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堪称一位电影工作者的知音。他是延安第一个电影放映员，是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他也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卓越领导人，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间，各种“左”的思潮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文艺事业，也影响了我国电影业的发展。每当这个时候，周恩来总是站出来，以其真知灼见为把握电影的正确航向而竭尽心力。周恩来尊重、爱护演员，乐于做演员的知心朋友，受到电影演员的尊重和爱戴。

周恩来是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积极参加文艺演出，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接触到欧洲电影，他在苏联又看到十月革命后新兴的红色电影。电影的迷人魅力和强烈感染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以上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关心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这种关心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在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抗战的中心。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分工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划归第三厅领导。周恩来对“中制”的工作十分关心，积极支持“中制”拍摄了《热血忠魂》、《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等故事影片，还派摄影师上前线拍摄了《抗战特辑》等纪录影片。一次，彭德怀从前线来武汉，周恩来陪同他并与叶剑英等八路军将领一起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制”，与“中制”职工亲切合影。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也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成立的。不久，抗战的中心转移到了重庆。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依然关注、支持迁渝的“中制”以及“中电”（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创作。不久，这两个制片厂在重庆就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塞上风云》、《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优秀的抗日影片。周恩来尤其重视与电影工作者的情感联系。1940年中秋节，他邀请史东山、尹伯休、田汉夫妇等影界名人相聚。于伶、司徒慧敏、张瑞芳、张颖、钱筱璋等著名电影人，每每忆及当年周恩来在重庆对他们的关心与交往时，便禁不住热泪盈眶。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到来之际，周恩来特别担忧电影工作者的安危。在他极为细致的安排下，电影界人士安全转移香港，香港沦陷后，周恩来又设法将他们转回内地。

周恩来不仅关心国统区的电影发展，而且还是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在抗日战争初期，无论是在国统区的太原、武汉还是重庆，周恩来在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都一直关心着人民电影事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专业电影拍摄机构是延安电影团，周恩来则是筹建延安电影团第一人，为筹建延安电影团做了许多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几位人民电影事业开创时期的电影工作者，都是经周恩来亲自谈话后想方设法将其送到延安去的。电影团最初的摄影机和一些器材，也都是周恩来派人送到延安的。延安电影团的创建，浸透了周恩来的宝贵心血。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电影从业人员纷纷离开中国电影业重镇上海，到内地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著名电影人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璋商量结伴同行，一起前往延安。袁牧之等人离开上海前往南京，找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说明来意，叶剑英介绍他们去武汉找周恩来。但暂时条件还不具备，建议先去参与阳翰笙编剧、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八百壮士》，促成这部宣传抗日的影片早日完成。1938年春，周恩来约见了袁牧之，派他去香港购买电影器材。在廖承志的帮助下，袁牧之从香港购买到一台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近万英尺的16毫米胶片后，返回武汉。

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袁牧之和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摄影师吴印咸带着这些电影器材离开武汉奔赴延安。在袁牧之、吴印咸来到延安后不久，延安电影团宣告成立，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迈出了开拓党的电影事业的第一步。袁牧之等人开始按计划积极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电影、也是电影团的第一部影片做准备工作。周恩来为该影片取名《延安与八路军》。影片的主题是“天下人心归延安”，分四个部分反映了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青年冲破险阻奔赴延安、延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抵达延安的青年学习及开赴各地工作的情景等。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的拍摄，开创了人民电影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电影团进军长春，接收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洲映画”（简称“满映”），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后发展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46年，解放区著名演员陈波儿去上海，秘密购买了一批电影器材，包括一台35毫米摄影机、二万米电影胶片和灯光器材等。周恩来在南京决定让电影工作者程默跟随他，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押运这批来之不易的器材飞回延安。有了这些设备，解放区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开始尝试拍摄第一部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平津战役胜利后，解放区成立了北平电影制片厂。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周恩来明确指示要在国统区上海建立一个民营的电影据点，摄制进步影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腐败与黑暗统治，唤起人民群众认清国民党的阴谋，预示光明的未来。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建民营公司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但凭着党的领导与影响，在阳翰笙、司徒慧敏等电影人的具体组织下，以原有的联华公司为基础，将许多爱国企业家团结在周围，同时吸引了一大批第一流的电影创作人才，短短几年便拍摄出了《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新闺怨》、《关不住的春光》等一批影响极大的进步影片。

