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她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是声名远扬的红四军“彭家将”中最小的女将，她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中最后一位辞世的。她亲历了“朱毛会师”，参加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她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她的名字，叫彭儒。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纪律检查战线的杰出领导干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女战士，原中纪委委员彭儒同志于2010年10月5日晚因病去世，享年98岁。

98年这一段历史，它记录着这位老人南征北战、赴汤蹈火的一生，记录着她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强盛激情热血、出生入死的光辉历程!

参加“湘南起义”，义无反顾上井冈

1913年3月，彭儒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开明乡绅的家庭。她的父亲彭寿一生乐善好施，办学校，学中医，替百姓们看病。特别是他政治开明，早年支持、掩护彭儒连同堂兄弟姐妹10多人参加了革命。但是到解放时，彭儒成为了家中惟一的幸存者。

彭儒在家里的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1926年，她从家乡承启学校毕业后，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当时号称为“湘南最高学府”，又称为“湘南革命摇篮”。毛泽东1922年曾到这里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真理，开展建党工作。老一辈革命家蒋先云、黄静源、毛泽建、伍若兰、黄克诚、张际春、江华、陶铸、曾志等人都在这里学习过。彭儒的哥哥彭晒、彭暌、彭琦等也都曾是这里的学生。当时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各种新思潮吸引和熏陶着年青的彭儒。在学校，她初步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并且在哥哥、姐姐、嫂子的帮助下，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1927年4月，彭儒在衡阳三师加入了共青团，积极地参加了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8年，彭儒作为秘密交通员、宣传员，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宜章年关暴动（即“湘南起义”）。彭老经常回忆起那段往事，她说，“湘南起义的时候，我才14岁，主要是当宣传员，发动群众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等。”老人一直清楚的记得那时的一段往事。

那是在“湘南起义”刚爆发后不久，为了充实革命力量，彭儒和女战友们一道负责发动群众工作。有一天，她们来到了湘南的一个小山村，将村民召集到一起，然后一边散发传单，一边振臂高呼：“乡亲们，工农革命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要联合起来，工农兵解放万岁！”由于天气寒冷、空气干燥，再加上连日奔波、过度劳累，一股殷红的鲜血突然从彭儒的鼻孔中流了出来。当时彭儒有点慌，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默默地走出人群，从路旁摘下一片树叶，揉成一团，将鼻孔堵上，然后又重新走进了人群，对着乡亲们继续喊话，进行动员。

大革命失败后，到处是腥风血雨，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这危难时刻，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之间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

第二年春天，彭儒随朱德和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的部队和湘南农民军登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彭儒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最早的女战士之一，人生重大转折由此开始。

1928年7月，红四军29团攻打郴州失败，彭儒的叔伯哥哥彭晒、姐姐彭 、彭娟在战斗中被冲散，最后英勇牺牲。特别是彭娟等人，在郴州战斗中被俘，解回宜章，最后被土豪劣绅游街示众，凌辱而死。面对白色恐怖，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干了，纷纷跑回了家。彭儒虽然也很难过，但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她没有退缩，毅然跟随部队返回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斗争中，彭儒表现得勇敢、顽强、泼辣。当时摆在部队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粮食、衣被、房屋、医药都十分匮乏。彭儒所在的29团，枪支少，妇女老少又多，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但面对困难，彭儒始终没有动摇革命的决心，她和红军战士一道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贺子珍帮助写情书，井冈山喜结良缘

1928年秋，彭儒在贺子珍、康克清等大姐的帮助下，和当时的湘赣特委副书记陈正人结为了夫妻。

说起彭儒和陈正人二人的相识，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1928年7月，冒进湖南攻打郴州的部队惨败。毛泽东同志迅速率领31团从井冈山赶来迎接。在回师井冈山途中，他们攻占了江西的遂川。就在这里，一位个子不太高、穿着一身土布衣裤、挽着裤腿、赤着的双脚的青年，给彭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位青年就是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

彭儒后来回忆了她初次结识陈正人时的情景的：

“有一天，我们正在写标语，忽然看到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的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一双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穿着一身农民穿的土布衣裤，挽着裤腿，赤着的双脚上沾着泥巴。他走过来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感谢我们对遂川县委工作的支持，并且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一一做了回答。

说完后他便和几个老表边谈边笑地离开了。他走后，我们忙向别人打听，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同志。我们当时对他印象很好。一个县委书记，打着赤脚连鞋都没有穿。我当时想，可惜现在没有布，要是有布的话，我连夜就帮他做一双鞋子。”

