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昌 华

评《古希腊罗马论丛》

万 昌 华

曲阜师范大学王瑞聚先生近有《古希腊罗马论丛》一书出版（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笔者数月以来连续翻阅摩挲，禁不住心事浩茫、浮想联翩。殷海光先生生前曾说要让思想成为学术的风骨，《古希腊罗马论丛》就是这样一本不可多得的著述。

这是一本精品论文结集，连也是笔者朋友的王钧林先生为该书写的序言在内，共收有文章30篇。虽然涉猎的论题较多，包括了古希腊经济式样的“争鸣”、古希腊人口思想的研究，以及古希腊具体历史人物出身的探讨等，但本人认为该书的中心主题却是专一与明确的，即：以著者自己的深邃历史洞见为工具，从整体上来驾驭古希腊的历史，热情讴歌古希腊人的民主政治与科学事业，试图以此来推动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与科学事业向前发展。在此点上，他的做法与丘吉尔所提倡的书写历史是为了创造历史一说不谋而相合。

虽然全部都是玑珠，但本人还是最看重该书的第一篇《科学与民主的象征——古希腊》、第二十四篇《“言必称希腊”新解》，以及第二十九篇《后记》。

在第一篇《科学与民主的象征——古希腊》中，著者热情讴歌了古希腊重要国家之一的雅典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其中写道：“在雅典国家，任官制度真正实现了民主。官职有严格的任期，抽签成为选官的主要形式，不仅实现了轮番而治，确保了每个公民在公职面前机会平等，而且杜绝了任人唯亲现象，防止了权力过于集中。抽签法、轮换制以及固定的任期制，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杜绝了其他几种任官制度下，如世袭制、任命制、投票选举制等（后者有选民意志失控的问题）所存在的弊端，使公民的权利与机会真正统一起来，使所有的官职真正名副其实的向每一个公民开放。”[1]（P18）

谈到雅典共和国当时所实行的民主司法制度时，著者着重指出，其的陪审法庭“有一般法庭无可比拟的几个优点”：“廉洁”、“公正”与“有权威”。[1]（P18）

在实际上，司法陪审制度不仅是个司法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此点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也指出过。他说：“所谓陪审制度，就是随时请几位公民，组成一个陪审团，暂时给予他们以参加审判的权利。……在惩治犯罪行为方面利用陪审制度，会使政府建立完美的共和制度。……陪审制度既可能是贵族性质的，又可能是民主性质的，这要随陪审员所在的阶级而定。但是，只要它不把这项工作的实际领导权交给统治者，而使其掌握在被统治者或一部分被统治者手里，它始终可以保持共和的性质。”[2]（P313）

在此还要补充说明的是，雅典当时的最高法庭陪审法庭不但审理诉讼案件，而且监管官吏的资格审查、官吏的纪律检查和投票表决国家的法律。与公民大会一起，其在实际上也具有部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

另外，在第一篇《科学与民主的象征——古希腊》中，著者还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古希腊人在科学事业上，包括在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医学，以及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总之，在第一篇《科学与民主的象征——古希腊》中既有著者对古希腊历史的正确深邃理解，又有著者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切肤感受，进而顽强发出了作为一个智者的呐喊，如王钧林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已提及的，其抓住了“德”（民主，democracy）与“赛”（科学，science）“这两个基本点，提纲挈领，一部古希腊史的价值也就凸现了出来。”[1]（序1）

如果说所述前一篇的重点在于述往的话，那么，该书第二十四篇《“言必称希腊”新解》的指向就纯粹是著者自己民族的现实与未来了。

人们一般都知道该篇题目中的“言必称希腊”短语是来自于毛泽东1941年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并且认为在一直喜欢在自己的“文化酱缸”（柏杨语）中酱来酱去的我们中间大力提倡希腊的一些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真正在理论的高度上将该问题说得更透彻一些更明白一些，却没有那么简单。在读了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后，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把该问题讲清楚了。此事进一步说明了胡适当年说过的如下的话极有道理：理未易明、事未易察。

