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汝 良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

王 汝 良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在社会背景、民族激情、文化观念方面，存在一定的契合关系。同时，论战思想家个体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接受，时代语境间亦不乏主动或被动的渗透与选择。

斯拉夫派；西方派；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

在俄国文学和文化历史中，19世纪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以下简称俄两派之争），是一根几乎贯穿始终的红线，它对俄国文学和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以下简称五四论战），延续了十几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战各方对东西文化的评价和选择，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反思意义。跨越时空的界限，对发生在两大民族历史上的这两次著名论争进行比较观照，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契合关系，又有着深厚的影响渊源。

遥相契合

一、相近的社会背景

两大论争产生的土壤，即19世纪前半叶的俄国社会和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颇为相近。1920年11月8日，周作人在北京师范学校发表讲演时就曾指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1]（P140）对此，瞿秋白也深有感触：“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龊，都是如此。”[2]（P103）

1812年，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在全俄唤起了罕见的爱国主义热潮，战争的顺利结束也被当时的俄国人民视为一场遏止了异族奴役的伟大胜利。1813-1814年的跨国远征，更加速了俄罗斯民族①国内对“俄国”、“俄罗斯”的称谓不尽统一，本文同时使用，但在使用后者时侧重于民族意识。自我意识的增强。然而，捍卫了国家独立的俄国人民，却仍然处在农奴制的束缚之下，社会思想分歧不断深化，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抗议也日趋激化。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则被视为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这一反对专制制度的第一次革命运动虽告失败，却唤醒了俄国进步人士的精神，加速了社会生活脉搏的跳动。“我们解救了欧洲，难道是为了给自己戴上锁链？我们给了法国一个宪法，难道是为了使我们无权谈论宪法？我们用鲜血换来了各民族间的平等，难道是为了在自己的家中备受屈辱？”[3]（P175）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的这一连串问诘，表达出了许多进步人士的共同情绪。1940年代，伴随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关注的不断升温、关注主体的日益知识分子化，以及客观上为思想论争提供温床的莫斯科沙龙的普及，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著名论争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持续展开。

近代中国千疮百孔，刚逃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深渊，又陷入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泥沼，随后又遭受八国联军的侵略和瓜分。其间，一批批有识之士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从物质层面上引进了西方的炮船声光电，后继者认为从制度上学习西方才是根本，于是康梁维新和辛亥革命相继肇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使长期处于封建压迫下的民众看到了一丝曙光，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为首的复辟逆流所窃取。此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原所在。本原所在，在其思想”[4]，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以激进的姿态，发动文学革命，鼓吹“破坏偶像”，彻废“儒学礼教”，力倡“民主”和“科学”。而杜亚泉也于其时任《东方杂志》主编，鼎力创新，民主办刊，独立不倚，使《东方杂志》成为民初国内影响最大的学术政论刊物，研判学理国情，指摘社会现实。就这样，二人分别以《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为阵地，发起和引领了一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东西文化论战。

二、共燃的民族激情

俄罗斯知识分子曾被视为世界上最有社会良心、最具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勇于捍卫个性的权利和社会的道德，不仅是俄罗斯社会的精神中坚，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的典范。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无论对立的双方观点多么相异，对抗曾一度多么激烈，但在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这批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本民族炽烈的爱。在谈及两派的论争时，赫尔岑曾说：“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着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无论是在他们的心中还是我们的心中，从很早的年纪开始，就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自觉的、炽烈的、与生俱来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对俄罗斯民族、俄国日常生活和俄国思想方式的无限的、全身心的爱。我们就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看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同一个。”[5]（P222）拉季舍夫也曾深情地呼喊：“我举目四顾，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6]（P23）。斯拉夫派代表萨马林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也写道：“两个小组在一切问题上几乎均无共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天天见面，和睦相处，似乎构成了同一个社团，他们相互依存，都具有那种建立在一致的智慧兴趣和深刻的彼此尊重基础上的相互同情。”[5]（P20）这里所说的“一致的智慧兴趣”，无非是指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所以，尽管两派的“和睦相处”中充满着争吵、绝交甚至决斗，但却是一场建立在对民族命运深切关注基础上的纯粹的学者之争，把他们牢牢牵系在一起的，就是那炽烈的民族激情。

