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挺颂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
——兼谈唐、宋《诗》学的承与变

刘挺颂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著作和主要治《诗》者的评价大体能实事求是，常有精到之见。但囿于对门户壁垒的批判，致使其对《诗经》宋学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宋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其对唐宋《诗》学之批评，未能彰显唐代《诗》学对宋代《诗》学大势的影响，宋代《诗》学是在继承唐代《诗》学中实现创新的。

《四库全书总目》;唐宋;诗经学;批评;反思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经部“诗类”收汉至清前期《诗经》著作62部，附录1部，存目84部，皆为之撰写“提要”以“辨章学术，考镜流源”，其中体现了四库馆臣的《诗》学思想和治《诗》理念，内涵丰富，值得研究。这方面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并撰文进行了探讨。从内容上看，各有侧重，亦各有识见。本文拟在前哲时贤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集中、深入地探析《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希望获取有益的启示。

一、唐宋《诗》学史论

《总目》是集大成的目录学著作，而本质上又是一部“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1］的学术批评著作，编撰者善以“通观”与“局部”相结合的学术批评方法来实现对各类著作的客观、中肯的评价。这在其《诗》学批评中亦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局部上，是对每一作者及其著作进行具体而有针对性的评析;在通观上，则对唐宋《诗》学史有着宏观整体的把握。

所谓通观法，“是用史的观点把批评对象置于相应的长时段整体框架中考辨源流、确定价值、寻找规律、获取意义的一种方法”［2］《总目·毛诗正义提要》简要地回顾了两汉至唐初毛诗学派的发展过程，主要描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学“袒分左右，垂数百年”的纷争状况。继而表彰《毛诗正义》整合异说、消融前代《诗》学纷争的价值和意义，称其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使得“论归一定”而有所宗主，《诗》学的发展回归于正路而“无复歧途”［3］188。随后笔锋一转，转到宋代《诗》学的“歧途”上，批评郑樵及南渡诸儒以“掊击毛郑为能事”，以至元明，门户壁垒形成，《诗》学专宗朱熹《诗集传》，以毛《传》、郑《笺》、孔《疏》为代表的《诗经》汉学“讲学者迄不遵用”［3］188，衰竭不兴。《总目》认为，《诗》学自唐《毛诗正义》出，“终唐之世，人无异词”［3］188，学者皆遵从而无所诋排，到宋代则废弃毛、郑旧说而日增新义，欧阳修开其端，到了南宋郑樵倡言废《序》，影响所及，诸儒开始极力掊击毛、郑:“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俱(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3］190《总目》对唐宋《诗》学流变的描述是符合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馆臣指出:“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3］188在此，馆臣揭示了唐宋《诗》学的内在关联，严肃批评南宋以后《诗》学异端不考察汉唐《诗》学的实际面目，不明了《序》、毛《传》、郑《笺》各自的独立性，不明了汉、唐与宋代《诗》学内在联系，而走向盲目，体现出高明的识见。

四库馆臣对唐宋《诗》学流变还有更细化的认识。明胡广《诗经大全》提要:“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3］202集中描述了两宋《诗》学变异到朱子《诗》学定于一尊的过程。馆臣对唐宋《诗》学史的批评，体现着正、变、异的层别划分，以汉唐《诗》学为宗是正，以跳出汉学束缚又客观对待汉学的宋代《诗》学为变，而以“务立新奇，自矜神解”、“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的宋代《诗》学为异①宁夏江先生认为《总目》对《诗》学源流的梳理隐含着“正”、“变”、“异”、“衰”的《诗》学史观，体现出主正容变、黜异贬衰的《诗》学著目修纂思想。本文此处表述乃受其影响，具体内涵则有所不同。参见宁夏江《〈四库全书总目〉中〈诗〉学著目的纂修思想》，《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4期，第45－47页。。“变”和“异”是宋代《诗》学的突出特征，其间的联系和区别的根本就在于怎样对待《诗序》和毛《传》、郑《笺》。而《诗》学之“正”与“变”的联系和区别，《总目》也是有清晰的认识。《诗本义提要》说:“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指毛郑)，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柏之流，乃并疑及圣经，使《周南》、《召南》俱遭删窜。”［3］190苏辙《诗集传》提要说:“(苏)辙于毛氏之学亦不激不随，务持其平者。”［3］191结合相关语境，所谓“务立新奇，自矜神解”的“后之学者”应该指的是南宋郑樵以来的废《序》诸家。南宋时期有废《序》一派，同时亦有范处义、周孚、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黄震、林岜、严粲等尊《序》一派。尊《序》和废《序》两派相争共进，是南宋《诗》学的特征。在馆臣看来，北宋与南宋《诗》学是有差异的，以欧阳修、苏辙为代表的北宋《诗》学虽有新变倾向，却体现出对前代《诗》学批判地继承，继承中创新的特征，如欧阳修，“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如苏辙，“于毛氏之学亦不激不随，务持其平”，不同于南宋废《序》一派“务立新奇，自矜神解”。

