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智

(中共娄底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湖南娄底417000)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晚清重臣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真正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是他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今年正值曾国藩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温这位晚清重臣的革新开放思想，有其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试从曾国藩的个性特征分析入手，浅探他革新开放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在革新开放方面的主要表现。

一、曾国藩的个性特征

从曾国藩一生的不凡经历中，不难发现，他确实是一位具有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他在同辈士大夫中资质“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出生于湖南双峰荷叶塘的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反省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特质与根本秘诀。

(一)具有坚忍明强的特质

曾国藩经常将忍之涵养置放于时间与空间的大背景里来定位，这就使得他所以身体力行的坚忍，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主动性。正因为有这种认识，翻开曾国藩著作，坚忍维持、坚忍力争、坚忍支撑、坚忍不懈等字眼随处可见。曾国藩认为，讲坚忍得讲方法。他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随时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伤肝伤身。忍以克己，是曾国藩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怎样才能明强?他认为，能自胜者谓强;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二)具有敬恕平实的特质

曾国藩对人对己都重视敬以持躬、恕以待人的敬恕精神。他认为，敬恕是作人之道，立德之基。能敬，则心志坚定而不放荡;能恕，则不为一己私利所蒙蔽。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早年在京城为自己制定的身心修养课表上，第一条就是“主敬”，即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曾国藩还将“恕”列为后代必须遵循的“八德”之一，“三致祥”之一。平实即平易笃实，是一种看似平淡、实则难持的性格特质。曾国藩认为，为人一要平和，二要求实。平和不仅可以养德，而且可以保身。“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求实就是要“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对一些文人士子的夸夸其谈、自命不凡、言过其实颇不以为然，认为“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他用人时，比较偏爱用“乡气”重的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

(三)具有拙浑勤恒的特质

拙浑即拙诚浑含。曾国藩时常自称“钝拙”，因而主张去伪崇拙，不尚机权，以“拙诚”破“机巧”。钝拙又是与含浑有密切联系的。浑者，浊而不清也;也指糊涂，不明事理;亦有天然之意，如浑朴，浑厚，浑金璞玉。守拙用浑，是曾国藩性格特质中智慧的显现。尤其是到了晚年，这位深谙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讲求“拙浑”二字。他说，“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曾国藩的确是天资平平，一生事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勉守恒所致。勤于事功，才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才得以遗存著述卅卷;勤于修身，才得以被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才得以使晚辈桃李成荫。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他认为，勤如天地之阳气，立身居家，作官治军，都是依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隋则衰颓。所谓勤，就是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恒。因此，他推崇早起，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认为治家要以不晏起为本。

(四)具有俭廉谦谨的特质

人生在世，需要长相厮守的东西很多，居家过日子，最重要的莫过于守俭;做官忙事功，最重要的莫过于守廉。一俭二廉，自然成了曾国藩约束家人的道德规范。他自己则身体力行，终身自奉寒素，清淡度日。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廉需俭养，俭因廉生。所以，他反复强调作官以不要钱为本。做官而不发财，是守廉的基本之义。一旦决意从政，就要断发财之念。不贪财，不苟取，是曾国藩为官之信条。谦谨即谦虚恭谨。怎样识别谦与不谦?曾国藩指出:“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就是说，谦谨是存之内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面色。谦不谦，谨不谨，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第二是言语。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有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之欲要谦谨，必得言语温婉。第三是书函。言语一变成文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亦慎，用词亦圆融，不要口气太大。第四是随员。为官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们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毁了主子的名声。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二、革新开放思想形成的背景

曾国藩一生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传统的理学家，同时又是以学习西方长处以图自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发轫者，除了他独特的个性特质外，也是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由此导致的思想上的变化，才使曾国藩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有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与被动性，促使这位理学家迈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革新开放艰难的第一步。

(一)深受西方科技发展应用的影响

我国的近代化进程，首先是从科技开始的，而曾国藩又是我国科技近代化过程中的开拓性人物。在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一面坚定防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一面又宁肯背着“离经叛道”的骂名，在一片质疑和责难声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率先发起了旨在自发图强的洋务运动，使我国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历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述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情况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