中国文人也从不乏关注社会、心系家国的道德责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生活方式，孕育和催生了诸多为社会道义而歌、为民族命运而死的忠烈文士：从屈原到杜甫，从文天祥到龚自珍……这一传统从未中断。同样，五四时期，无论是被归于“东方派”的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杜亚泉，还是被归于“西化派”的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胡适，①正如俄国对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称谓有诸多不同，我国对五四论战的各方也有着不同的称谓，除“东方派”、“西化派”之外，也有将章士钊、杜亚泉归入“调和派”，将李大钊、瞿秋白归入“唯物史观派”等等。考虑到章士钊、杜亚泉的思想主张最终还是倾向于东方派，李大钊、瞿秋白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士在文化选择的路向上还是倾向西方，故本文从一般的说法，即“东方派”、“西化派”。这些曾处于东西文化论战风口浪尖上的文化英雄们，无论论争观点多么尖锐对立，论争方式多么偏激甚至曾间以争吵和谩骂，但无不出于对民族命运的深重忧戚。近代中国怎样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从而走上富国强民的道路？这才是他们忧虑和论争的出发点和最终旨归。他们可能没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优雅风度，也并不善于像他们那样诗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也曾禁不住发出“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7]（P55）的愤抑呐喊和“堂堂一个中华大国，怎么就弄得这步田地呢？”[7]（P80）的扼腕喟叹，直白素朴的话语袒露出赤诚的民族情怀。梁启超则在《少年中国说》中感慨“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并以“少年中国之少年”自励，字里行间流溢怀远报国之志。

三、契通的文化观念

斯拉夫派是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反对西方的理性主义，主张弘扬东正教中的直觉精神，对俄国古代文化进行潜心发掘、对俄国文化民族特性进行精心归纳、对俄罗斯民族所肩负的世界使命进行论证。斯拉夫派最重要的理论家霍米亚科夫通过对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曾自豪地指出，与西方相比，俄国有着数不尽的长处，虽然现在饱受文盲、专制之苦，但俄国民间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正义和互爱”，却是一种健康的因素，可以保证俄国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丘特切夫也认为，由恭顺、忘我和自我牺牲等品质构成的民族性格，不但能够使俄国抵抗欧洲文化和文明大毁灭的命运，而且还能够完成再一次拯救欧洲的使命。无独有偶，五四论战的“东方派”的主张虽然参差驳杂、不够系统，但也无不以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为荣，他们往往自喜于“固有文化太丰富了”，“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作为五四时期最有理论建树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梁漱溟以基于生命哲学的文化发展模式论证了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乐观前景。他认为，“意欲”是文化的根本，文化的不同就取决于意欲的不同。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其中，尤以中国文化最具发展价值，并主张以中国文化济救西方文化：“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①参阅《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525页。杜亚泉也力倡“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方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8]。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更将拯救世界文明的责任寄望于中国青年:“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他们用以反击西化派的有力武器，与其说是对于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的辩护和矫饰，不如说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抨击。

两国的“西化派”们则走了另一个极端。俄国的西方派拒绝承认俄国文明的独特性，认为俄国没有什么独特的可以珍视的东西，俄国仅是西方世界的一个落后停滞的部分，所以应当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迎头赶上。如恰达耶夫在其《哲学书简》中指出，俄国没有自己值得炫耀的历史，对人类和世界没有任何贡献，她必须在一切方面向西方看齐，接受西方的文明，否则就没有自己的未来：“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也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总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也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候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②参阅恰达耶夫的《箴言集》，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页。同恰达耶夫的调子如出一辙，我国五四时期的“西化派”们也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主张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政治独立。胡适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③参阅《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第639—640页。毛子水也附和：“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9]李大钊则更为直接：“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死之期”[10]。但所幸的是，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消极评价，绝非蔑视自我的文化自卑主义，而是针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痼疾所发出的愤激之辞，是基于借助西方文化使中华民族脱离困苦处境的若渴心情。

