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罗来， 钱 斌

（合肥工业大学a.学报杂志社；b人文经济学院，合肥 230009）

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与中国科学院的转型

方罗来a， 钱 斌b

（合肥工业大学a.学报杂志社；b人文经济学院，合肥 230009）

建国初期的中国科学院是国家科技事业的“领导机构兼科研中心”。但是，由于院内党的力量薄弱，领导力不强，使得中科院在科技管理和科研中心两方面的工作，都存在很多问题。新一届党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强化了党的领导作用。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党组提出了改革措施，促使了中科院工作的转型。党组领导的“科研中心”建设，其中成立秘书处、设立学术委员会和筹备学部等举措，对中科院自身的建设和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党组；宏观科技管理；科研中心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于科技机构的设立以及对于科技事业的管理，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新中国的科技体制，也从最初的“单中心”转变为存在行政管理中心和科研中心的“双中心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文中简称“中科院”）党的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还是空白。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中科院党的组织建设、中科院党组的调研工作，以及中科院党组的工作对新中国科技发展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中国科学院的设立及其在职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新中国因为何种原因，并于何时开始筹设中科院，目前尚无充分史料说明。在周恩来最初的政府构成设想里，共设立25个部委，并没有“科学院”这一机构。周恩来这一构想的基础是苏联代表“政府部门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1］的建议，当时没有设置科学机构，说明当时科技水平还十分有限；而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尚未显现。作为初创时期的一届政府，重点关注的当然是和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各项事务。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着手组阁，开始考虑建立“科学院”作为新中国统一的最高科学机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1949年3月的中下旬［1］。

当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由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备建立科学院，参与工作的还有恽子强、丁瓒、钱三强和黄宗甄［2］1。7月13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以下简称“科代会”）筹备会上讲话时正式宣布：不久的将来必须成立为人民所有的科学院。［2］1关于这个科学院的性质和任务，周恩来在8月22日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第二稿）中有一段说明：科学院“应罗致专门学者，做理论及学术的研究，并与各种建设部门的具体研究合作，以促进科学的发展”［3］51。由此可以看出，新政府是把科学院定位为学术研究机构的。9月7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的会议上作关于《共同纲领》草案初稿的报告，该初稿的第43条就有“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学术机关”［4］一款。

对于筹设科学院的设想，科技界是积极支持的。但是，科技界并不满意新政府仅仅将科学院定位于最高学术机关，而是希望这个机构还能够担负起计划、组织和领导国家科学研究工作的职责。9月11日，科代会筹备会的常委们，向新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5］。提案中建议：“设立国家科学院，统筹及领导全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使与生产及科学教育密切配合。科学院并负责审议及奖励全国科学创作、著作及发明。”［6］19－20实际上是要求科学院能够肩负起国家管理科技的行政职责，与周恩来在报告中的定位有了很大的不同。9月中旬，丁瓒和钱三强在广泛听取科技界人士的意见后，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草案建议科学院应肩负科技管理的职责，其下所设各机构，也应均有全国科技行政管理的权力。草案认为“此等工作均历年来全国科学界所热望于政府能做统盘筹划统一设施者，……真正能对全国科学研究起计划领导作用者。”［6］22该草案由恽子强看后送给陆定一，对新政府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政府采纳了科技界的建议，删除了《共同纲领》中“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学术机关”一款。9月27日，新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下设科学院。这样，科学院被设计成为政务院所属的，主管国家科技行政事务的政府职能部门。中科院由此具有了双重的属性和任务：它不仅是国家的科研中心，而且是全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它不仅要领导下属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并且应当组织、指导和协助全国各方面的科技工作，中国科学院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机构兼科研中心”［5］。10月25日，政务院第2次会议决定将科学院定名为“中国科学院”［7］1。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签署政府令，向郭沫若院长颁发中国科学院印信。11月1日，中科院成立，院机关正式开始办公［8］157。

新中国尚未建立，科学院已经筹划设立，说明新政府对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中科院从设想、筹划到在新政协上提出设立报告，前后只有5个月时间。应当说，处于初创时期的政府，还不大可能对一个机构的设立进行充分的酝酿。但是，在一个月内，就把中科院从单纯性的学术机构调整为同时肩负科技管理和科学研究双重责任的行政机关，是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在准备上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中科院不像其它政府机关一样具有预定的部门职责，这个问题直到半年以后才初步解决。