关心具体影片的制作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要求电影工作者一定要用电影真实地记载下这一盛大节日。此后，每逢重大的国内活动或国际会议，周恩来都对新闻纪录电影的工作格外关注，亲自过问。1953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专门担负纪录片的摄制。新影摄影师王永宏跟随周恩来拍电影，深深体会到周总理关心摄影记者。周总理与外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握手时，总是握得时间较长，并很有力，给记者充分拍摄的时间，使记者们能较好地完成拍摄任务。

建国初期，人民的电影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电影业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把对文化经费的投入向电影业倾斜。1950年，在国家财政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文化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在南京举办1800余人的电影培训班，不久就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600多个放映单位。当时，我国的电影市场还被大量的美国电影所占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政务院颁布了《电影业登记暂行办法》、《国产影片输出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并加大了放映国产影片的力度。1951年3月，国产新片展览月在全国21个大城市举行。映出了《白毛女》、《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胜利重逢》等26部国产影片。周恩来欣然为“新片展览月”题字：“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

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文化部于1959年举办了建国十周年献礼影片活动。全国观众喜爱的《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永不消失的电波》等优秀影片，都诞生在这个时期。在《林则徐》拍摄期间，周恩来对负责拍摄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袁文殊说：“在广州看到了刚发现的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群众抗英的诗歌，表现很有气魄，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气概。对拍摄《林则徐》这部影片有很大参考价值……”周恩来把抄来的《三元里》史诗托人带到上海，交给郑君里，叮嘱要好好研究。后来，电影《林则徐》里面群众抗英的场面和一些细节，就是从《三元里》这首史诗所提供的诗的形象，演化为电影艺术的形象。

1962年6月17日，周恩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视察。在观看了《甲午风云》的样片以后，周恩来建议：“电影音乐不要喧宾夺主，应该突出影片的人物形象和语言”。1963年初，周恩来特意邀请夏衍、田汉、曹禺等老专家看戏，一起研究把他曾经七次观看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搬上银幕，他对具体的台词也研究得很细，在剧组人员座谈会上谈到春妮给指导员的信中一段话“你和我两小无猜”时，周恩来有意特别地问饰演春妮的陶玉玲“春妮是什么文化水平呀”，陶玉玲回答说“小学”。周恩来用商量的口吻问大家，“这个词太文气了，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啊？”据陶玉玲后来回忆，他们刚演《霓虹灯下的哨兵》时，扮演女特务曲曼丽的演员穿了一身很考究的裙服。周总理说：“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不会穿这样的服装的，最好改穿工装裤，要朴素些。”导演采纳了周总理的意见后，让那位演员改穿工装裤。不料，周总理再一次观看后，马上又提出来：“曲曼丽的裤子过短，一看上去就像个阿飞。这样不好，不要一出场就让观众看出是个坏人，应该随着剧情的变化和发展，矛盾的逐步加深，再揭露出她的本来面目，不然就难以让观众看出她隐藏着的伪装。”周总理的意见既中肯又准确，人们无不从心底敬佩他知识的渊博。

早在60年代初，周恩来就富有远见地关心新闻电影与电视的发展问题，希望新影同电视台早日合并。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回国时，在飞机上找新影摄影师庄唯、舒世俊和北京电视台的摄像师谈话。他说：下飞机我还有事，所以在飞机上抽空和你们谈谈电影、电视合并问题。1993年，新影整建制并入中央电视台。

周恩来非常重视中外电影交流，他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特别愿意与外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交往。1954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见了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热烈祝贺他荣获“国际和平奖金”：“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创造的众多角色上，都深深感受到了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呼声。”卓别林听后非常激动。周恩来接着说：“从你演的无声片到最近拍的新片《杀人的喜剧》和《舞台生涯》，我们都看过了，非常赞赏！发人深思，回味无穷！”

周恩来在宴请卓别林之后，立即通知国内让文化部电影局速派人到日内瓦与卓别林洽谈卓氏影片在中国发行的问题。周恩来以后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要将国外的影片引进到国内来，同时把中国的优秀影片输出到国外去。

