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

1928年5月3日，正当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住已从北洋军阀手中取得的巨大权益，不让国民党军队染指东北三省，因而千方百计阻挠北伐军前进的步伐，甚至不惜在北伐军队经过山东济南时，大肆屠杀了6123名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五三惨案”。惨案发生后，由于蒋介石当局奉行对日妥协政策，致使这桩惨案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日本政府决定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8年初，蒋介石集团的南京政府宣布成立。4月，国民党蒋、桂、冯、阎四派联合，展开对北洋军军阀最后一支反动武装——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的北伐。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下达总攻击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分别指挥第一、二、三集团军，沿津浦、京汉、正太三条铁路挺进北伐。

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作靠山的张宗昌，此时是直鲁联军总司令兼安国军副司令，他的直鲁联军和另一军阀头子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是北伐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步步逼近，张作霖、孙传芳的部队被打得一败涂地，退守济南。

济南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20世纪开头的十多年里，随着胶济铁路(1904年)的建成通车，清政府于1905年在济南开设“华洋公共通商之埠”，遂使济南由一座封建色彩比较浓重的内陆府城，迅速发展成为我国东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作为扼守京津南大门的重镇，同时也是南京和天津之间制衡南北、东连青岛的最大城市，济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也愈益显现出来。

济南开埠后，中外商民来济南经营者越来越多，工商贸易日趋发达，德、日、英、美、意等国大都有人来从事贸易活动。其中，在济南的日侨约有2000余人，日本在济南还设有日本领事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施侵吞满蒙、征服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的新大陆政策，不让国民党军队染指东北三省，阻挠国民党军队挺进华北，以保住日本侵略者从北洋军阀手中取得的巨大权益，并进一步胁迫张作霖、张宗昌等旧军阀，以便从他们手中谋取更多、更大的权益。日本田中内阁继1927年5月第一次出兵山东后，决定再次出兵山东，进占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

蓄意制造的“五三惨案”

1928年4月底，国民革命军进至济南附近，30日对济南北洋守军发动了总攻。当夜，张宗昌率部退到黄河以北，并放火烧毁了黄河铁桥。5月1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所属各部及第二集团军一部分共约4万多人，开进济南。同日，蒋介石也到达济南，在旧督办公署设立总部。晚10时，外交部长黄郛及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外交部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也随军到达济南。蔡公时将战地政务委员会交涉署的办公地点设在经四纬六路。

日本帝国主义自视山东为其势力范围，因此，便要出面干涉。早在4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就讨论了山东形势，19日，出兵山东案经天皇“裁可”，由日本陆军省正式宣布，派熊本第六师团5000人，由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从司门乘船开赴青岛，并派出了该师团的斋藤旅团为先遣队开赴山东。在该部到达之前，驻扎天津的日本军调派三个中队，由小泉慕次中佐率领，先期赴济南布防。当国民党军各部先后进入济南时，日军已在商埠各路口筑好工事，由日本浪人组成的所谓“日侨义勇团”则积极配合日军，游行并散发传单，宣称要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

日本军队在济南滋生事端，到处挑衅。5月1日上午10点，国民党军一个营长和一个少校副官带领四个连长因找房子行至经五纬五路口，被武装日军捉去当场用刺刀穿死，并将死者用卡车拖去焚烧。当时正在向济南结集的北伐军不断遭到日军的杀害。

5月2日，日本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由青岛到达济南。这时在济南的日军已有3000余人，他们划经一路、经二路和纬一路、纬三路为东守备区，把经二路、经六路和纬六路、纬十路划为西守备区，并在经七胳附近设多门大炮，布置了机枪阵地，还在济南的商埠区、使领馆、邮局、银行、医院等所在地抢先布置防区，不准中国军民通行，禁止商埠区居民外出。

5月3日早晨，日本驻济南代理总领事西田井一、驻济武官酒井隆等一行，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拜会蒋介石，双方谈话“俱甚欢洽”。孰料此间的握手言欢竟是伏兵暗算之计。原来，西田一行拜会蒋介石的主要目的是察看城内军备，同时麻痹蒋介石，使其不加戒备。西田一行刚离开国民党军总司令部，日军就按预定计划四处寻衅，挑起冲突，不一会儿，大规模突袭就开始了。日军从东、西警备区倾巢出动向驻商埠区的国民党军和平民百姓展开疯狂杀戮。由于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命令各师长约束部队，无令不得外出，避免与日军冲突，致使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凡日军所到之处，无论何人，几乎都遭到杀害。民众被枪杀者不计其数，一时尸体满街，惨不忍睹。

从5月3日夜开始，日军大举出动，挨家挨户搜查，遇见北伐军官兵立即杀害。是夜9时，日军20余人借口交涉署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交涉署，收缴武器，将办公室捣毁，并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人员捆绑起来，用刺刀逼迫他们跪下。蔡公时用日语抗议，日军大怒，先将蔡公时耳、鼻割去，蔡公时怒斥日军暴行，日军又将蔡公时的舌头、眼腈挖去，同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加害交涉署的其他工作人员，然后分批拖出去用机枪射击，蔡公时、张鸿渐等17名外交人员惨遭杀害。当晚11时，正值北伐军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第六师团参谋长黑田商议善后办法时，日军又放大炮五次，并派兵炸毁北伐军电台，守台官兵全部阵亡。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蒋介石不但不命令其部队进行反抗，反而下令“忍辱负重，不准抵抗”，只想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致使大批中国军民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