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委向中科院下达《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规定了中科院的三项基本任务：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培养与合理地分配科学研究人才、调整与充实科研机构［9］3－4。在指示规定的三项任务中，第一项是确立发展科技的战略，后两项则侧重于中科院的内部建设。在实际运行中，中科院完成得比较好的，是第三项任务。例如，从1949年11月到1951年初，中科院代表新政府，接收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类科研机构，并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调整。考虑到原有基础和发展条件，中科院决定数理和社会科学以北京为中心，生物、化学和应用科学以上海为中心，地学、天文以南京为中心。把原有的24个研究单位，调整为17个，并筹建4个新的研究单位。这次调整是全方位的，彻底打破了旧机构的框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科技资源的有效整合，使之成为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基础和重要力量。

但是，在领导全国科技工作方面，中科院却一直难有大的作为。为此，1951年3月5日，周恩来签发了《为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给各部门的指示》［9］35－36，明确要求中科院，“应注意有系统地调查各生产部门对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力求使自己的和全国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计划适应这些需要。为了这个目的，科学院得在必要时召集全国科学研究人员会议，宣布全国科学院研究工作的任务，并要求各有关部门的协助。”同时规定：“各部门所举行的各种专业会议，凡与科学研究有关者，应邀请科学院派专人参加，并将会议主要内容尽早通知科学院，使有时间加以研究并在会上提出意见。”“各部门所领导的科学研究机构，在制定研究计划时应与科学院取得联系，并定期将研究情况报告副本送至科学院，以便科学院对全国科学研究事业获有全面了解。科学院应尽量给予各部门研究机构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与协助。”

尽管有了高层的指示和协调，中科院的在具体行政管理工作方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按照院长郭沫若的总结［9］5－12，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统筹协调不力。就中科院本身来说，各单位力量配置悬殊，研究方向也不配套，某些科学部门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力量或单薄或全无基础；就中科院与院外科研单位的关系来说，彼此缺乏经常性的联系，因而未能适当地组织现有的科学研究力量，使之最有效地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总之，“就我国科学水平看，科学院是集中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人才，但按当前国家建设任务的要求来说，我们今天的基础和力量显然是不能胜任的。”二是培养科学干部和团结科学家不力。“科学院对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过去缺少认真的计划，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经常的领导。除少数研究单位领导比较重视，收到一定的成绩外，一般都做得很差，没有积累多少经验。”此外，科学院在促进新老科学家的团结，为老科学家提供一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给予他们的发明和创造以物质的和精神的奖励等方面，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三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力。由于“科学院对于如何具体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缺少认真的研究和进行必要的工作，过去对国家的经济计划了解很少，对产业部门联系做得也很不够”，因此，在具体执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时，就“产生了一些实际困难和思想上的混乱”。这样，科学院的工作表现与设立的初衷就大大相悖了。

中科院“作为学术研究机关，成为政府机构，在世界各国科学院历史上是不多见的”［10］1。这样的定位，虽然是新政府虚心接纳的科技界的建议，但也说明当时国家对如何管理科技事业尚缺乏经验，加之筹设仓促，使得科技管理体制存在一些疏漏。这是造成中科院无法发挥行政职能的重要原因［5］。

过多的行政事务，使得中科院不胜其烦。不仅在院内，“各所所长又多忙于行政事务，有的几乎等于全部脱离研究业务，工作中忙乱与上下脱节现象同样严重”［9］8，严重影响了中科院“科研中心”的建设。在院外，由于工作不力，使得中科院领导人感到很大压力［10］。为此，中科院开始试图摆脱窘境。这项工作是由党组织来完成的。

二、党组织的建设与调研工作

建国伊始，中科院党的组织建设有着自身的特点。首先是其建立是自上而下的。中科院成立之初，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就建立了党组。其中，党组书记是陈伯达，党组成员有恽子强、丁瓒、李亚农、吴征镒、汪志华、孙桐等人。不过，党的基层组织，如党委、总支、支部等却基本没有。其次是党员人数极少。当时的科学院以旧知识分子居多，“高知入党”还远未形成热潮，系统内部党员很少，有的研究所甚至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因此，这时的科学院党组既是党在科学院的领导机构，又承担着党在中科院基层组织的职能。第三是层级高。因为中科院是部级建制，党组书记陈伯达还兼任了中宣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委副主任和中科院副院长等职务。