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

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问题的谈话，是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部分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和北京市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讲的。可是促使周恩来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还是先从电影界引起的。在“大跃进”中，电影界出现的情况比较严重。1958年3月，文化部召开电影跃进会，就在当时文化部提出“放卫星”的口号下打擂台，各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增加数量。提出来“人人放卫星”、“部部工农兵，片片满堂红”，要两三个月完成一部故事片。5月创作思想跃进会之后，又提出向国庆献礼片拍摄的任务，搞得十分紧张。

1959年4月23日上午，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因病住院进行治疗，要卧床24小时。他却利用这天上午，通知电影界来的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和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几位同志座谈。周恩来说，他通过几次会议，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两条腿走不好。他认为两条腿走路这是个规律性的问题，而毛主席运用辩证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是非常熟练的。周恩来指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艺术问题上，是精神产物，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容易引起意见。一张画有几笔画坏了就很突出。而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看不下去。……艺术创作是为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群众。”周恩来还强调了对艺术上的要求，要求：第一，“艺术创作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第二，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要细致，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第三，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

周恩来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的时候，反复强调“既要鼓足千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要一张一弛。”他明确指出，“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些好？……宁愿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下马”。他对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同志说：“你们献礼影片的9部中有6部好的我就满意。来个9部，4部不好，我宁可要6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以集中使用，人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些。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打20%的余地。”他还具体指出，不可能设想，“演员要她哭就能哭，舍不得花胶片。做什么事情过头了就变成了荒谬。好看的人脂粉抹得太多了就反而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决，否则精神就不能舒畅。”

周恩来还特别嘱咐陈荒煤，今后4个月不要催厂里交任务了，厂里也不能天天打电话催摄制组。必要的条件要给以支持，但影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国庆献礼片，有的到年底交出来也行。总之国庆献礼的任务，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此外，周恩来还对创作人员的政治与业务学习、劳动、保健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与后来5月3日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的这次谈话，是真正用辩证的方法论述复杂的精神生产方面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以科学的态度，从领导的角度，尊重艺术客观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精神，和大家进行了一次同志间的、朋友似的交心和对话，使大家体会到国家领导人对电影工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感到既亲切又严格。

抵制“左”的思潮，坚持电影业的正确方向

对文艺政策的把握，是周恩来对中国电影的关心和最大贡献。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间，各种“左”的思潮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文艺事业，也影响了我国电影业的发展。每当这个时候，周恩来都及时站出来，为电影业的正确发展而竭尽心力。

建国后电影界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政治运动，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是导演孙瑜于1950年底完成的故事片。影片以清末武训的生平事迹为主要内容，描写了武训忍辱负重、矢志不渝“行乞兴学”的奇特经历。这部影片中的武训由赵丹饰演，放映后反响极大。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当时对电影《武训传》的展开了批判，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战线第一次批判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但这次运动和以后的政治运动相比，不同的是对这部影片的创作人员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大的触及。这主要是周恩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地正确把握，予以保护的结果。

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电影界曾有一次创作高峰，但立即又进入严冬。一方面，50年代中后期“反右”、“拔白旗”“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成为电影创作人员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另一方面，国际上日趋激烈的“反修”斗争，也对国内“左”倾文艺思潮推波助澜。国内文艺界当时大批所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人性论、人情论和人道主义，电影界首当其冲。《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一天一夜》等影片因揭露社会阴暗面或表现人情、人性而招致了无休止的批判。同时，由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导致的苏联单方面终止援助等事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也使电影生产受到了限制。为了扭转颓势，党中央在1960年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这种大气候下电影也开始了调整，这一调整明显地表现在1961年六七月间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这次会议和它之前中宣部在同一地点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被称“新侨会议”。“新侨会议”是文艺界与电影界的反“左”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与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新侨会议”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著名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一讲话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文献。讲话批评了文艺工作中的“左”倾思想，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造成一种民主空气”，强调“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为此“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批评了那种乱“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的做法。周恩来还深刻阐述了文艺与政治、与人民的关系。他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标语口号不是艺术。”他还一再强调：“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周恩来还阐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等问题的辩证关系。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进一步发挥了“新侨会议”讲话的基本精神，从根本上澄清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和中国文艺队伍的混乱认识。他指出：无论任何时候把知识分子归入资产阶级范围，都是犯了战略方针的错误。这两个重要会议与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对中国电影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受周恩来讲话的鼓舞，在这两次会议之后，中国电影在1962年至1964年出现了创作小高潮，拍摄出了《甲午风云》、《停战以后》、《李双双》、《燎原》、《东进序曲》、《南海潮》、《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小兵张嘎》、《北国江南》、《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农奴》、《英雄儿女》、《阿诗玛》、《白求恩大夫》、《天山上的红花》等一批优秀作品。