蒋介石的一味“软化”，步步退让，更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继续推波助澜、制造事端。5月8日，日军开始向北伐军进攻，9日，对济南城发动了总攻，以猛烈的炮火向城关各处轰炸。5月10日，日军利用飞机、大炮、机枪，发疯似地轰炸扫射，战斗相持三昼夜。l1日，国民党代理济南卫戍司令苏宗辙接到蒋介石密电，命令守军放弃济南。中国军队放弃济南后，日军进城，又大肆屠杀、洗劫，无数百姓惨遭杀害、流离失所。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济案”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

不了了之的“济案”谈判

“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军绕道继续“北伐”。1928年6月，北伐军到达京津一带，奉系军阀败退关外。蒋介石仍不敢以军事力量来收复济南，直到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后，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已失去阻止“北伐”的作用，同时，惨案发生后，不仅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而且日本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日军才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当局谈判。

经过多方接触，以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国民党政府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多次非正式谈判，于1929年2月7日初步拟订了《解决济案大纲》，主要内容有：1、日本无条件撤兵；2、济案责任问题和赔偿问题，组织“中日联合委员会”赴济南实地调查，再定办法，赔偿以对等为原则；3、蔡公时被杀害，日方另行道歉。不久便举行了正式谈判，届时日本方面又对赔偿问题提出异议，不肯承认。

这样反复进行了一个多月，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就解决济南惨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字，关于济案协定的要点是：1、自换文签字之日起，至多在两个月内，将山东境内的日军撤完，国民党政府以全力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关于日军撤去前后之措施，应由中日两国委派委员就地商议办理；2、因济案发生两国所受的损害问题，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设中日共同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决定。此外，另发表声明书，略称：中日两国政府对于去年5月3日济南所发生的事件，鉴于两国国民固有之友谊，及两国政府和国民现迫切希望增强睦谊，故视此不快之感情已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为此声明。签字毕，各举香槟三杯“道贺”而散。一年来举国痛心不已的济南惨案，屡经谈判，至此草草收场。

“五三”惨案交涉结束之后，日军被迫撤兵。从表面上看，好像这次对日外交是获得了胜利，其实不然，因为日本军队的撤兵回国，只是履行了济南协定中的一部分，而其主要赔偿损失部分却没有履行。如此重大的案件，由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而不了了之。

惨案加重了济南人民的负担

从日本东方会议确立以分割“满蒙”为中心的侵华总政策，并武力推行既定国策的历史进程来看，济南惨案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序幕。历史证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正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分割“满蒙”、征服中国、兼并亚洲、称霸世界的这一征服计划的侵略历程。

“济南惨案”的发生，进一步加重了济南人民的负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使得济南金融枯竭工商凋敝，人民深陷苦难之中。济南的金融业在1925年左右是一个鼎盛时期，全市银行20余家，大小银号、钱庄约130户，张宗昌的祸鲁政策，已使得许多银号、钱庄不能维持，至济南惨案后，纷纷歇业，几乎全部倒闭。中国、交通、懋业、实业四家银行，发行流通纸币不超过200万元，市场银根奇紧，各业资金周转不灵。

在工商业方面，惨案以后陷入了严重萧条的局面。商店、粮店多被抢劫一空，人员伤亡，仅顺祥缎店就有9人惨遭杀害，使之元气大伤。据1928年《历城县乡土调查》记载，惨案前的济南工商业户有9000余家，1929年办理营业登记的只有7000余家，这是日军侵略摧残的结果。同时，日军占领济南后，津浦铁路洛口至党家庄一段被破坏，车辆无法行驶，南北货运受阻，粮、棉、茶、油及杂货等大宗物资运输困难。外地客商也多不敢来济南，门庭冷落，生意萧条。

“济南惨案”以后，济南的商业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日本企业迅速增加，特别是商埠地区，大小洋行、商铺林立，日货充斥市场。惨案发生后，济南商办典当业全部倒闭，日商乘机在商埠设典当行近20家，完全垄断了该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商业无法与之抗衡，歇业、倒闭日有所闻。

民族工业同样处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如，鲁丰纱厂被迫停工四个月，后虽勉强恢复生产，但资金、原料缺乏，销路不畅。棉纺业也是销路滞疲，不少业户被迫歇业。所剩几家虽继续营业，但也无销路。大战后兴起的济南面粉业，同样因上述原因处于危机之中，如，丰年面粉厂停产，同丰、恒兴两厂也是岌岌可危，其余各厂或因资金周转困难、或因交通阻隔、产品外销停滞、原材料缺乏等原因，勉强支撑局面，每月开机十几天或只部分开机。与面粉工业有关的粮行，因货源减少，有的歇业，有的改行。其他诸如造纸、火柴工业也因同样的原因，再加上日货的倾销，生存也是极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