1928年10月，在陈毅同志的关心下，彭儒被调到湘赣边界特委做妇女工作。

彭儒回忆到：“此后，我和正人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粉红色纸上的，表达了他对我的感情。因为是用文言文写的，我有些看不懂，于是就不好意思地去找贺子珍和我嫂嫂吴仲廉商量。她们都称赞正人，说他年轻、精练，工作能力很强，作风又朴实。吴仲廉拉着我的手，摆出一副大姐姐的样子对我说：‘这个人很不错。人家写信给你，你不回信；人家来看你，你又跑掉，这怎么行呢？你还是回人家一封信吧。”

“这样的信怎么写呀？”我不好意思地说。

当时，贺子珍也在旁边笑着极力赞成，还帮我起草了回信。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和正人在井冈山的茨坪结婚了。当时，正人才21岁。那时，他正全身心地把热情和精力倾注在革命斗争中，就连结婚的那天，他还在王佐那里开会，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们结婚时，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床和被子，是借的傅穆姐姐他们夫妇的房子和床，更谈不上穿什么新衣服了。因为缺少房子，结婚后，我依旧和康克清同志住在一起。开始，我也没好意思把这件事告诉她。过了两天，正人同志来找我，克清同志觉得很奇怪。她说，这是怎么回事呵？正人高兴地告诉她，我们不久前已经结婚了。克清同志装着生气的样子，轻轻地打了我一下说，你这个小鬼，怎么连结了婚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我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过后，遂川县委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结婚后连被子都没有，就给我们送来了一条印花布的薄棉被。当时，在井冈山艰苦的斗争年月里，这样一条被子就成为了一件‘奢侈品了。”

从1929年初开始，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赣南闽西的辽阔大地，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这红色风暴，仿佛是为他们的婚礼举行的一个庄严典礼。

在那火热的岁月里，彭儒随任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奉命留守井冈山。只有一千人的红军，与来自湘、粤、赣三省20多个团的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那年冬天，天气格外的冷，连降大雪。敌人天天搜山，大井被烧４次，小井被烧13次。粮食有些被敌人抢走了，有些让群众分散藏起来了。战士们只能在天黑之后摸到村子里，在被烧毁的房屋附近，拣些烧焦的谷粒充饥。很多天以后，他们才找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老大娘找出一小碗豆子炒给他们吃，还拿出一点珍藏着的盐，泡了几碗盐开水让他们喝。他们好久好久没有吃到盐了，但是，端着这碗盐水，他们却半天也喝不下去……

井冈山的群众在严寒和饥饿中与敌人周旋，在枪林弹雨中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着这些仅存的红军战士，使他们得以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将特委的工作逐步恢复开展起来。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终告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

当时，中央将彭儒列入了参加长征的名单，而陈正人却继续留守在苏区坚持斗争。夫妻俩面临生离死别，但彭儒没有多想，她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毅然踏上了长征的道路。然而，队伍出发两天后，因为过河受了凉，彭儒开始打摆子、发高烧。当时，组织上见她病得很重，就由董必武出面找她谈话，让她留下，彭儒又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她被老表们用担架抬回了宁都。从此，她在中央苏区一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斗。直到1935年苏区中央分局作出决定，要她随同丈夫陈正人突破封锁线去白区治病，他们这才离开了苏区。

在白区陪丈夫治病的近两年时间里，彭儒和丈夫始终没有忘记组织，心中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他们每天都在关注国内的形势，每天都在打听党的消息，并且为重返党的怀抱做着各种准备。

1937年5、6月间，彭儒和丈夫在经历千辛万苦后，先后来到延安。他们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见他们俩都还活着，非常高兴。那天毛泽东还设家宴招待了他俩。毛主席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嘛！”

这时候，抗日战争已揭开序幕，彭儒和丈夫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了抗日战争之中。

回忆往事，彭儒感慨万千，她说：“湘南起义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在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数不清的革命志士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作为幸存者，感到十分珍惜。”

彭儒到达延安后，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党委委员。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科长。后来她随陈正人到新疆，准备去苏联治病。不久，陈正人病情好转，而新疆政局不稳，中央又派人把他们接回到了延安。

在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搞起什么“抢救运动”，把许多有白区经历、或被俘过或离开过组织一段时间的人，统统作为审查对象。彭儒也被列入了“抢救对象”。面对严酷的审查，她始终坚持向党讲真话，说实话，不说假话和违心的话。后来组织上为彭儒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中央党校的负责人彭真同志还亲自登门向彭儒赔礼道歉。