四库馆臣从学力、学风的对比来解释宋代《诗》学变异的原因，反映出特定的《诗》学崇尚。《诗补传提要》说:“盖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郑樵，最尊《序》者则处义矣。考先儒学问，大抵淳实谨严，不敢放言高论。宋人学不逮古，而欲以识胜之，遂各以新意说《诗》。其间剔抉疏通，亦未尝无所阐发。而末流所极，至于王柏《诗疑》乃并举二《南》而删改之。儒者不肯信《传》，其弊至于诬经，其究乃至于非圣，所由来者渐矣。”［3］192馆臣认为，汉唐先儒之学力、学风优于宋人，“大抵淳实谨严，不敢放言高论”，宋人学力不及古人，而欲图以识力取胜，因而各以新意说《诗》。这种简单的对比评判，结论未必然，却蕴藏着鲜明的学术立场——推崇考证之实学，排斥空谈之虚学。

《总目》对宋代《诗》学史的评述，主要突出了宋代《诗》学的新变和围绕尊《序》与废《序》的论争。宋代诸儒对《诗序》的攻辩，为宋以后《诗》学流变的关键，亦是宋以后数百年门户之争的根源，其在收录编排“诗类”著作时亦不忘彰显其理念:“今核定诸家，始于《诗序辨说》，以著起衅之由;终于是编，以破除朋党之见。”［3］213《诗序》之说，自古聚讼纷纭，《总目》于“诗序提要”中所罗列宋代以前的九种异说中可见一斑，而第九种即为废《序》说:“以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击而不顾者，则倡之者郑樵、王质，和之者朱子也。”［3］187《总目》尤以此说影响最大，使宋以后《诗》学成遵《序》、废《序》两派，形成门户壁垒，争议不停，攻诘不断，以至修《总目》者不禁慨叹:“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数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岂非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乎?”［3］187

为消融门户，破除朋党之见，四库馆臣对《诗序》问题进行了考析，结论是“《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3］187。其论证过程是:先引程大昌《考古编》、朱鹤龄《毛诗通义序》中的见解以明“《小序》首句原在毛前”［3］187，其后乃引邱光庭《兼明书》、曹粹中《放斋诗说》中的观点以证“续申之语出于毛后”［3］187，再而据汉末鲁诗学者蔡邕《独断》所载《周颂》三十一篇之《序》为说，从汉以前《诗》学传授的角度证明毛诗之《序》“为孙卿以来递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只首二句，而以下出于各家之演说，亦可知也”［3］187。因此四库馆臣在《总目》“诗类小序”中明确表明了其对《诗序》问题的基本见解和立场:“《诗序》称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战国时人，固后来搀续之明证。即成伯玙等所指篇首一句，经师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远，必有所受。意其真赝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为偏见。”［3］187如此见解，实属通达明鉴，至今仍为众多学者所认可。正由于《总目》对《诗序》的识见高明，客观平正，保证了其在具体《诗》学批评的客观公允。

二、唐宋《诗》学著作之批评

据笔者统计，《总目》“诗类”正录唐代《诗》学著作2部，无存目;正录宋代《诗》学著作18部，并录1部②《总目·诗序二卷提要》称:“并录朱子之《辨说》，著门户所由分。盖数百年朋党之争，兹其发端矣。”则知《总目》所收宋代《诗》学著作应加上朱熹《诗序辨说》一部。，存目5部。从中可看出，唐宋《诗》学，特别是宋代《诗》学，在《总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具体的批评中，更体现出这一点。究其缘由，主要就在于唐宋《诗》学在整个《诗》学发展和流变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唐代《诗》学著作之批评