悠远回响

19世纪俄两派之争与五四论战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渊源。这里所说的影响，是指俄两派之争对五四论战的单向影响，因为前者的发生比后者早了近百年。这其中，既有思想家个体观念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接受，也有时代语境间主动或被动的渗透与选择。

在个体影响方面，瞿秋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在俄文专修馆学习，后又亲赴俄国考察，对俄国文学和文化有较深刻的了解，著有《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俄罗斯革命论》和一大批关注俄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散文、通讯等。与俄国有着这样深厚的渊源，瞿秋白的思想深受俄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是自然的。从他所喜爱和时常谈及的俄国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丘特切夫、冈察洛夫、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一长串名字中，我们不难发现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分野：被划入斯拉夫派阵营的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被划入西方派阵营的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相应地，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前后期的思想矛盾和变化也与其所受以上两派作家的影响相吻合。——先看他前期受斯拉夫派作家的影响。丘特切夫被视为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俄国抒情诗人之一，因为，他在诗中描绘的俄国大自然，就像列维坦笔下的画面一般，宁静和优美中却渗透着强烈的不安和忧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俄罗斯民族“双重性格”在诗歌中的典型再现，他的一系列论争文章则明显显现出斯拉夫派的保守主义倾向,其《一瞬》诗中对自然的直觉感悟和《寂》诗中反复吟唱的“勿多言”即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委婉拒绝。瞿秋白倾心于丘特切夫的诗作和文化观念，在《赤都心史》中选译《一瞬》和《寂》两诗时，曾直言丘氏为“俄国斯拉夫派的诗人”，可见受其影响之深。瞿秋白也曾陷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崇拜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思想中斯拉夫派的基因成分更为浓重，在主要文学活动时期常沉溺于神秘的斯拉夫民族性里找寻慰藉，其《群魔》曾被视为斯拉夫派对西方派的一场清算。另外，五四前期的瞿秋白，曾一度沉迷于“整理国故”，对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和暴力革命传统颇不以为然，多次以“忏悔的贵族”自居，这显然和他与七十年代俄国的民粹派们的“精神相遇”有关，因为民粹派们与斯拉夫派有着大致同源的思想基础，有些人就是当初斯拉夫派阵营中的活跃分子，瞿秋白在提及他们时也曾多次冠之以“忏悔的贵族”。——再看他后期受西方派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的理论曾是后期西方派的斗争旗帜，五四后期的瞿秋白研读并熟稔二人的理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塑造的“新人”形象及其代表的新的“子辈”、由赫尔岑所倡导的“俄国式社会主义”深表赞同。另外，被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派”的屠格涅夫，在瞿秋白的创作和思想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瞿秋白对自然风物的诗意描摹、对生活场景的细腻把握中，不难看到屠格涅夫的影子；在对人道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和执着中，更不难觅出他们思想的深层共鸣。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到，在瞿秋白从热衷“整理国故”到倾慕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前后贯穿着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影响痕迹。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触动下，在“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的苏俄文化的感召下，瞿秋白完成了他由倾慕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到向往俄苏无产阶级文化的转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他参与论战的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也无不接受和推崇在俄两派之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俄文化。如李大钊认为，东西文化为世界两大机轴，但“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10]栖身“东方派”的梁启超也提出中国应该借鉴俄国，“中国与俄国相类似之点颇多。其国土之广漠也相类。其人民之苦也相类。其君权之宏大而积久也相类。故今日为中国谋，莫善于鉴俄。”[11]（P104）“东方派”另一代表梁漱溟在三十年代所致力的乡村改革运动，也明显受到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思想影响。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期，肇始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文化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激烈的政治改革论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为转折点，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速，近代知识分子为寻找中国的真正出路，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由偏重自然科学转向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和方法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救亡的主旋律最终压过了启蒙。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处在个体命运与社会前途休戚攸关的危机时代，自然乐于接受新鲜的和先进的东西，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符合向往未来、追求进步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寻求现代意识、张扬主体精神的要求。①参阅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53页。与这样的时代语境相吻合，我国国内掀起了一阵俄国文学和文化著作的译介和阅读高潮。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等人的作品通过英语、日语转译或从俄文直译过来，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曾引起不小的震动。这其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影响声音清晰可辨。早期同瞿秋白一起专事俄文翻译的耿济之先生曾明确指出：“藉着农村组织和农村生活的解放的名义而同农奴制度决斗（斯拉夫派的主要目的），又藉着解放和发展个性的名义而对同样的目标决斗（西欧派的主要目的），这就是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也就是十九世纪以来俄国文学发达的公式。”[1]（P143）的确，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五四思想家们正是通过俄国文学这面镜子来认识和接受俄国思想和文化的，特别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其中大多数人曾深受俄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他们比肩于俄国文学为着“斯拉夫派的主要目的”和“西欧派的主要目的”，不断祭出“为人生的艺术”、“血与泪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旗帜，奔走鼓呼,革故鼎新，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就这样，以俄两派之争所衍生的19世纪俄国文化思潮以及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文化脉动，在20世纪初叶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激起了一丝悠远的回响。

