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昇“以选为史”与当代编辑的学术使命

2011-04-08陈未鹏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年11期

关键词：词选唐宋词词体

陈未鹏

（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福建福州 350002）

黄昇“以选为史”与当代编辑的学术使命

陈未鹏

（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福建福州 350002）

《文选》、《河岳英灵集》等选本“以选代史”的传统，在黄昇的《花庵词选》中得到发扬。黄昇守正出新、本色通达的词学观，借助于《花庵词选》选评体例的创新，构建出了以作品为中心的唐宋词史。虽然由于一些客观因素，《花庵词选》也存在若干词作品鉴失衡、考订不精的缺点，但其“以选代史”的编辑实践对当代编辑提升编辑艺术、增强学术使命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黄昇；《花庵词选》；以选代史；编辑

如同其它类型的文学选本，词选具有网罗放佚的文献学功能，也在删汰繁芜之际起到衡鉴评骘的作用。而且，词选还能通过所选词作，反映出历史文化的基本风貌，即“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1]此外，在缺乏体大思精的词史著作的古代，词选还起到了构建词史、揭示词体发展规律、展现词体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如毛晋《花庵词选跋》即言黄昇的《花庵词选》（即《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盖可作词史云”，龙榆生亦言其“颇具文学史性质”[2]，王兆鹏也认为《花庵词选》在内容上注重以选为史[3]P321，蒋哲伦《<花庵词选>及其在词史上的价值》[4]持类似观点。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花庵词选》的词史构建功能

黄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福建人，为南宋后期江湖名士。编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唐宋部分收一百三十四家，凡五百十五首词；中兴部分收八十八家另附黄昇本人词，凡七百六十首词。两书均名曰《绝妙词选》，后人将两书合并，或因避免与周密的《绝妙词选》混淆，故取名《花庵词选》。不论是编选的意图，还是编排的体例，《花庵词选》都体现了黄昇构建词史的努力。

黄昇《绝妙词选序》阐明自己编选《花庵词选》的意图。他有感于前代词集较为完备，而“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5]P685，即南宋以来词的创作的繁荣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清晰全面的展现，所以他才“暇日裒集，得数百家”。显然，黄昇试图通过编选《花庵词选》，囊括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的词家，挖掘被遮蔽的词作，再现中兴以来的词作及词家的风采和光芒。而《花间集》、《乐府雅词》、《复雅歌词》等总集选集虽然登载采录唐五代、北宋词“亦备矣”，然而，黄昇仍旧编选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原因无非是，黄昇对唐五代、北宋词发展状况的认识与前代选家存在差异。因为，“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6]P138。黄昇对于唐宋词的发展和总体风貌，有着自己的认识，他借助于编选词作，为唐宋词作史作传。

黄昇为唐宋词作史的意图鲜明地体现在《花庵词选》的编排、选评体例之上。《花庵词选》中词人前后次序的编排，基本上以时间先后为序。文学史的叙述与展开，离不开时间的序列；《花庵词选》将浪迭潮涌、前后接继的唐宋词人，放置在时间流动的长河之中，从而生动地展现了词体“始于唐，盛于宋”的发展历程。词选本身的命名：“唐宋”、“中兴以来”也体现了黄昇对于时间的敏感。（《唐宋人选唐宋词》十种，只有《花庵词选》两种以时间命名。）而且，《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单独收录唐词，并且特意总结了唐词的总体特征。应当说，《花庵词选》对时间与词的关系的把握，正体现了勾勒词史的用心。

《花庵词选》的一大特色，就是存有词人小传、间或缀以时人或自己品评之论。在要言不烦的介绍中，黄昇为词作史的努力更是表露无遗。这些小传点评，有的关注词人词作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张耒小传曰：“与鲁直、少游、无咎号四学士，并从东坡游。”[7]刘过小传：“其词多壮语，盖学稼轩者也。”[8]P760有的着眼于把握词人词作在词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如评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9]P579，万俟雅言小传：“山谷亦称之为一代词人”[10]P655；有的则在词作的传播与影响上着墨，如秦少游《踏莎行》注：“东坡绝爱尾两句”[10]P623；陆游小传：“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10]P719正由于《花庵词选》的提示，原本看似独立、并不互相统属的诸峰竞秀，居然山脉相连，主次分明。可以说，《花庵词选》的词人小传和词作品评将隐于不言、细入无间的词史发展线索清晰刻画。