《总目》正录唐代《诗》学著作2部，即孔颖达《毛诗正义》和成伯玙《毛诗指说》。《毛诗正义提要》是在汉至明一千多年《诗》学发展史的大视野中来评价《毛诗正义》的地位和作用的，极力表彰其整合异说、消融前代《诗》学纷争的价值和意义，称其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对其消解纷争、使论归一的价值和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总目》对《毛诗正义》的评价相当程度上是合理的，然而似过于笼统，且失于偏颇。《总目·凡例》自称:“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3］34对《毛诗正义》，馆臣只是笼统地揭示出其整合异说、消融前代纷争的价值和意义，所谓“别白得失”是做得不够的。《毛诗正义》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广纳众说，增简削繁而成，尽管能够“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然而官修之书，杂出众手，疏漏和失误仍然是难免的，故清代学者对它就多有批评。例如清皮锡瑞《经学历史》说:“议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异、曰曲循注文、曰杂引谶纬。”［4］今人黄焯批评说:“孔氏……凡于毛、郑义有异同，遂多左毛右郑，而于郑玄宗毛为主之本意，反忽而少察矣。其分疏毛、郑也，于郑笺有引而未发之奥，必曲折以达其义。若毛传有难明者，弗能旁引曲畅，辄以‘传文质简’一语了之，或时取王肃说为毛说，意在申毛，而每失毛恉。又笺实申毛，而以为易传;或郑自为说，而又被之毛。遍观全书，其失类此者盖多。至于演经而尝失经意，解序而或乖序旨者，又往往而有。”［5］此皆据实而论，不可否认。《总目》只是从《诗》学史的角度评判《毛诗正义》的意义和价值，对其自身存在的疏失却未加考评，自然显得笼统和偏颇。

《毛诗指说》约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之前，是唐代中后期的著作。据张启成先生的研究，此书“只是一篇论文式的著作，仅六千余字，线条较粗，表达亦有所欠缺，因循旧说亦不少。但他的‘鲁、殷为变颂’说，他对《诗序》写作时间的考证，他对《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概况的论述，特别是他对《诗经》语助词与句式的论述，都有一定创新精神与文献参考价值”［6］。此书分《兴述》、《解说》、《传授》、《文体》四篇，《总目》对其体例、内容作了介绍，针对其中两个方面作了评价:一是对其中《文体》一篇，《总目》说:“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之，颇似刘氏《文心雕龙》之体。盖说经之余论也。”［3］190二是《解说》一篇中成伯玙对《诗序》的见解，《总目》称:“然定《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实伯玙此书发其端，则决别疑似，于说《诗》亦深有功矣。”［3］190这两方面的评价，体现了《总目》两方面的思路:其极力称许成伯玙对《诗序》作者问题的见解，认为其对《诗经》的解说立了大功，体现了其客观对待《诗序》，消除门户纷争的思路;其对成伯玙《文体》一篇的体例、内容的评价，认为它是说经之余论，体现了一种重经轻文的倾向。前者是中肯的，至于后者，馆臣没有意识到成氏从文学的角度解读《诗》的意义，所谓“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于此未曾落实，自然也是一种偏颇。

(二)北宋《诗》学著作之批评

《总目》正录18部宋代《诗》学著作中，北宋仅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和蔡卞《毛诗名物解》3部。欧阳修是四库馆臣赞赏的，称许其“文章名一世，而经术亦复湛深”［3］190，虽然其所批评的宋代废《序》言《诗》之风滥觞于欧，馆臣却并不归罪于欧，能做到辩证地看待问题，指出:“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柏之流乃并疑及圣经，使《周南》、《召南》俱遭删窜，则变本加厉之过，固不得以滥觞之始，归咎于修矣。”［3］190其评欧阳修《诗本义》曰:“是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3］190“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是“本”，王柏之流则变其“本”而加厉，因而走向歧途。《总目》的评判是客观中肯的。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林光朝对《诗本义》未安稳处提出异议、进行辩难，《总目》亦为之回护，表现出对以意逆志解《诗》的宽容:“盖文士之说诗，多求其意;讲学者之说诗，则务绳以理。互相掊击，其势则然，然不必尽为定论也。”［3］190这其中也体现出馆臣独到的学术眼光，把握到不同《诗》学取向的不同特征，宽容而不失通达。然而，馆臣意识到文士说《诗》的方法，没有意识到文士说《诗》的文学化倾向及其意义，以至于对后来明代《诗》学那种讲求以意逆志、以诗看《诗》之风作过多的否定性评价，未免是一种遗憾。