党组在中科院中具有核心的地位。中科院的作用，是通过党组的强有力领导发挥出来的。但是，党组书记陈伯达由于身兼数职，又不在科学院上班，对中科院的工作很少过问；当时的党组成员中，又只有陈一人为副院长，因此党组很难在中科院的管理和科研工作中有所作为。党员的数量少，党还缺乏高级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群众基础，许多问题也难以及时掌握。此时的党在中科院的作用和领导都比较弱，薛攀皋认为，党的领导力量薄弱，是建国初期中科院难以行使管理全国科技工作职责的原因之一［10］10－19。

这一情况一直到1953年才有了改变。1952年12月，中共中央调张稼夫任中科院党组书记。1953年1月14日，他被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成为中科院的实际领导人。以张稼夫为核心，组成了新一届党组，党的领导作用有了显著的增强。

鉴于院内党的力量极为薄弱的情况，新一届党组多次向中宣部、中组部写报告，呼吁充实科学院党的力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中共中央在1953年开始从复员转业军人和地方干部中调来几批党员干部到中科院工作（如上海分院李学勤、王仲良等）。政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把原来学过自然科学，现在党政机关、非科技单位做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的人员调至中科院，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和研究力量。这一举措在当时被称为“技术干部归队”。这些“技术干部”大都是党员，先后被派往各研究所，担任所务秘书、办公室主任等职务，也有的在科研第一线工作［11］。这些干部到科学院后，既减轻了科学家在行政工作方面的许多事务，使其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又便于在研究所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随着党员干部的增多，各研究所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强化了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之后，中科院党组和各所党组织在科学院和各所的发展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1954年9月15日至30日，中科院召开了第一届人事工作会议。张稼夫在会上作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在科学工作中的政策》的报告，回顾了中科院建院以来党的工作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论述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正确的工作方法。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党的工作会议，在统一当时党内对党在科学工作中的政策认识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会议对中科院党的建设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会上交流了党的工作经验，制订了人事工作的规章制度，提高了院、所党的工作和人事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这次会议召开以后，中科院党的力量逐步增强。到1956年中，党的组织已有京区党委及1个总支部和31个支部，建立并健全了全院党的组织系统。

新一届党组加强党对中科院的领导，着手调研中科院在职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组织代表团访苏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1953年3月，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访苏代表团。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就中苏两国科学界合作问题交流意见。［12］1为了增加大调研的深度和广度，党组挑选了19个学科的专家，共26人组成代表团。他们是：华罗庚、钱三强、张钰哲、赵九章、刘威一、彭少逸、宋应、张文佑、武衡、冯德培、沈霁春、贝时璋、吴徵镒、马溶之、李述俊、沈其震、薛公绰、梁思成、曹言行、陈荫毂、于道文、张稼夫、刘大年、吕叔湘、张勃川。党组书记张稼夫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加代表团，并担任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

在历时3个月的访问中，代表团对苏联98个各种类型的科研单位，11所大学以及许多工厂、矿山、集体农庄、展览会和博物馆等进行了访问，并同苏联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代表团还听取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特别为中国代表团组织的7个全面性的报告，其中有关于苏联科学院发展的各阶段、苏联科学家的组织机构及干部培养、怎样制定科学工作计划、苏联科学家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及共产主义建设协助委员会的工作任务与内容等［12］2。比较全面地了解了苏联科学工作的各种情况。这年9月，《科学通报》发表社论，对这次中科院的访苏活动进行了评价。认为它对于苏联先进科学的特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根本的认识，对于全面地、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对于推进中国科学工作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2］5。

回国之后，经过讨论，代表团提出了关于访苏的工作报告。报告认为：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稳步前进。同时认为，苏联科学的先进经验，对于改进我国的科学工作，一般来说是全部适用的。有些可以立即实行，如培养干部和制订科学计划的精神及方法等；有些则须经过相当时间，当我们创造了条件之后才能实行，如研究机构的分工和院士的选举等。在实际工作中，中国科学家一方面可以根据历史条件的不同提前进行全面的改造，同时又因国家建设上若干科学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而使这些改造应有计划地进行［12］7。在党组的领导下，中科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科技体制模式。