而且，《花庵词选》构建词史的努力，还体现在对词体起缘、词体发展、词体特征等问题都有较独到的把握。如有对词体的发展情况的说明：“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如此二词，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10]P592又如李白《清平调辞·沈香亭应制》评点：“古词多只四句。”[10]P580张泌《江城子》：“唐词多无换头，如此词两段，自是两首，故两押猜字，今人不知，合为一首，则误矣。”[10]P588这两则涉及到了词体形式的变化问题。《花庵词选》的点评，在厘清词体、体现词体发展方面表现出了深刻的历史眼光。

黄昇通过《花庵词选》所构建的词史，应当说是成功的。胡德方《唐宋以来绝妙词选序》谓：“玉林此选，博观约取，发妙音于众乐并奏之际，出至珍万宝毕陈之中，使人得一编则可以尽见词家之奇，厥公不亦茂乎。”黄昇《花庵词选》虽为词选，但其主要功能与词史是相似的，即呈现了唐宋词发展的基本风貌和基本风格。由此，从功能的角度论，黄昇《花庵词选》是一部以作家为骨架，以作品为血肉的独特词史。

二守正出新、本色通达的词学观念

如果说，黄昇《花庵词选》在编选意图，编排、选评体例上，体现了构建唐宋词史的努力；那么，黄昇的守正出新、本色通达的词学观念，使得其所构建的唐宋词史全面客观，所以《花庵词选》“颇能反映词史全貌。”[11]P3

在黄昇的词学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传统诗学观念。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应用儒家经典的诗学语言评价相关词作。如评李煜《乌夜啼》曰：“此词最凄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亡国之音哀以思”出自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乐记》，将政治、社会的背景与音乐、文学的表现内容相互联系，是儒家诗学的一贯坚持。又评苏轼《卜算子》，引鲖阳居士语：“此与考槃诗相似。”黄昇用儒家经典的篇章《考槃》（见《诗经·卫风》）来比拟、考索和解读苏轼词作的用意。这种解词的视角、方式都来源于儒家传统诗学。“诗言志”是儒家诗学的核心观念，黄昇亦习惯于把握词作中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在他看来，成功的词作往往能用简单的语言熨帖地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如其评唐词：“盖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也。”评颜持约《西江月》：“词简意高，佳作也。”评朱孰儒《西江月》：“辞浅意深”。评曾觌词：“词多感慨，如《金人捧露盘》、《忆秦娥》等曲，凄然有黍离之悲。”因此，不论诗学观念，还是解读的视角和方式，黄昇所秉持的均是正统的儒学诗学观念，“守正”是其词学观念的基本内容。

词体初兴，地位比较卑下，一直被目为“诗余”、“小词”。以儒家诗学观念来解词评词，对于提高词体地位、引导词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黄昇对把握词体本质、规范词体创作也较为重视。“工”字是黄昇评价肯定词人词作的常用语。如评王建：“有宫词百首，甚工。”评田不伐：“工于乐府。”评阮氏：“工于文词。”有的虽不使用“工”字，但本质上仍是对词体特征的坚守。如评魏了翁：“有词，附《鹤山集》，皆寿词之得体者。”评冯艾子：“精于律吕”。只有创作趋于规范，词体才得以成立。黄昇深入把握词体的本质，自然有功于确立词体地位，引导词体发展。

然而，如若矫枉过正、拘泥陈说，则容易使词的创作困守故辙，滞碍难行。黄昇论词，对“奇”多所主张。如评唐词为：“奇作”；评谢绛《夜行船》：“后段语最奇”；评僧仲殊词：“篇篇奇丽”等。“奇”，意味着在把握词体本质基础上的推陈出新，不泥旧俗。黄昇对苏轼词格外推崇。《唐宋诸贤名家词选》选苏词31首，位居第一。而苏词的最显著特征，是“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显然，黄昇认为，词在体制上，要打破故常，在内容上，则要“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评高观国语）。

黄昇的词学观也是通达的。在推崇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词风的同时，《花庵词选》博采众长、兼取诸种风格。即使是柳永，虽然其“长于纤艳之词”，与苏词风格截然不同，但因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所以选柳词11首。诚如黄昇《绝妙词选·序》所言：“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脔而已。然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尝，妖冶如揽嫱、施之祛，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箫，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花庵词选》基本涵盖了唐宋词坛各种风格的词作、各种流派的词人，这和黄昇通达的词学观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其守正出新、本色通达的词学观，黄昇“以选代史”、即通过编选《花庵词选》构建唐宋词史的意图得以实现。