苏辙《诗集传》也是《总目》推许的，苏辙说《诗》承继唐人新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3］190对此，《总目》是深表赞同的，并为之作补正，对苏辙之见作出肯定:“辙取《小序》首句为毛公之学，不为无见。……辙以(首句之后)为卫宏所集录，亦不为无征。”［3］191馆臣的评判是允当的，其所以肯定苏辙此说，是因为四库馆臣对《诗序》问题进行过考析，结论是“《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这在前面已经提到，毋庸赘述。《总目》肯定苏辙《诗》说的同时，亦表彰其《诗》学态度:“辙于毛氏之学亦不激不随，务持其平者。”［3］191这同表彰欧阳修“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未尝轻议二家，亦不曲徇二家”是一样的，都是表彰一种《诗》学态度，借以批评南宋诸儒以掊击毛、郑为能事，“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的不正之风。

蔡卞《毛诗名物解》是一部名物训诂之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批评它“议论穿凿，征引琐碎，无裨于经义”，然而《总目》却称蔡卞“其书虽王氏之学，而征引发明，亦有出于孔颖达《正义》、陆玑《草木虫鱼疏》外者，寸有所长，不以人废言也。”［3］191此语失考，余嘉锡先生指出:“莫友芝《郘亭书目》卷二云，卞此书自首至尾，并钞陆佃《埤雅》之文，未曾自下一字，不知刻《经解》者何以收编，四库又何以入录，其人其书，皆可废也。”［1］36《总目》正录此书，在于其为名物训诂之作，符合馆臣倡导考证注重实学的宗旨，却求貌不求实，顾此失彼，留下硬伤。

(三)“正录”南宋《诗》学著作之批评

《总目》正录南宋《诗》学著作15部，不妨先讨论其对朱熹《诗集传》的评价。《诗集传提要》主要谈及四个问题:一是朱《传》的成书:“注诗亦两易稿。凡吕祖谦《读诗记》所称‘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说全宗《小序》。后乃改从郑樵之说，是为今本。”［3］192二是朱《传》的影响:“自是以后，说诗者遂分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终不能以偏废。”［3］193其三，胪列所采用内府藏本朱《传》中经文讹异之处③《总目》原作“诗集传八卷，通行本”，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本注曰:“库书实据清内府刊本《诗经集传》八卷本缮录，据宋建安本、明监本校对，故应为“《诗经集传》八卷，内府藏本。”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第192页。。其四，指明朱《传》音叶内容经朱鉴增损而颇多舛迕。在此条提要中，馆臣没有直接对朱《传》作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在其他《诗》学著作的提要中，《总目》对朱《传》多有论及。综合起来，《总目》对朱《传》的评价可归纳为④此处归纳乃据《总目·毛诗正义提要》、《诗总闻提要》、《吕氏家塾读诗记提要》、《诗传旁通提要》、《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提要》、《虞东学诗提要》、《毛诗原解提要》、《诗经备考提要》中相关论述，为避繁琐，不具引。:朱熹《诗集传》凡两易稿而成，初稿全宗《小序》，后受郑樵影响而攻《序》言《诗》改成“今本”;舍序言诗，萌于欧阳修，成于郑樵，而定于朱子之《集传》，朱《传》攻序与郑樵并著称当世，亦最与当代相辨难，影响所及，说《诗》者遂分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终不能以偏废;朱《传》废序，成于吕祖谦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其间不免负气求胜，不能如《四书集注》，句铢字两，竭终身之力，研辨至精;朱子从郑樵之说，只是攻《小序》，至于诗中训诂，多用毛、郑;朱《传》详于作诗之意，多阐明义理，于名物训诂声音之学皆在所略;朱《传》确有所偏，其排斥毛、郑，固未必尽无遗议，然亦有所发明。这样看来，《总目》对朱《传》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虽然评价不是很高，然而态度很明确。