“文革”期间，建国后拍摄的绝大多数影片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大批电影工作者被打成“黑帮”，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周恩来早就对此很不满意。1973年4月14日晚，周恩来接见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当谈到文艺界情况时，周恩来气愤地说：“为什么不允许黄宗英去深入生活？”他谈到严凤英的死是没有人关心她，疼心地说：“要关心人啊！”他对影片《李双双》鸣不平，不无气愤地说：“《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是作者有问题？是工分挂帅？为什么要批判？它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周恩来质问在场的江青的亲信、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和另一位江青的红人、文化部副部长浩亮：“你说，为什么要批判？”于会泳和浩亮被问得手足无措，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

事实上，周恩来的这些话语针对的是“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路线的。“四人帮”的干将们表面不敢反抗总理的正确意见，暗地里则大做文章，他们一方面开始筹划拍摄他们的所谓写走资派的电影，一方面对任何有一点他们看不惯内容的影片就大开杀戒。每当这个时候，周恩来总是站出来，成为电影工作者精神上的有力的支持者。

关心保护电影工作者

周恩来尊重、爱护演员，乐于做演员的知心朋友。1961年6月北京新桥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抽出一天时间陪演员们一起游香山，共进午餐。演员们提出来和周总理合影，请周总理站在前排中心。可周恩来执意不肯，非常和蔼地对演员们说：“我为什么不能站在旁边啊”。与此类似的事情还出现在第二次百花奖授奖期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全体获奖者合影留念时，大家都让周总理坐在中间。周恩来却说：“我不坐在中间，应让年老的坐在中间。”他敏捷地走到一边，与这次获得最佳男演员奖的张良坐在一起。

1965年盛夏，乌干达总统奥伯特访华，在上海参观工业展览馆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女摄影师舒世俊的机器突然“卡片”了。她蹲在地上排除故障，摄影师王永宏站在她的身旁干着急。这时周恩来走过来关切地问：“出问题了?”王永宏赶紧回答说：“卡片了，马上就好。”周恩来对王永宏说：“我老早叫你们换16毫米的机器，你们就是不换，35毫米的机器太重，一个女同志扛着怎么吃得消!”这天天气异常闷热，宾馆里也没有空调，周恩来的衬衣被汗湿透了。一位女服务员把一条毛巾送给周恩来擦汗，他却指着舒世俊说：“我不要，给摄影师，她们太辛苦了!”这时，舒世俊刚把故障排除，提着机器往前跑，追赶奥伯特总统。女服务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展览大厅小跑追赶舒世俊，给她送毛巾。

奥伯特总统到了广州，广东省负责人举行欢迎宴会，记者席被安排在宴会厅的角落里。宴会开始不久，周恩来端着一杯酒离开了座位，向记者席走过来，亲切地说：“拍电影的同志，新华社的同志，搞保卫工作的同志，你们辛苦了，来，我陪大家喝一杯。”说着，他先一饮而尽，微笑地看着在座的同志一个个把酒饮完。周恩来的一席话，像一股热呼呼的暖流传遍大家的全身。一天的劳累，顿时被周总理这几句热情抚慰的话一扫而尽!