三 “以选代史”的历史渊源及其优劣

黄昇《花庵词选》的“以选代史”渊源于前代的选本。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展现了周初至春秋中期诗歌的基本面貌，颇有文学史的价值。而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以选代史”的特征更加明显。《文选序》[12]P1解释了编选的动因，一是“文是时代远矣哉……随时改变，难可详悉”，即文学发展变化的规律没有得到详尽完备的解释；二是虽然文学上“各体互兴”、“众制锋起”，但各类文体的起源与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辨析；三是“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愈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即如果缺乏扼要的介绍和指引，普通读者很难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的繁荣局面。《文选》在厘清文学的定义（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瀚藻”为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博集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七百余首作品，展现了周代至六朝七八百年间文学发展的进程和状况，使得“后进英髦，咸资准的”[13]P3，文学史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到了唐代，“以选为史”的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考述，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现在可知的有一百三十多种，今存者约十余种。这些诗选，往往通过选诗，表现选家的美学观念，同时也展现诗史发展的历程。如《国秀集序》即言“今略编次，见在者凡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为之小集，成一家之言。”[14]P217“成一家之言”出自史学家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5]P581《国秀集序》借用司马迁之语，体现了其浓厚的史学意识。

唐人选唐诗的代表性著作——殷璠《河岳英灵集》在“以选为史”上，也颇具代表性。《河岳英灵集叙》[16]P107认为：“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意即选本的作用在于通过文学作品进行取舍，评定优劣；而要做到这些，选家要具备对各类体裁各种风格的作品渊源、历史发展和特质有较深入的把握。《河岳英灵集》还有一个特点，即“品藻各冠篇额”，对每一个入选的诗人加以介绍。如“李白”条下的介绍，虽寥寥数语，却包含着文学史的各项内容。有诗人简介：“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有作品风格：“其为文章，率皆纵逸”；名篇名作：“《蜀道难》等编，可谓奇之又奇”；文学史的地位：“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论述虽然简章，但基本架构已与1949年以来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中的第四编第四章《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相去不远。

然而，“以选为史”的传统，在唐五代北宋的词选中，并没有得到赓续。如《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等皆为“应歌而设”，而并非以史的眼光来选词评词；《梅苑》所录皆咏梅之词，题材单一；《乐府雅词》力主“雅”风，摒弃“谐谑”、“艳曲”，缺乏多样风格；《草堂诗余》以时令、节序、天文、地理等为类编次，重类别区分而轻前后承传，所以这些词选，都无法反映出唐五代北宋词坛发展演进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昇《花庵词选》不仅接续了前代的“以选代史”的传统并将之引入词选，更重要的是，其第一次全面概括并具体展现了唐宋词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历程。唐宋词之有史，自《花庵词选》始。而且，就与前代的“以选代史”相比较，无疑更有突破，尤其是在体例上更加完备，许多词作附有评点，美学观点的表露更加充分。

《花庵词选》在词史构建上成绩突出，但也无可讳言，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在权威性上比不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选录词作数量的多寡，往往与词人的艺术成就成正相关。如其录苏轼词作31首，数量居全书之冠，这同苏词的成就是相符的。但《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中，刘克庄与辛弃疾的词作数量均为42首，并列全书第一，而姜夔仅入选34首，陆游也仅入选20首。刘克庄词作的艺术感染力不强、其对词体的开拓和创新方面较之辛弃疾、姜夔、陆游等人有较大差距、其流传至今的名篇名作的数量也远不能他们相埒，选录42首，显然偏多。其他一些成就有限的词人入选数量也偏多。如康与之入选23首、严仁入选23首、卢祖皋24首等。因此，在选词数量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显得比较混乱。这体现了黄昇对南宋词人艺术成就的判断不够客观，权威性不足。

黄昇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评骘精到，为什么《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就权衡失准？原因大略有三：首先是选择的对象不同。相较于唐五代北宋词，南宋词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表现手法日趋精微、风格不断求新求变。南宋词的发展在客观上对选家（或曰文学史家）分析判定词人词作的艺术价值增加了难度。所以不难理解，在拣择唐五代北宋词时行之有效的艺术眼光，面对南宋词时，就显得不够宽容、规范和全面。

