就源于她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解构。

即使对德里达本人，斯皮瓦克也同样进行了解构。斯皮瓦克指出：“德里达在对形而上学的围篱提出质疑时，他毕竟还是被这种围篱捆住了手脚，因而他的文本也像所有其他的文本一样，就对他反复描述过的解释开放了，这样一来，他的话语又表明了什么呢？他未能完美地运用自己的理论，因为成功的运用应当永远是推延的。延异/写作/踪迹作为一个结构不过是对尼采玩弄的知识和忘却之游戏的谨慎表述而已。”［2］45斯皮瓦克点出了德里达理论的诡辩性和游戏特征。她用德里达的解构策略解构了德里达，这种客观的态度源于她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诉求。

四、突破文字界限的文化批评实践

斯皮瓦克通过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研究诠释形成了自己的解构批评策略，并将这种批评策略应用于后殖民批评，尤其是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领域。她采取一种与德里达解构精神相一致的“持续批判”的方法，以片断性的、离题的或狂放的语言，极力避免理论的权威性建构。她强调解构针对的正是传统等级制中二元对立的“暴力”，如男性和女性、西方与东方等。在斯皮瓦克看来，解构就意味着对观念性事物进行持续的批判。她认为解构的精神就在于揭示而不是建构，只是对于那些确信人们拥有真理的特别的认同方式加以质疑。

因此，斯皮瓦克认为：解构批评就是持续地关注真理的生产方式。她把解构当作“消极的科学”，认为解构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建立有争议的文本或问题的“权威真理”的意义上产生“积极的知识”；解构也不能理解为一种思想批评或者是“暴露谬误”的形式，相反斯皮瓦克的重点是揭示设想、战略和雄辩。由此来建立并调和一种既定的叙述，而不管是政治的、文学的还是历史的。事实上，她坚持认为批评家必须在“没有一个总的分析立场”的情况下从事批评，因为她认为理论言说如果脱离历史，脱离当下人类群体实际的生存状况，那么这种言说就是一种臆断，就是象牙塔中的乌托邦。既然“文字是为少数人保留的，为等级制度服务的”［4］，文字与统治、腐败和背信相连，历史本身就是文字暴力的神话，弱者既然无法展现自己，那么就要通过对现实的关注，寻求被文字遮蔽了的真实历史痕迹，挖掘弱者的声音，还原并重写历史。

由此就不难理解，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为什么总是在关注被压抑的边缘者的实际生存状况。她不断地考察有关殖民地女性的历史档案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境遇下女工们的真实生活。她关注的焦点总是以女性为基础的，但是批判的立场却能随着批评的现实需要而不断更换，无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的立场上，她都能通过解构的策略将这些理论为自己的后殖民批评服务。在谈到对传统理论进行女性主义批评的解构时，斯皮瓦克说道：“我建议的是，倘若以妇女工作和生育重新考察异化、劳动和财富生产的本质和历史，就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超越马克思……批评必须保持中立和实践性，人们不要错误地理解一些理论基础，有关世界和自我的观念正是在基于这些理论基础的文学文本的鉴赏中重新生产出来的。……这些文本必须被重写，这样才会有新的材料在总的意识与社会的生产和决定中去把握文学的生产和决定。……我们的工作就是发展一种对性属、种族和阶级敏感的解读方式。”［5］

斯皮瓦克对于经典文本的重写，最有建树、最典型的就是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她认为必须张扬被传统经济和阶级批评忽略了性别身份这一状况。斯皮瓦克指出在前殖民地上的民族国家建立后，阶级和经济上的变化不足以改变女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她通过充分地发掘女性具体的生活经验，使用一种话语对应移殖的办法，从微观的方向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生产模式应用到日常家庭生活的“女性和男性”分析中来，揭示出属下女性是帝国主义和父权制双重统治下处于双重边缘的弱势人群，是被统治、被压迫的他者。