四库馆臣论学重根柢、重古义，批判宋学末流不考古书，“遂并毛郑而去之”［3］188，因而评价朱《传》时强调朱熹继承毛、郑的一面，先是称其“不过攻《小序》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3］188，后又说“夫《集传》排斥毛、郑，固未必尽无遗议，先儒亦互有异同”［3］223，笔调矛盾，曲为回护，显示出一种较强的主观色彩。又，《诗集传提要》征引杨慎《丹铅录》“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尽变其说”之语，谓此“虽臆度之词，或亦不无所因”［3］193，并于《钦定传说诗经汇纂提要》中称“《集传》废《序》，成于吕祖谦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3］205，如此以臆度之词当作事实，是失于妄断的，清人成蓉镜《思堂答问》中已经指出这一点⑤成蓉镜《思堂答问》:“《提要》谓《集传》废序，成于东莱之相激，遍考《语类》、《文集》，并无此说，盖本之《丹铅录》，此升庵臆度之词，元以前无言此者。夫《考亭诗序辨说》，后儒以负气求胜讥之，固所不免，然谓成于东莱之相激，亦考之未审耳。庚子凡三答吕伯恭书，玩其辞气，皆无彼此相激之语。其甲辰答潘文叔书云:‘旧说多所为安，见加删改，别作一小书，庶几简约易读，若详考则有伯恭之书矣。此岂与吕相难者乎?’……然则《集传》之废《序》，亦文公自废之耳，其不因成公之尊《序》而尽变其说亦明矣。……然因废《序》而有异同，非因有所不合而乃废《序》也。”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第37页。。

值得玩味的是，为何《总目》对朱《传》的评价偏低?这需要比观《总目》对《吕氏家塾读诗记》及《诗缉》的评价来探讨。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总目》对其内容没有作具体评述，而引陈振孙和魏了翁的话作评价:“陈振孙称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翦裁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者’;魏了翁作《后序》，则称其能发明诗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旨’。二人各举一义，已略尽是书所长矣。”［3］195严粲《诗辑》，《总目》评曰:“是书以吕祖谦《读诗记》为主，而杂采诸说以发明之，旧说有未安者，则断以己意。……凡若此类，皆深得诗人本意。至于音训疑似、名物异同，考证尤为精核。宋代说《诗》之家，与吕祖谦书并称善本，其余莫得而鼎立，良不诬矣。”［3］197则知此二书是《总目》最为推许的宋代《诗》学著作，认为它们代表着宋代《诗》学的最高水平。究其缘由，在于四库馆臣的学术立场和《诗》学宗旨。馆臣的学术立场是考据义理并重而强调考据，其《诗》学宗旨为:以考证求义理，汉宋兼采，各取所长，参稽众说，务协其平，以消除纷争，破除朋党之见。在馆臣看来，宋代《诗》学著作中，就考证而言，《吕氏家塾读诗记》最为详正;就义理言，其又能发明诗人之旨。严粲《诗缉》也是如此，考证尤为精核又能深得诗人本意。从其评述话语中可知，吕祖谦《读诗记》及严粲《诗缉》是以考证求义理的典范，与其立场和宗旨最相合，故将其推为宋代最好的《诗》学著作。而朱熹《诗集传》，“详于作诗之意，而名物训诂，仅举大凡”［3］199，“不能如《四书集注》，句铢字两，竭终身之力，研辨至精”［3］205，因此在馆臣看来无法与吕、严之作比肩。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看来是不公允的，因为朱熹《诗集传》“在一定程度上廊清旧说，另立新义，彰显着南宋《诗》学的革新精神。这种革新精神，经元明清《诗》学研究者的大力倡导与不断弘扬，终于使‘诗经宋学’学术体系成为《诗》学研究的主流。”［7］四库馆臣忽视了这一点。然而从乾隆时期的学术文化背景中来审视，它不失为明见。乾嘉以后“诗经清学”取得的众多成就，可以说正是在《总目》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取得的。