与毛泽东贺子珍的深厚情谊

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彭儒与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同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由于贺子珍是彭儒和陈正人的媒人，彭儒对贺子珍大姐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有时聊天太晚了，她干脆就睡在贺子珍那里，毛泽东到晚上没有地方睡了，于是就和警卫员挤在一起凑合一夜。

有一次在行军途中，彭儒看见毛泽东骑在马上看书，马走得很慢。当时她还不到20岁，人长得特别瘦小，背着个大大的行军包。毛泽东眼角的余光发现了她，就挪动了一下身子，让出点位置。当时虽然彭儒年龄不大，但非常懂事，她觉得，这匹马是组织上给主席的，自己怎么能随便骑呢，于是她说自己能走，不用骑马，主席就让她拉着马尾巴，这样可以省点力气。就这样她拉住那匹大马的尾巴，慢慢地走，有时还闭上眼歇一会儿。

彭儒的性格比较豪爽、泼辣，年轻时更是如此。有一次早上，她因一件事情急着要去找贺子珍，那时已经是早晨八、九点钟了，于是她就到毛泽东家里去。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大门还紧关着，她也没有多想就抬手敲门，而且还越敲越紧地敲个不停。一会儿她才知道毛泽东贺子珍都还在睡觉。彭儒边敲门边说，都这个时候了，干嘛你们还不起床，再不起来我就要进去掀被子了。这时屋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我马上起床，马上起床！几十年后再提及此事时，她总是说：自己对不起主席，那时自己年轻不懂事，后来才知道，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有时他整夜都在写东西，直到早晨五点钟才能躺下，叫他时，实际上是他睡得最香的时候。彭儒经常自责说：“不应该敲，还要去掀人家被子，真不应该。”

井冈山上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战士们的情绪却非常乐观，几乎每次吃饭都要唱：“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又光。”

1928年秋的一天，毛泽东正和贺子珍坐在一起吃饭。“子珍姐!”随着一声清脆的叫声，一个轻盈的身影闪进了屋里。贺子珍抬头一看，原来是彭儒。毛泽东和贺子珍很喜欢这个小妹子，便叫她坐下，和自己一起吃饭。彭儒答应了一声，坐了下来后，拨弄着碗筷，却并不怎么吃。待毛泽东用筷子拨碗里的饭时，彭儒突然伸过头去，瞧了瞧毛泽东碗里的饭，然后就起身告辞了。彭儒的举动，让毛泽东和贺子珍觉得奇怪，却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其实，彭儒是来他们这里“打探情报”的。

原来，从旧军队过来的很多战士认为毛委员吃的比别人好，伙食和大家不一样，彭儒为了驳倒他们，就决心探个究竟。来了几次后，她看到，碗里根本就没有肉，只不过毛泽东因爱吃辣椒，碗里比别人多了点辣子而已。毛泽东每次都是一边香喷喷地吃着饭一边高兴地说：“吃点辣子，能多吃一点饭。”

毛泽东与战士同甘共苦的高尚人格让彭儒感到由衷的钦佩。革命战争年代的困苦和艰难，不仅磨练了老一辈的坚强意志，同样也在他们的身上形成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彭儒的一生十分节俭，直到晚年，老人家都保持了穿衣朴素自然、吃饭简单不浪费的良好习惯。

在彭老的家中，最令她珍视的莫过于她收藏至今的那些红军时期的照片了。她经常拿出这些照片看了又看，指着照片向来访者介绍说，哪一位是陈毅，哪一位是贺子珍，哪一位是康克清，哪一位是曾志……

“那时的官兵，就像一家人一样。”彭老感慨道。

为人民“干实事、务实绩、创实惠”

1949年6月，江西解放后，陈正人任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彭儒被任命为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后又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她在紧张工作之余，协助搜寻、接待红军时期留下来的后代、烈士遗孤，同时，也派人找回了自己在苏区时寄养在农民家的三个子女。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洪都机械厂筹建了，彭儒调任厂党委副书记。不久，因陈正人调中央工作，她也随调北京，先后任全国总工会干校机关党委副书记，农业部监察室副主任，农垦部政治部副主任、人事和宣教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党委书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党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驻水产部监察组副组长等职。她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认真负责，主动深入群众、关心下级工作和生活情况，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获得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1960年，彭儒被评为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