(二)深受西方军事武器威胁的影响

科技的威力往往首先在战争中显示无遗。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就是以这样一种必然的方式波及到了中国，也许当时的国人根本无法预料近代科技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摧毁一切坚固无比的封建樊笼，但毫无疑问它引起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剧烈的思想震动，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阻碍和禁锢科技发展的致命点是其一贯的重农轻商、重文轻技。在16、17世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西方科技，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以致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所以事实上，在曾国藩发起洋务运动之前，一些有识之士要求学习西方近代科技，以抵御西方坚船利炮的呼喊已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潮流，震撼着古老沧桑的中国大地。“科技的重要性，往往在战争中先认识到”，谁拥有先进的武器，谁就占有有利的战机。意识到了这点，曾国藩开始注重西方科技的引进，进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三)深受开放进取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与众多传统的读书人一样，曾国藩，包括他的祖辈、父辈们迫切希望他通过科举走出偏远的农村，迈向光宗耀祖的仕途。这也使曾国藩从小受到了系统的封建教育，教育内容当然不外乎是围绕科举八股取士而展开的四书五经、封建伦常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给曾国藩极大的影响，以致成为他以后生活的座右铭，忠君报国的思想已在曾国藩身上打下深深的烙记。“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2］儒家的进取性、开放性因素及经世致用思想为曾国藩革新开放引进西方科技奠定了思想基础。“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2］加上当时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科技在西方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受其惯性和惰性势力的影响异常缓慢和艰难，加速了曾国藩革

新开放思想的形成与成熟。

三、革新开放的主要表现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面对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暴，社会的动荡不安，曾国藩一方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战争中，另一方面却对清政府的腐败行为极为不满。认识到不进行全面的改革，是难以维护清朝的统治的。因此，他无论是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还是在平时的官宦生活中，都能注重改革，除弊兴利。特别是他利用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所取得的权力，在自己管辖地盘内，努力进行改革。作为近代中国的名人，革新开放理念是他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在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西学逐渐东侵的大背景下，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时代的命脉，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革新开放之举。

(一)革新治军思想，创建著名湘军

创建湘军，是曾国藩的一大革新之举，他的治军思想、方法就是针对当时军队存在的弊端而决定的，为了整肃军队的形象，达到拔乱反正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旧的军事举措。

1.革新建军思想

曾国藩目睹晚清绿营将领浮滑巧伪之风，认为要改变原有的面貌，必须另树旗号，如他在给文任吾函云:“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2］也就是说，他要训练一支生死与共、纪律严明的湘军与太平天国相抗衡。首先他以儒家仁义忠信思想，从精神上武装将领，使之成为忠将、良将，从而无负君父家国之望。他说:“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崭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将”［2］。并提出了一些标准，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2］其次重视选取将领和士兵。他说:“将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羡号令风雷之象”［2］。曾国藩十分重视一个“勤”字，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察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2］对于士兵，他认为要“选士人，领山民”，儒门出将，山农为卒。他认为湘乡将领有着孔孟儒学的深厚根底，湘乡山农有着刚毅悍勇的地方性格。曾国藩把这两种人的基本素养融为一体，升华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湘勇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核是“血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忠诚明义，救国之危;二是合力同心，拼搏激进。前者是儒学伦理的精髓，后者是地方性格的发扬。他用这种“血性”精神教育将士，将士“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危。”

2.革新练兵之法

曾国藩练兵之法在中国史上堪称典范，他的训兵之法充分体现了勤操苦练、视兵如子的思想。如“……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弁兵讲，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令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之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2］正是由他的“点顽石之头”和“苦口滴杜鹃之血”的诚心，才感化了众将士，成为后来打败太平天国的劲旅。至于练兵的具体思想，曾国藩说:“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2］他认为要以管带子弟的方式教育士兵，把他们训练为对封建礼法绝对服从的工具。

3.革新治军思想

首先严明纪律，规定各种纪律几十条，严禁将士吸食洋烟、赌博及奸淫。如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吸烟、赌博“全是一种暮气”，暮气必败，故必严禁。其次进行爱民教育，不许兵勇欺压百姓。曾国藩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搔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他告诫部将说:“总宜时时警省: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他所说的“爱民”就是“不扰民”，体现在他的“八本”格言中“行军以不扰民为本”［3］为此，他“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去账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事与民如一家，干记不要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3］并且将它列入《营规》的《禁扰民之规》)，作为军法执行的纪律。爱民不能仅限于口头，官吏要廉洁。曾国藩反复告诫那些将领，“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所有将士不得“强掳民夫，强占民房”，如有违抗者，“即行指名禀明，军法从事”。