启示与思考

比较两大论争的相异之处，可对五四论战有一个再认识。其一，两大论争都凸显出两国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觉醒，但这种觉醒是有差异的，相应地，取得的效果也不同。梁漱溟曾将中国文化视为早熟文化，因为历史过于久长、积淀过于深厚，以致终有“老衰”之病症：“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浅薄，此即所谓老衰了。”[12]（P390）周作人也曾分析中俄国民精神的差异乃是由于“（我们自己）背上压有几千年的历史重担”，从而“谴责精神缺乏”[1]（P141）。的确，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在孕育和促进自身发展、对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极大保守品格的惰性力量。厚重的传统积淀，在赋予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营养的同时，也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所以，每当面临新与旧、古与今、中与外的抉择时，总是伴随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这在客观上放慢了民族进步的步伐，五四论战就是如此，以至于胡适在论争过程中曾感叹“中国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而俄罗斯则情况不同，从8世纪古罗斯统一国家的建立至今，不过千余年时间，统一文化的形成时间较晚、积淀程度较浅，没有太大的文化惰性。俄罗斯知识分子又具有强烈的主体思辨精神，在关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冲突面前敢于直言，具体到19世纪这场论争中，两派同农奴制的决绝态度是颇为一致的，都承认当时的俄罗斯需要变革，只是斯拉夫派强调渐进，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西方派强调突进，以西学为指针。所以，对比两大论争所取得的效果、在各自文化思想史上的影响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时，应该正视两国知识分子在民族意识觉醒方面的差异，这对于历来富于内省精神的中华民族来说，似更重要。其二，两大论争所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俄两派之争中，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显然占据中心位置，所争论的议题比较深入，对俄罗斯究竟该走何种道路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五四论战多从文化层面展开，较少触及经济问题，多纠缠于“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动的文明、静的文明”等抽象意义上的讨论，且各论战个体间观点也有较大出入，如陈独秀认为文化变革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偏于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属西化派的胡适却偏于文学革命和道德革命。他们在文化选择上的不同趋向跟脱离经济基础的研究有直接关系，也导致了论争难以得出较为统一的结论。其三，俄两派之争属自发型，五四论战则诱发因素较多。俄两派之争是由知识分子关注民族社会现实而起，基本未受外来因素影响，而五四论战的起因和发展，除关注、焦灼于民族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外，还与部分国际文化名流如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的来华有关，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现实的阅读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五四论战的基调。如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即明言，他心目中理想的改革道路是通过精神上的而非物质上的努力，即伟大的东方文明战胜西方文明来得以实现，这在当时造成了两派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以致在论争过程中缺乏独立的鉴别和思考。