由于四库馆臣注重《诗》学传承，崇尚考证、敦兹实学，其编录和评价南宋《诗》学著作也就以此为衡鉴。范处义《诗补传》，是受馆臣肯定的。在《诗补传提要》中，馆臣称范处义为南宋初“最尊序者”，与南宋“不肯信传，其弊至于诬经，其究乃至于非圣”之流相对照，特表彰其“笃信旧文，务求实证”［3］192，可谓学逮古人。由于《总目》对《诗序》的持不全信亦不全疑的客观态度，馆臣指出范氏有矫枉过直之瑕，然可取其补偏救弊之心。因在《总目》的批评话语里，蕴含有推崇考证之实学，排斥空谈之虚学的鲜明立场，故其对范处义的褒扬，重心不在其笃信旧文，最尊《诗序》，而在“务求实证”一语。盖其“参稽众说，务协其平”以消融门户偏见的基本学术立场和理念即是务求实证。馆臣所极力反对的，是虚谈无根、横生臆解，激而过当的做法。《总目·集部·蠹斋铅刀编提要》评周孚《非诗辨妄》:“至郑樵作《诗辨妄》，决裂古训，横生臆解，实汨乱经义之渠魁。南渡诸儒，多为所惑。而孚陈四十二事以攻之，根据详明，辨证精确，尤为有功于《诗》教。”［3］2135如郑樵、王柏务立新奇、不求实证以至诬经非圣的偏激做法是馆臣所极力批判的。

王质《诗总闻》是南宋废《序》思潮的重要代表，《总目》对它的评价不偏不倚，体现出四库馆臣通达的识见。《诗总闻提要》可注意点有二:其一，标出南宋废《序》思潮的三个突出代表郑樵、朱熹和王质。指出王质与郑樵、朱熹虽同为废《序》，而旨趣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王质“不字字诋《小序》”，却毅然自用，别出新裁，坚锐之气更胜于郑、朱二家。其二，宋人陈日强对王质“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的评价，馆臣深表认同，认为此语“品题最允”，并称其“冥思研索，务造幽深，穿凿者固多，悬解者亦复不少。故虽不可训，而终不可废焉。”［3］192王质废《序》更为坚锐，馆臣却没有提出批评，这可以见出馆臣对废《序》思潮并不反对，而是客观中立，原因就在于馆臣对《诗序》有较为客观通达的认识，对之持不全信亦不全疑态度。馆臣对王质“冥思研索、务造幽深”的研究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虽推崇考证实学，亦肯定其“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即使有失考证以至穿凿，亦有不少可取之处，关键看研究者是否固守门户壁垒，失于和气平心。这与其对欧阳修《诗本义》的评价是一致的。只是，馆臣根据《黄氏日钞》言“晦庵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而谓“言因郑而不言因王，知其趣有不同矣”［3］192，如此推论朱熹和王质去序言诗的旨趣不同，并未曾作实质的论证，却有臆断之嫌。

除上所述，《总目》正录南宋《诗》学著作尚有李樗、黄櫄《毛诗集解》、杨简《慈湖诗传》、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林岜《毛诗讲义》、辅广《诗童子问》、段昌武《毛诗集解》、朱鉴所编《诗传遗说》、王应麟《诗考》、《诗地理考》10部，《总目》大体沿着注重《诗》学传承、崇尚考证、敦兹实学的思路作出相应的评价，比如评戴溪《续诗记》曰:“皆平心静气，玩索诗人之旨，与预存成见，必欲攻毛、郑而去之者，固自有殊。”［3］195评《毛诗讲义》曰:“大都简括笺疏，依文训释，取裁毛、郑而折衷其异同。虽范围不出古人，然融会贯通，要无枝言曲说之病。当光宁之际，废序之说方盛，岜独力阐古义，以诏后生，亦可谓笃信谨守者矣。”［3］196对宋人义理之学，也表示出相当程度的肯定，要旨在于经世致用，例如评《毛诗经筵讲义》曰:“燮则因经文所有而推阐之，故理明词达，无所矫揉，可谓能以古义资启沃矣。”［3］195馆臣对宋人义理之学的批评，不是指向义理之学本身，而是指向虚谈无根、偏激过当之风。辅广《诗童子问》，《总目》评曰:“是编大旨主于羽翼《诗集传》，以述平日闻于朱子之说，故曰‘童子问’。……其说多掊击《诗序》，颇为过当。……盖义理之学与考证之学分途久矣，广作是书，意自有在，固不以引经据古为长也。”［3］196参考元刘瑾《诗传通释》提要所言:“汉儒务守师传，唐疏皆遵注义，此书既专为朱《传》而作，其委曲迁就，固势所必然，亦无庸过为责备也”［3］199，显示出馆臣对朱熹后学的包容，同时也说明，《总目》要批判贬斥的不是宋人义理之学本身，而是不求实证、虚谈妄说、意气相争、偏激过当之风。四库馆臣的这些观点，总体来说还是允当的。