在大量的院内调研和国外考察的基础上，1953年11月19日，中科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具体陈述了中科院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今后工作的设想，以及对国家未来科技体制建设的建议。其中的重点之一是如何推进中科院的“科研中心”建设，报告建议解除中科院的行政管理职责，并提出了成立秘书处、设立学术委员会和筹备学部三项具体措施。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苏联的先进经验，中科院党组建议国家另设专职机构，归口管理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这项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中科院“领导机构兼科研中心”的职责进行拆解，中科院只负责科研工作，不负责行政管理。1953年7月，刚刚访苏归来的张稼夫，就在其所作的《对今后科学工作的意见》报告中，建议政务院或国家计划委员会设立“科学工作委员会”，有效地把各方面的科学力量组织起来。委员会由政务院或国家计委主持，吸收产业部门、高等学校和中科院的负责干部参加，起统一领导的作用。中科院党组的报告，则继续建议在计委内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综合审查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以便消除目前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工作重复和人力设备浪费的现象，使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国家总的要求有机地密切联系和配合起来［13］164－184。在科技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科学研究工作和科技事业的发展都需要下大力度，而中科院实际上是无法兼顾两头的。由于当时“一五”计划已经全面展开，计划管理模式逐步形成，科技工作也应纳入计划体制之下，中科院自然把行政管理工作寄希望于国家计委了。

三、中国科学院的转型

中科院党组的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4年3月8日，中央对中科院党组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并将该报告和批示同时在党内转发。批示指出：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对中科院的定位，又重新回到了最初的“最高学术机关”上来了。不过，重新定位的中科院职责有所发展，与原中央研究院主要进行纯学术研究有所不同，中科院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央的批示还认为，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当有适当的分工：科学院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学校则视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理论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中共中央的这种关于科技力量应各有分工、在管理中加以统筹的意见，成为后来我国科技体制建构的基本指导思想［13］164－184。

中央的批示还首次提出：计委应负责审查科学院、生产部门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的计划，以便解决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各方面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分工与配合的问题［13］164－184。这样的安排，就把中科院的行政管理的职责解除了。不过，计委负责的科学计划工作，还并非科学管理的全部。为了推动科技管理工作职责的尽快落实，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曾于1955年4月建议在计委下设立“科学研究工作局”，作为经常性管理科学计划的专业机构［14］64－66。但是这一建议未获计委方面的认同。当时的计委主要负责同志认为，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搞科学技术规划，靠国家计委这样的行政部门是很难办好的，必须组织全国科学家共同进行，而国家计委则难以完成任务［15］。由此看来，计委对于是否接手科技管理工作，还是颇费踌躇的。

此时，政府已经明确中科院与行政管理脱钩的意图。按照中央批示的精神，1954年9月21日，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不再把科学院列为政府部门。11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设立、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属中国科学院不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但工作仍受国务院的指导，有关工作与第二办公室联系。自此，中科院不再是行政机关，而是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和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在国务院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国科学院自此开始了转型。但是，新的《组织法》却没有规定由哪个部门具体负责国家宏观科技管理工作。照理说，在中科院不再是政府机构之后，理应有另一个部门取代它，行使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行政职能，但此时“却暂时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空白”［10］3。这其中，究竟是政府没有授权，还是尚未协调好，目前尚无史料的说明。不过，从总的来看，可能正如薛攀皋所认为的：“国家在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管理体制问题上，考虑还不成熟，举棋不定。”［10］4由于“考虑不成熟”，新中国科技体制的发展，陷于停顿。在1954－1958年间，国家并没有负责全面科技管理的部门。在这期间，有两个管理机构先后成立，一个是负责技术方面的国家技术委员会，另一个是负责《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科学规划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并立，出现了科学与技术分家管理的局面。直到1958年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新中国科技体制的建构才最终完成。

中科院党组的工作，转向了“科研中心”的建设，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了三项具体措施：成立秘书处、设立学术委员会和筹备学部。这三项措施均源自于苏联，成立秘书处和筹备学部，主要是针对院本部；设立学术委员会则是为了加强基层（研究所）的学术力量。

秘书处这一机构源自于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设的学术秘书处，中科院希望其成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1954年4月8日成立的秘书处权限很大，管辖行政、人事、联络、对外关系、科技人员训练、计划、翻译出版、综合考察、科学奖励、科研情报以及其它专门委员会。秘书处的学术力量也是比较强的，由钱三强为秘书长，其它成员包括贝时璋、叶渚沛、钱伟长、柳大纲、张文佑、刘大年、叶笃正等科学家。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筹备和建立各个学部。