(二)学习西方经验，兴办军事工业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批地主阶级改革派认识到，中国的军事武器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要想达到“自强”的目的，就必须以军事工业为突破口。曾国藩在咸丰11年7月18日奏称:“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怪而不惊，在英法亦失其所恃。”他强调，“自强”应该从军备的近代化入手。他看到当时虽然已经与外国签订了一些“款议”，但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在军备上决不放松，“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夷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还进一步认为，全部购买外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这样往往会丧失主权，受制于人。只有“……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要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大量西方武器的购买及军工企业的创办，加速了中国军事装备近代化的进程。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认识到取胜的关键，很大程度在于武器之精良。于是，曾国藩先是奏请咸丰皇帝支持湘军购买、装备西方新式武器，然后自己在安庆建厂制造火药、子弹，又创办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中国没有主动向外国学习的传统，曾国藩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算是开了一个先河。军械所先由安庆迁往南京，改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后又迁至上海，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861年创办的安庆军械所，是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虽然其规模不大，但毕竟是中国近代化军事工业的开端。安庆军械所生产弹药、造枪造炮，尔后又制造蒸汽机，建造轮船军舰。在军械所内，曾国藩提出了“始而演习，继而制造”的方针，成功的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此后，曾国藩又派容闳去国外采购了一百多种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机械设备。自此以后，以制造枪炮弹药为主的江南制造总局，于1865年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曾国藩为此曾不无自豪地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以后，又相继制造出了“威靖”、“操江”、“测海”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兵舰。从中国用土法制造旧式船炮到采用新技术制造新式兵轮和枪炮，从规模较小的安庆军械所到颇具规模的江南制造局，这表明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加速军事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倡导洋务运动，培养开放人才

曾国藩对国内外形势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主要得益于由他促成的洋务运动。为了抵抗日益加剧的外国侵略，他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制夷”的主张，而且一步一步地去艰难实践，不仅为残破不堪的清廷大厦添砖换瓦，也为近代中国的前景描绘蓝图。他为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扬起与时俱进的旗帜。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与发展需要的机构也在逐步完善。比如办洋务就得依靠新型人才，曾国藩慧眼识珠，起用了徐寿、华蘅芳、容闳等一大批精通西方洋务的精英。随着洋务实践的深入，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便显得十分重要，曾国藩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筹建翻译馆、印书处，通过外人口译、国人笔译的形式，翻译出版了以机械制造学为基础，涉及算学、化学、历史、地理、矿物学、天文学、博物学、医学、法律学、制造船学、水陆兵法等领域的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不仅培养了自己的科技人才，奠定了近代科学基础，对近代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正是从江南制造总局的这些译书中开始了解西学、认识西方。

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思想，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学习西方而不受制于西方。清廷曾出巨资向英国购买船炮，组成了一支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总指挥、英国海军官兵600余人为雇员、大小船只共八艘的中国现代化舰队，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未经清廷同意，与阿思本私下签订协议。该协议认定阿思本不仅为舰队总司令、所有官兵听其调遣任用，而且除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令外，不接受中国其他官员命令，即使皇帝命令也由李泰国转达，而李泰国对中国皇帝的命令又拥有否决权。面对英人控制中国军队的野心，积极支持购买舰船并打算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曾国藩，为避免日后产生喧宾夺主、受制于人乃至其他不堪设想的后果，不得不采取“断臂”措施，马上上书朝廷，要求即刻解散阿思本舰队。清廷为此白白损失了66万余两白银，但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长远利益出发，这又是十分值得的。

曾国藩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酌改营制，仿西方之法”训练水师，开我国近代海军建设之先河。接受容闳建议奏请朝廷同意派出首批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人才。曾国藩既是封建社会的守护者，也是救国图存的革新者。早期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有一项可谓高瞻远瞩的规划，那就是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真正的西学人才。自古以来，只有日本、朝鲜等国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未有过堂堂天朝大国派遣人员远赴外夷学习之先例。可以想见的是，此项“中华创始之举”会受到很大的非议与阻力。曾国藩虽未见到这项计划的最后施行，尽管留美教育过早夭折，但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功不可没，成为日后大规模留学运动的先声与基础。另外，他选派的120名留美幼童，涌现出了铁路专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种专业人才，值得称颂。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0.

［3］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