(四)“存目”南宋《诗》学著作之批评

《总目·凡例》说:“今诏求古籍，特创新规，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至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究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3］31意即分四个等次编录书籍。宋代五种存目著作，分别是张耒《诗说》、程大昌《诗论》、王柏《诗疑》、佚名《诗义断法》以及佚名《毛诗正变指南图》。大概前三种属于“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一类，后二种则属“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究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一类。张耒《诗说》一卷，凡十二条，简述《柔桑》、《抑》、《卷阿》等十二篇之本事，并阐发其中微言大义，主要是借解经暗讽时政。《总目》评曰:“多借抒熙宁时事，不必尽与经义比附也”［3］215，指出其解说实属比附，有违经义，所评是允当的。程大昌《诗论》一卷，凡十七篇，《总目》评曰:“其大旨谓《国风》之名，出于汉儒之附会，其说甚辨。惟《左传》‘风有采蘩采苹’语，《荀子》‘风之所以为风’语，不出汉儒，无可指驳。”［3］215详其语意，“其说甚辨”并不是肯定程氏观点，而是意指其似是而非，其下即多方批驳程说之非，认为“大昌之意，惟在求胜汉儒，原不计经义之合否”，并批评其推论过程“颠倒任意，务便己私”［3］215，不值得与之作口舌之争，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程大昌的《诗》学观点。这可谓否定太过了。

王柏《诗疑》是《总目》所极力批判的:“此书则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此自有六经以来，第一怪变之事也。”［3］216《总目》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王柏托词汉儒窜乱经文而自行删削改易经文的做法作了有力的驳斥，同时批评后人因王柏是朱熹三传弟子而不敢异议此书，“是门户之见，非天下之公义也”［3］216－217。王柏删《诗》，是宋代《诗》学理学化走向极端的表现，《总目》对此作出的驳斥是客观合理的“匡谬”。然而，删《诗》并不是王柏《诗疑》的全部，王柏《诗》学还富有其他有价值的内容。王柏解《诗》，注重文本解构，讲求玩味词意、涵泳情性，充满着以诗看《诗》的文学色彩，充分显示了南宋后期经学文学化的发展特征⑥详参谭德兴:《〈诗疑〉的文学思想》，见其《宋代诗经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8－259页。，这些内容是《总目》没有意识到而却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毛诗正变指南图》和《诗义断法》已不详撰人名氏，前者《总目》评曰“其义例浅陋，不似古人著作”［3］217，疑其为明末陈重光自辑而托为前人旧作，后者可能是宋谢叔孙之作，《总目》评曰:“皆剽窃陈言，不出《兔园册子》……盖揣摩弋取之书，本不为解经而作也。”［3］217《总目》将此二书归于“诗类存目”，示“并存其目，以备考核”之义。

三、结论与反思

综上，《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成绩是明显的，它采取了值得肯定的原则、宗旨和立场来指导具体的《诗》学批评，所评所论大都比较客观和平正，其对唐宋《诗》学著作和主要《诗》家的评价大体能实事求是、合乎实际;其对唐宋《诗》学现象和《诗》学演变趋势以及相关问题的见解往往十分精到，值得认可。然而，毕竟任何学术都有时代的局限，《总目》的缺失和局限也是明显的，反思之，可为当今的诗经研究获取有益的启示。除前文所述外，尚有如下两方面缺失:

其一，宋代《诗》学是丰富多彩的，从《总目》所载的评述来看，四库馆臣对此有清楚的认识。然而，尽管其对宋代《诗》学有相当的重视，但囿于对门户壁垒的批判，反而致使其对《诗经》宋学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评价不足，尤其是对宋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诗》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郭丹先生指出:“宋代的《诗经》研究，兴起了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其中虽不免穿凿臆断之弊，但对于以传、序、笺、疏四位一体的汉学《诗经》研究，无疑是一个革新，一个冲击。”［8］《总目》的《诗》学批评更多地指向了《诗经》宋学的弊端，却忽视了其中的积极意义。今人研究宋代《诗》学的成果很多，从个案研究到整体研究，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总结了宋代《诗》学的成果，其意义和价值得以凸显，弥补了《总目》这方面的缺陷，此处不再赘述。为何《总目》会对宋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诗》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呢?笔者以为，这是四库馆臣的尊经重教观念所致，体现的是以乾隆为首的整个统治阶级的集体官方意识及封建社会正统、正宗的学术观念⑦吴承学先生说:“《总目》不仅代表个别人或部分人的观念，而是代表以乾隆为首的整个统治阶级集体的思想，代表封建社会正统、正宗的学术观念。”见吴承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页132。。《总目·经部总叙》说:“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3］1《总目·经稗提要》说:“夫穷经之要，在于讲明大义，得立教之精意。”［3］437据此可推馆臣之意，治经的目的是阐明经义，亦即求取“天下之公理”，得“立教之精意”，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这样的观念决定了馆臣不重视甚至鄙视从文学的角度谈经、治《诗》。《总目·或庵评春秋三传提要》:“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仅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末矣。”［3］403其言“经本不可仅以文论”［3］444，称成伯屿《毛诗指说·文体》详析《诗》之句法、篇章、措辞、用字的言论为“说经之余论”［3］190，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尊经重教的观念。