苏联的院士制度和学术领导体制，让中科院代表团的科学家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产生了模仿的想法。不过，“苏联的院士权力太大；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中党员少，科学家的思想体系还是旧的，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样很难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16］，由此衍生出“学部”这一过渡性的机构。代表团回国以后，张稼夫在7月21日召开的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构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各学部成立部务委员会；部务委员会设常务委员，常务委员建立工作会议，吸收秘书工作人员参加。”［17］95在党组对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筹备学部”作为正式的建议被提了出来，而且有了更为成熟的构想：学部由所属各所所长及院内外有关专家参加，组成二十到五十人的委员会，学部委员会设常委会，处理日常工作。并且强调：学部只管学术领导，不管行政事务［13］164－168。秘书处成立以后，着手筹备和建立学部。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在京举行。学部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科学中心开始形成。中科院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学术组织形式，通过各个学部，中科院可以把全国的优秀科学家团结和聚集起来，倾听科学家们对科学工作的意见，并使科学工作有计划、有成效地进行。这对于加强学术领导，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学部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各研究所的学术领导，中科院在各研究所陆续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开展学术活动。中科院党组报告提出：各所设立学术委员会，由本所所长及所内外有关专家参加，其任务为制订研究计划，领导学术讨论会，审查科学论文及培养研究生等［13］。这些任务，对比苏联所级学术委员会的职责［18］5－6，二者基本相同。因此这一制度措施实际上是取自苏联的经验。1955年3月17日，中科院院务常务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14］186－187，要求下属研究所设置学术委员会。9月26日，石油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首先成立。到12月底，冶金陶瓷研究所、金属研究所、机械电机研究所、古脊椎动物研究室、语言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哲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等8个单位的学术委员会也相继成立［19］91。这些所级学术委员会通常包括研究所业务和行政上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大学和产业部门相关专业的科学家。把院外科学家引进所一级的学术委员会，不仅加强了科学院基层的学术领导，也扩大了科学院同院外研究单位的联系。这就为科学院充分发挥“科研中心”的作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学术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各研究所强化学术工作的重要机构。

以上所述，中科院党组的工作，推动了中科院“科研中心”的建设。中科院在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几点启示

从筹设中科院，到听取科技界意见改变中科院的性质，再到通过实践摸索调整中科院的定位；从成立中科院党组，到调整党的领导班子，再到选派党员知识分子充实基层组织，党和政府对科技事业始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推进，这是新中国科技事业飞速发展和取得诸多重大科技成果的根本保证。

党组是中科院的领导核心，但是前后领导集体作用的发挥有很大的不同。新一届党组组成后，切实抓党的组织建设，认真开展调研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从而推动了中科院工作的转型，奠定了中科院“科研中心”的地位和相应的组织机构框架的基础。这充分说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0］526。只有深入实际，切实开展工作，党的组织才从最初的无所作为，到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是建国初期中科院党的建设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1］ 樊洪业.科学院的筹设［N］.科学时报，2004－03－12（4）.

［2］ 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文化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钱 斌.新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3）：44－51.

［6］ 樊洪业.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G］.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1.

［7］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第1集［G］.北京：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50.

［8］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第2集［G］.北京：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50.

［9］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中国科学院资料录编（1949－1954）［G］.北京：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55.

［10］ 薛攀皋.薛攀皋文集［G］.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2008.

［11］ 熊卫民.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罗登先生访谈录［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3）：257－265.

［12］ 中国科学院秘书处.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报告汇刊［G］.北京：中国科学院秘书处，1954.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4］ 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G］.北京：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1956.

［15］ 武 衡.科技战线五十年［M］.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92.

［16］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4）：43－51.

［17］ 薛攀皋，季楚卿.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3）［G］.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

［18］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资料汇编［G］.北京：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1953.

［19］ 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G］.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

［2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和平）

Role of CPC Org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ANG Luo－laia， QIAN Binb
（a.Press of Journal；b.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was a governing body and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However，due to the weakness of CPC organization and lack of its leadership，many problems arose in CAS concer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and research.The new CPC organization of CAS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strengthen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Party.On the basis of intensive researches，the new CPC organization of CAS proposes the reform measures，which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S.The new CPC organization of CAS also leads the construction of“research center”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retariat，the Academic Committee and the Faculty，which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S itsel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New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CPC organization；macroscopic technology management；research center

D26

A

1008－3634（2011）01－0055－07

2010－12－14

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资助（10JDJNJD084）

方罗来（1953－），男，安徽太湖人，主编，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