其次是选择的时间点不同。《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选的是前代词，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选的是当代词。经过百年时间的淘洗，那些浮华喧嚣于一时的作品逐渐褪色，沉淀下来的往往都是些“真金白银”，这就降低了选择的难度；再加上不必考量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乡土情感等因素，黄昇在选唐五代北宋词时，掣肘更少，自由度更大。而作为南宋人选南宋词，对于词史的发展缺乏足够超脱的视阈和姿态，不免“当局者迷”。

再次是选择时的资料限制。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编后自言其书的资料来源是：“据家藏文集之所有、朋游闻见之所传”。黄昇是福建建安人，僻处乡曲，仅根据家藏文集、朋游闻见来选词，是很然做到全面反映南宋词全貌的。而《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则是在《花间集》、《乐府雅词》、《复雅歌词》等词选的基础上再行开拓，自然易于功成。

（二）《花庵词选》在词作的考订方面，尚有欠缺

正如龙榆生《选词标准论》一文所指出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选李白词，有《菩萨蛮》、《忆秦娥》二首，但这两首词实际上并非李白之作。又《清平乐令·翰林应制》评语曰：“按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根据作品的风格特征来判定作品真伪与否，客观性、说服力都不足。

四黄昇“以选代史”与当代编辑的学术使命

黄昇《花庵词选》虽然存有若干遗憾，但一眚不足以掩大德，其全面而又客观地构建了以作品为中心唐宋词史，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于唐宋词的认识。而且，《花庵词选》“以选代史”的学术模式，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重理论阐释轻作品分析、善规律总结拙艺术品鉴的倾向，无疑有纠偏补弊之用。同时，黄昇编纂《花庵词选》的经验，对当代编辑提升编辑艺术、明确学术使命也有启迪。

（一）当代编辑应增强学术使命感与学术自信心

黄昇的《花庵词选》虽然只是文学选本，但黄昇通过编选《花庵词选》，构建了以作品为中心的唐宋词史，在词学史上留下浓抹重彩的一笔。当代编辑应以黄昇为榜样，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却也应自出机杼，借助繁针密线般的编辑实践织出学术的回文之锦。前言、编者按、选目多寡、编排次序、点评等等，是编辑参与学术的具体方式。当然，编辑在参与学术时，应追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而不宜喧宾夺主，其学术观点和意图，应当象《花庵词选》那样，隐藏在具体的编辑活动之中。

（二）当代编辑应有持平公正，宽厚包容的学术眼光

黄昇《花庵词选》的编选，盛丽、妖冶、悲壮、豪俊等诸种风格并重，因为其不专崇一格，不偏执一类，所以其词选能基本反映出唐宋词史发展的全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代编辑在编选作品时，也应持平公正，宽厚包容，不自蔽、不蔽于人，不囿于定势思维，不以私人爱好取代学术公论，只有这样，其编辑活动才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力。

（三）当代编辑应增强学术参与能力

黄昇编选《花庵词选》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自己也从事创作。《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即附录有黄昇本人词作三十八首，《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词“亦上逼少游，近摹白石”[17]P1822。黄昇精于创作，这得他在选择评点唐宋词时，能够本色当行、不做外行语；能够理解和感悟那些“看似寻常最崎崛，成似容易却艰辛”的词作背后的曲折用心，故而其选目相对妥当，评点也往往熨帖词作本心，从而使得其词选气韵生动、结构饱满，并最终成功地构建了以作品为中心的唐宋词史。因此，当代编辑不仅要钻研编辑艺术，也要努力提升自身的学术参考能力，积极投身创作或参考学术研究活动。只有对所编辑的对象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做好编辑工作。

黄昇《花庵词选》“以选代史”的编选方式，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编辑细加考索的经验。借鉴其成功的经验，规避其存在的缺点，对增强当代编辑的学术使命感，提升编辑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1]陈维崧.陈嘉陵文集(卷二)词选序[M].四部丛刊初编本.

[2]龙榆生.选词标准论[J].词学季刊,1933,(2).

[3]王兆鹏.词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蒋哲伦.《花庵词选》及其在词史上的价值[J].古典文学知识,2007,(6).

[5]黄昇.绝妙词选序[A].唐圭璋.唐宋人选唐宋词[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鲁迅.选本[A].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9]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0]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王水照.序[A].唐圭璋.唐宋人选唐宋词[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