一次，周恩来前往昆明，为缅甸总理奈温送行。返回北京时已经是中午12点，有关人员向随行的工作人员宣布：“到北京了，机场没有给诸位准备午饭，请你们各自回家吃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下飞机后先进餐厅，看到只给他们两人准备了餐具，周恩来便问：“随行的工作人员午饭怎么安排的?”有关同志回答：“到北京了，请他们都回家吃饭。”周恩来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我也到家了，也可以回家吃饭。”安排午饭的同志听了周总理的话，十分尴尬，回答说：“我去请他们进餐厅。”这时，新影的同志在停机坪上往汽车上装机器、器材和行李，就听到有人朝他们喊：“你们不要走，总理请你们吃饭。”

周恩来不只是照顾电影工作者，而且还对他们大加保护。有时他们在拍摄现场工作失误、出点漏子，周恩来总是出面挡驾，为他们说情。1961年7月1日是纪念建党40周年纪念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会。刘少奇在作报告时，全场一片寂静，摄影师在紧张地开机拍摄。突然，一个大功率的灯泡爆炸了，一声巨响震惊了全场。这个漏子捅得实在不小，新影摄影师王永宏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负责警卫的同志把他带到大会堂旁边的湖南厅，训斥他们事先检查工作不仔细，出了这样大的漏子，要他们认真写出书面检查。王永宏被训得抬不起头来，无地自容。就在此时，中央警卫师的谷师长进来了，和蔼地说：“王永宏同志不要怕，总理给你们挡驾了。总理说灯泡质量不好爆炸了，他们就是扑上去抱着灯泡，也不能阻止爆炸，不要过份地责备他们。”王永宏听了谷师长传达周总理的这段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心里想：“总理啊！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您在此时此刻的几句话，句句重千钧，有您这几句话，我们少受多少责难啊!”

周恩来亲自树立新中国“22位电影明星”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电影创作人员拍摄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形成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此后，受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短缺限制的影响，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1961年6月，为全面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并讨论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因主会场设在北京崇文门西北角的新桥饭店，故史称“新侨会议”。

在1961年“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在6月22日约请夏衍、陈荒煤、于伶、司徒慧敏、崔嵬、田方等文化部、电影局领导和各地电影局长、编剧、导演、演员30多人，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中用餐。周总理高兴地向大家说：“欢迎大家到我家里做客！”开饭前，大家围绕着近期出现的一些好作品热烈讨论。突然，周恩来像是想起什么事似的，郑重地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我们建国都己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电影明星的照片呢？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夏衍同志，你考虑考虑。”

7月1日，正逢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邀请与会代表畅游香山，共同度过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在香山的漫步，每走一段路，周恩来就邀请一些演员同步谈话。到半山腰小憩时，周恩来和大家说笑道：“你们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我在重庆与张瑞芳、白杨一起坐车时，观众把她们围起来签名，把我晾在一边。你们想想，在人民群众中电影有何等影响？”下午，周恩来和大家在香山双清别墅举行座谈会，再次提起评选中国自己的电影明星一事。周恩来问大家：“苏联、朝鲜都有人民演员、功勋演员，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说说。”演员们一听都笑起来，大家都知道要是评上“xx演员”，待遇马上不一样。朝鲜和苏联的功勋演员、人民演员相当于司局级干部，有专车，他们访华时都是按他们国内的标准接待的。演员们都谦让起来，说：“我们国家情况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电影工作者，是电影演员……”。周恩来点头，感叹道：“还是我们的电影演员觉悟高!”

会后，分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带领精兵强将，迅速行动起来，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简称“中影公司”）为平台，广泛收集民意。评选电影明星主要在有实力的长影、上影、北影和八一四大电影制片厂所属演员范围内进行。但鉴于此项评选还没有“揭开盖头”，在征求意见时，中影公司仅以印发演员照片为幌子，井没有说明本意。随后，四大电影制片厂根据要求，纷纷把本单位成绩突出的演员名单反馈中影公司。中影公司送交文化部，再送到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最后由文化部统一确定，发布文件通告。

1961年年底，中影公司以同样理由，要各名单上的演员拍照。这对于演员来说习以为常，大家均未在意。1962年初，文化部发布文件通告：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等22个人，被定名为“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俗称“22个大明星”。1962年4月，最终入选的22位演员的大幅照片，全部以“标准照”模式冲洗放大，取代苏联“22个大明星”的照片，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乃至乡镇的电影院里高高挂起。同时，全国各地的“22个大明星”的小照片和群体照片，火爆热卖，立即掀起了一股气势庞大的“追星”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