作为当选的首届“三八红旗手”之一，彭儒特别高兴。“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到了一项荣誉，而是我为人民‘干实事、务实绩、创实惠的观念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党和群众的满意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誉!”彭儒说。

荣誉的获得，凝聚着彭儒艰辛的工作。1956年，国家农垦部成立，彭儒被任命为农垦部人教司副司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当时，由于机构刚成立，工作人员少，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此，彭儒总是不分昼夜地工作。大家见她不要命地工作，而且身体又那么瘦弱，就劝她多休息。但她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却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到深夜。

在农垦部期间，她经常下农场参加劳动，搞调研。她还经常到北大荒、海南岛等垦区去，每次都是上午一到农场，下午就开始干活。她总是深入到生产一线和群众见面，她说：“要想掌握第一手资料，不仅要跑一个生产队，还要跑更多的生产队，不仅要去近的生产队，还要去远的生产队，不仅要看好的生产队，还要看差的生产队。”

1959年1月，她到粤西团结农场参加劳动时，坚持要到离场部30多里外的开荒前线去，她说：“现在我们工作的重心就是推动开荒，怎么能不去现场呢?”因为路远，场领导要用车送她，她坚决不要，说：“别人能走我也能走。”

在海南岛东昌农场工作时，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她同群众一起开荒，大家怕她累着了，便说：“彭大姐，您不用干了，站在旁边看看就行，您来这里，就已经给我们很大鼓舞了。”但她却说：“这样不行，我下来就是要通过劳动向你们学习的。”工人们很感动：“您年岁这么大，又是女同志，还这样干，我们青年人更应该鼓足干劲，加油干了!”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彭儒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后来还担任了审理林彪、“四人帮”的“两案”办副主任。

1982年9月，彭儒出席了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纪委专职委员，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彭儒主动请求退休。1987年，她仍被邀请列席了党的十三大。这年8月1日，彭儒应邀出席了庆祝建军60周年大会，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切地对她说：“您是我们工农红军中最早的女战士，以后年年建军节我们都要邀请您。”

在担任领导职务的时候，彭儒一心扑在工作上，就是离休了，她还是不肯闲着，时刻关心着民生疾苦。1985年秋天，她从中央纪委专职委员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但是，有些群众有事情，还是不断给她写信，有时候一天就收到好几封。对群众的来信，她每一封都十分重视，并且分好类，叫自己的女儿或者秘书转交给中纪委有关部门，还时不时打电话询问办理结果。

除了努力工作，为人民“干实事、务实绩、创实惠”，彭儒从政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廉洁自律。她说：“当干部，第一要执政为民，第二要廉洁自律，这两点缺一不可。”

彭儒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的作风在广大群众和干部中是有口皆碑的。虽然身处高位，但很多人不叫她领导，而是亲切地称她为大姐。她也把部下当亲人，把他们的冷暖时刻挂在心头。1960年，她的一个部下的爱人刚调到北京就生下一个孩子，可他家里还有两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盲女，生活十分困难。彭儒知道后，连忙从家里拿出仅有的几斤红糖和一袋黄豆送到他家里，并从自己也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拿出20元钱给予支援。这位部下的爱人1994年临终时，还叮嘱女儿一辈子也不要忘了彭奶奶。

上调到北京工作后，彭儒对家人的要求更加严格了。陈正人在世的时候，她不允许孩子们坐父亲的汽车，她对家人说“那是公家配给你父亲的工作用车，你们没有资格去享受”；她要求孩子们打电话的时间不能太长，经常说“那是公家的电话，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凡是和公家沾边的东西，她都严格要求孩子们不要去碰。彭儒的小儿子陈洪生说：“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些事情现在听起来都叫人不敢相信，但母亲确实是那样要求我们的!”

行文至此，笔者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为党的事业彭老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她为其奋斗了近一个世纪，她有那么多的亲人为此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她的几个孩子流落民间，或因病死亡、或被寄养在他乡，相隔十几年才得以团聚；这位“湘”音无改的老人，一生的情结，全在于她所不懈追求的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彭老逝世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与这位从井冈山上走来的老战士作最后的告别。

从一个娇弱的富家千金，到一位坚定的红军女战士，再到一位坚强的革命女干部，彭儒一生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正如彭儒的家人所说，“这些宝贵的东西，在经过战争岁月的洗礼和革命浪潮的熏陶后，已深深融化在她的血液里，使她一生的革命行动变得如同吃饭穿衣般自觉而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