该书著者在第二十四篇《“言必称希腊”新解》中指出，“‘言必称希腊’现象，反映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同一关系。具体说，反映了主体对客体的接受，客体对主体的影响。……近现代以来，人们所处的历史条件更趋复杂，所站的角度也更高，精神需求也更有其特殊性。而希腊古典文化仍能给他们以丰富的精神养料，仍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鼓舞，使人们乐于道之，言必称之，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P414）该篇中进一步指出，“通观世界历史，上古文明多姿多彩，惟其希腊文明最具特色。尽管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评析，但笔者认为，它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现代性。两千多年前的文化成果，就蕴含着丰富的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能为后来以至今天乃至将来的人们所需求的精神营养，这是希腊文化的现代性特征所使然。”[1]（P414）

对于希腊文化现代性的内涵，该篇也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揭示。文中指出，它包括：一、商品经济；二、民主政治；三、人本主义。[1]（P415）

著者在该篇中进一步指出，“‘言必称希腊’，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必然性，其实质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相对落后的文化对相对先进的文化的一种认同，反映了两者之间的一种同一性关系。这种文化认同根源于文化具有可比性”；[1]（P418）“当某一事物由于内在的科学性，处于领先水平，能给人以启迪，能激励和鼓舞人们奋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言必称之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不是一个‘媚’字所能概括得了的。相反，人们言不称之倒是反常的，不可思议的。那是一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如果‘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柏杨语），则更是荒唐的。”[1]（P420）说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能有人想学好就说该人是媚某某东西；没有赞美人的勇气、只有打击人（长处）的勇气的做法荒唐，王先生所指出的以上几点，都是发人深省之论。

在这里，对于王先生的以上高论还可以进一步进行充足与提供更多的旁证材料，即：一、文化不但是个历时性的问题，还有个类型学的问题；二、言必称希腊，向古代希腊文化学习，潜心研究古代希腊的文物与典籍，一些西方现代大国近百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

关于第一点。著者在《“言必称希腊”新解》中指出希腊文化具有现代性特征，实际上也是讲的它的类型学特征。亦即，希腊文化是一种讲民主与人本主义的文化。不像有些东方文化，讲的主要是专制与反人本主义的东西。

关于第二点。这方面的实例就更多了。李学勤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一位美国学者曾亲口告诉他，今天的美国“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希腊人”，希腊人的优点是“重视科学，重视技术，它的哲学有很高的发展”，今天的美国人亦如此。[3]黑格尔则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的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4]（P157）为更好地从希腊的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近代以来各国甚至不惜重金在希腊建立研究机构。1846年，法国在雅典建立考古研究院，1867年法国希腊研究协会成立，并出版自己的专业杂志。1874年，德国在雅典建立考古研究院。1868年，美国古典学协会在纽约成立。1881年，美国在雅典建立研究院。1886年，英国在雅典建立考古研究院。1880年，《希腊研究杂志》创刊，《古典评论》也开始出版。德国的《赫尔美斯》、法国的《希腊研究协会年刊》等亦纷纷面世。[5]（P19-20）一般书籍的后记只是书中以外琐事的叙谈，往往不是书的重镇。但该书的后记不是这样。因此，本人把该书的《后记》也郑重看作了她的一篇，即第二十九篇。

书的第二十九篇《后记》所表现的开阔的历史视野，深入骨髓的对中外历史要害的把握与分析，更凸现了著者高超的史德、史才与史识。其中写道，“在进行中西方宏观历史比较的时候，必须从大处着眼，紧紧抓住中西方社会形态结构中体现本质特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考察这‘骨骼’和‘血肉’是否处于最佳健康状态”；“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东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是有重大区别的。中国从原始社会结束之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向着专制的亦即‘非健康状态’的道路发展，自秦以降日趋严重，以致谭嗣同发出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的感慨。而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也包括此后的古罗马），与古代中国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原始时代结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王权没有发展起来，而是很快转向了民主化的方向，即一开始就朝着‘健康状态’的民主化方向发展。”[1]（P468）

王先生以上的这段论述，一般没有深邃思想与不能学贯中西之人是绝难写出的。总之真的，摩挲通读王瑞聚先生的《古希腊罗马论丛》一书之后，更加坚定了本人以前关于大野之中有龙蛇的看法。

[1]王瑞聚.古希腊罗马论丛[M].济南：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J].齐鲁学刊，2002，（4）.

[4]黑格尔.哲学演讲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徐跃勤.雅典海上帝国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泰山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