其二，《总目》于唐宋《诗》学，“辨章学术”突出，“考镜源流”则有不足，因其未能完全彰显汉唐《诗》学对宋代《诗》学大势的影响。前文提到，《总目》指出了唐宋《诗》学的内在关联，说明在馆臣看来，唐宋《诗》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脉相承的，其对攻序疑经一派的批评及其对重古学、重实学之《诗》家的彰扬也表明唐宋《诗》学存在一脉相承的“正路”。这表明四库馆臣对唐宋《诗》学的承变关系有着相当程度的认识，晓得宋代《诗》学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承继前代《诗》学而来，即使如欧阳修、苏辙、朱熹《诗》学之变，也不是置前代《诗》学于不顾的。这样的认识体现了馆臣“考镜源流”的通明识鉴，值得肯定。然而，四库馆臣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宋代《诗》学的新风貌也是承继唐代《诗》学的基础上实现的，宋代《诗》学的新变并不是无根无源的突发变异，而是承继了唐代《诗》学某种因子，对之加于更新和强化而实现的。唐代《诗》学至少在《诗》学理论、《诗》学方法和《诗》学品格三个层面上为宋代《诗》学提供了可供更新和强化的基因，一经触发和培植，便可产生新鲜血液，实现新异的大成就⑧详参刘挺颂:《〈毛诗正义〉与宋代〈诗〉学新变——对唐宋《诗》学承变关系的初步考察》，《贵州文史丛刊》，2011年第1期。。根据《总目》的评述，在唐宋《诗》学的演变过程中，宋代《诗》学对唐代《诗》学是有继承有变异的，它倾向于肯定继承的一面，而过多地否定变异的一面，是不平正客观的，有违其《诗》学批评的宗旨和原则。反之，要是过多地肯定其变异的一面，而忽略或者否定其继承的一面，同样也有违客观。考察、反思唐宋《诗》学，对其承变关系有待作更好的认识。笔者以为，宋代《诗》学是在继承唐代《诗》学中实现创新的，一味继承、盲目继承固然值得贬斥，而不重视继承却一味肯定其新变也失于偏颇。评判唐宋《诗》学之实际，必须对两者承与变之内在关联作更深入细致的考析，惟有如此，方能更好地认识唐宋《诗》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张新民．通观与局部——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1－4．

［3］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201．

［5］黄焯．诗疏平议: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

［6］张启成．成伯玙《毛诗指说》新探［M］∥张启成．诗经研究史论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161－169．

［7］邵炳军．朱熹《诗集传》对毛《序》的批判与继承——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一［C］∥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31－438．

［8］郭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经》批评［C］∥中国诗经学会．第五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318－331．

About the Criticism of Catalogue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on the Studies of Book of Song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Studies of Book of Song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U Ting-song
(School of Literatur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Catalogue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made proper evaluations to theworks and researchers on Book of Songs studi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and here and there showed some objective and precise points of view．However，focusing toomuch on the criticism of school barriers，Catalogue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failed to attach enough importance to themeaning and value，esp．in literature respect，of Book of Songs studies in Song dynasty，who achieved its innovation by succeeding to the studies in Tang dynasty．Thus，the criticism of Catalogue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on the studies of Book of Song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id not revealed the strong influences by the former dynasty to the latter．

Catalogue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study of Book of Songs;criticism;reflections

I 207．22

A

1004－1710(2011)06－0113－08

2010－09－06

刘挺颂(1982－)，男，广东紫金人，上海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责任编辑:林漫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