根据德里达的文字彼此替补的“旧语移植逻辑”，解构后的领域是开放的，各种因素会形成一个意义网络，这种网络的存在使得完全置换成为可能，即消解了二元对立后的新秩序成为可能。在解构后的秩序中，中立和实践性是它的特点。正是本着历史实践性的批评态度，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的文学文本批评进行了解构，可以认为正是为寻求德里达所说的“替补之链”的痕迹，寻求历史在场的“绵延性存在”，她将“历史记忆”引入她的文学解读，而不是在封闭的文字体系内孤立地对女性文本进行分析鉴赏，其对文本的鉴赏风格展现出的是她离题式的解构批评。

在批评实践中，斯皮瓦克抓住了解构是语言系统的能指漂浮，延异使在场无限延迟，语意在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文本因为中心消解向外无限开放等观念，借助于后现代理论的“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的思想，把批评引向边缘的社会话语，将文学话语向社会话语敞开，让它们交互作用，展示一种新的意义领域和价值体系，从而使得文学文本的疆界消失，使得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群体进入权力话语体系，实现了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五、结 论

根据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解构主义理论，在词的在场与不在场的情况下，词的能指都是漂浮的，所指都是被放逐的，语意空间具有了更大的空白，尤其是德里达的“延异”理论，使人们发现了他者作为边缘的有意义的沉默存在。这样就可以通过对沉默主体的空白书写，来追问他者何以被遮蔽了的历史和现实文化原因，并由此开疆拓土，突破文字的文本疆界，进入文化研究的领域。斯皮瓦克对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的成功翻译，使她深刻领会了文本解构的策略和精神，并不断将其应用于理论批评实践，为自己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寻求到了最得力的批判武器，形成了自己文化文本批评的独特视野。

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批评里，我们时刻都会注意到她的这种文化文本批评特色，她解构式的阅读因为向真实的世界敞开，从而脱离了文字游戏的荒谬，也避免了解构对自身的消解，成为毫无实际意义的象牙塔内的乌托邦。她始终坚持一种对不要的东西的持续的批评策略，当文本向世界敞开时，就会不断地有新的东西融入，在各种因素的互动中产生新的意义生命，由此运动中不断进行的批评实践也就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可以这样说，自斯皮瓦克以来，女权主义批评变得更为活泼生动了，尤其是斯皮瓦克将第三世界的女性话语引入后，西方原先的女权主义在斯皮瓦克对女性多阶级、多层次、多文化的批评下，重新反思自身，看到了自身所带有的文化霸权意识和话语精英的霸权思想，从而使女权批评从封闭的文学文本批评进入到文化文本批评，这是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的独特贡献。

［1］ 费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铭凯，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9：100.

［2］ 斯皮瓦克.德里达《论文字学》之译者前言［M］.巴尔的摩/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6：13，45.

［3］ Derrida J.Positions［M］.Paris：Minuit，1972：56－57.

［4］ 德里达.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94.

［5］ Spivak.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C］//Donna Landry，Gerald Maclean（eds.）.The Spivak Reader.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6：57－60.

（责任编辑 郭立锦）

Spivak and Derrida's Of Grammatology

WANG Ying－jun1，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henyang 110870，China；2.School of Art，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By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Of Grammatology，Spivak initially introduced Derrida's deconstruction theory into the American criticism.In her own criticism，she grasped the essences of Derrida's theory in the Of Grammatology and developed them.Spivak's main achievement is that standing at a realistic cultural point she threw herself into the postcolonial criticism on the multi－perspective discourses in her 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cism by concerning on the real living of the weak groups such as the subaltern women.It in fact broke Derrida's assertion that“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in the Of Grammatology.By using Derrida's own deconstruction strategy，Spivak deconstructed Derrida's theory of letter text and built up her own political criticism aiming at a larger cultural text.

Spivak；Derrida；Of Grammatology；deconstruction；cultural text；feminism

I0－02

A

1008－3634（2011）01－0034－05

2010－06－10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2009A549）

王影君（1973－），女，吉林四平人，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