论争过程中，文化选择和文化过滤的作用不应忽视。五四时期，我国对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接受范围是极为广泛的，从俄国斯拉夫派衍生的民族性讨论，到西方派倡导的理性与科学精神，一直到十月革命期间的红色革命理论，在我国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接受和消化，但最能代表俄国民族性特点的东正教信念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宗教哲学，何以基本上没能得到重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东正教没能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的“接受屏幕”上找到契合点，中国主流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起了过滤作用。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素尚“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哲学所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关心他的来生①参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页。。对此，鲁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中曾总结道：“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所以，任何一种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本土生根实属不易②佛教的成功传入，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世俗化。。另外，东正教在中国的碰壁，在很大程度上与五四时期以救亡启蒙为主题有关，它在客观上为当时的“西化派”们反对孔教提供了理论上的参照。因为，在俄两派之争中，在斯拉夫派看来弥足珍贵的东正教，在西方派看来却是异常保守和僵化的，它不仅不是什么珍宝，反而是俄罗斯前进的绊脚石。而引起五四论战的导火索之一，恰是袁世凯为首的复辟逆流和康有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们对孔教的极端推崇，这时的五四西化派思想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俄西方派对待东正教的策略，他们以对尊孔复古逆流的当头棒喝拉开东西文化论战的大幕，以更为坚决的态度、更为激烈的方式，将东正教与孔教一同视为腐朽、愚昧、保守的符号而加以拒绝和反对。至五四后期，伴随着向社会主义文化语境的急转，俄国东正教的影响便更微乎其微了。当然，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和积淀，渗透在文化的各个领域，要想对其完全加以拒绝也是不可能的，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俄国的东正教也并非一无所知，如瞿秋白就曾在《赤都心史》中专门以“宗教的俄罗斯”为题对东正教堂所举行的基督教仪式盛况进行过生动描绘，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念也曾在郑振铎等作家思想上留下影响，但这在五四的时代洪流面前，只是波澜不惊的细小涟漪。

中俄两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着广阔的前景。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文化交流的学科，我们对外国文学和文化进行研究，不仅为证明该国文学和文化有多么伟大，更冀图能够从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从俄两派之争和五四论战的关系来看，无论是社会背景、民族激情、文化观念等方面的遥相契合，还是个体和时代语境间的影响和接受，都见出两国、两民族间的文化亲缘关系和广阔交流空间。中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俄古代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即有了对于中国的零星记载。到了近现代，中俄文化交流进入鼎盛期。梁启超力主“鉴俄”，鲁迅先生认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毛泽东先生则直接强调我们应“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伟人们得出的结论，直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今，当年思想家们探索的若干问题仍然使我们困惑：一个曾创造过古代灿烂文明的民族为什么曾长久地在近代文明、现代文明的门槛外面徘徊？面对瞬息万变、纷然杂存的世界局面，我们将做出什么选择？除向自身寻找答案之外，我们可以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俄罗斯——这个“遥远的近邻”。今天的俄罗斯，已经逐步摆脱前苏联解体后的全面凋敝，政治上自立强硬，经济上调整复苏，文化上日趋繁荣，这只目光锐利的“双头鹰”仍是世界舞台上的重量级角色。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地缘相近、文缘相通的两国、两民族间更应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有理由期待，历史上不但勇于“予”、也从不怯于“受”的古老华夏，在经过自身文化的转型更新和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吸收之后，“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13]（P109）——秋白先生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愿望。

[1]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2]杨之华.回忆秋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俄]M·P·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A].东方杂志[J].1916.(13).

[5]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俄]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M].汤毓强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7]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8]杜亚泉.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A].东方杂志[J].19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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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A].言治[J].1918.(3).

[11]梁启超.饮冰室丛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12]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13]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Correspondences and Echo between the Slavophile-and-Westernizer Debate in Russia and the East-and-west Cultural Debate in China's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WANG Ru–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there are som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famous debate by the Slavophile School and Western School in Russia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st-and-west Cultural Debate in China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in aspects of social background, national passion and cultural idea.In addition, there are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s and reception between debating thinkers as individuals.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underwent active or passive infiltration and choice.

Slavophile school; Western school；May 4th period; East-and-west cultural debate

I109

A

1005-7110（2011）03-0111-06

2010-12-20

王汝良（1973—），男，山东胶南人，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

冯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