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小 朝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萨特文学艺术创作论中的自由问题

马 小 朝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萨特的文学艺术创作论是其人生价值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表达，作为其核心的自由，包含着认识与行动、个人抽象选择与社会历史责任、作者召唤与读者参与的多重性。

萨特；自由；认识与行动；个人选择；社会责任；作者召唤；读者参与

萨特文学艺术创作论，是萨特人生价值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表达，其核心是自由问题。那么，文学创作所要实现的自由是什么呢？萨特看到了作家的自由不能脱离关于社会人生的认识问题，他在《想象心理学》里说：“没有一种构成表象的认识，表象就不会存在。这就是表象所以是一种观察现象的基本原因。”[1]（P87）“在某种意义上说，情感表现为一种认识。”[1]（P102）当然，萨特所说的认识是“诗性智慧”为基础、审美解放为目的的认识。所以，萨特说：“小说给人的不是物，而是物的符号。”[2]（P18）也就是通过艺术符号，文学创作实现了关于社会人生的认识功能。正如萨特在评价卡夫卡的创作成就时所说：“关于卡夫卡，人们把一切都说尽了：说他想描绘官僚阶层，疾病的进展，东欧犹太人的状况，对不可企及的超越性的追求，乃至当世界上缺少圣宠时描绘了圣宠的世界。这一切都是对的，我甚至会说他曾想描绘人的状况。但是我们特别敏感的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认出历史和处于历史中的我们自己。他的作品总是写在审理过程中的案件，有朝一日审理突然结束而且结束得很坏，同案的法官们无人认识而且永远找不到，被告们为了解对他们提出的控告而作的努力纯属徒劳，他们耐心地建立起来的辩护体系有朝一日会反过来变成对他们不利的证据；他的作品写出这个荒谬的现时，人物认真地在这个现时中生活，然而理解它的钥匙却在别处。”[3]（P260）萨特的小说《自由之路》第一部《不惑之年》通过描写主人公马蒂厄为同居7年的情人玛赛尔堕胎而四处借钱，同另一位姑娘依维什的含糊爱恋，充分展示了马蒂厄为代表的年轻人沉湎声色的无聊、纠缠男女性爱的荒唐等非本真生活状态和心灵感受。第二部《缓期执行》以慕尼黑会议为背景，围绕战争问题而扩展描写了上至首相张伯伦，下至酒吧女等各阶层人们，如何普遍处于被动观望、侥幸期待的缓期执行的心理踌躇中的景状。第三部《痛心疾首》围绕二战发生后的法国惨败，描写大批溃退或被俘年轻人们在荒诞、虚无、不幸人生境遇里的复杂情感体验和深邃心灵反省等等。

萨特更始终将认识问题同人的自由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萨特认为，文学创作中的自由“无非是人们持续不断地借以自我挣脱、自我解放的运动。”[3]（P143）“不管这里涉及的书是什么样的，总可以作如下界定：它具有解放性。”[3]（P173）所以，萨特说：“在情感中首要的内容是激起一种非常特殊类型的意向。”[1]（P103）“思想，不能归结为感觉，它逐渐由意义和意向性所规定。它是一种行动。”[1]（P90）萨特所说的意义和意向性强调的是主观自我意识对世界的构成作用。由此，文学创作中的自由，就绝不是关于客观普遍世界的再现，而是关于主观个别心灵情感世界的建构。所以，萨特还说：“而存在对人的实在来说，就是行动，而停止行动，就是不再存在。”[4]（P611）这样，萨特文学创作中的自由行动，也就不免带有抽象反对传统形而上决定论、甚至反对传统道德规定，诉诸个体自由选择的特点，表现为脱离具体历史内涵、社会责任的“为行动而行动”。萨特说：“小说家们正好相反，极力使我们相信：世界由不可代替的个人组成，所有的人，即使是最凶恶的人都是完美的，所有的人都富于情感，所有的人都独特。”[5]（P428）比如小说《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描写主人公吕西安，因为早早地被预先规定了做一个厂主的命运，他无所事事、困窘无聊地这样想：“单凭一篇哲学论文是不能说服人们，他们并不存在的。需要做的是，要有行动，真正绝望的行动，能够剥去外表，充分显露出世界的虚无的行动。一声枪响，一个年轻的身躯浴血躺在地毯上，一页纸上涂着这几个字：‘我自杀是因为我并不存在。我的弟兄们，你们也一样，你们都是虚无！’人们早上阅读报纸时会看到：‘一个青年人敢作敢为！’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心乱如麻，思索着：‘而我呢？我存在着吗？’”[6]（P465）小说《艾罗斯特拉特》甚至描写主人公因为人生意义的困惑而这样想：“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艾罗斯特拉特，现在他的故事鼓励着我。他死了已经有二千年，而他的行为仍然发出光辉，像一颗黑色的钻石一样。我开始相信我的命运将是短促和悲惨的了。这使我在开头感到害怕，后来我也就习惯了。如果从某一方面看来，这是残酷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这样却能把十分巨大的力量和美给予正在消逝的一瞬间。”[7]（P355）所以，主人公怀揣着手枪寻找个人实现自由的牺牲者。戏剧《凯恩》中的几个重要主人公，也都试图通过背离自己被规定的人生轨辙，来重新确定和创造自己的存在意义。凯恩拼命地勾引上层社会的女人，亲王则竭力模仿戏子凯恩的衣帽穿戴和所作所为，大使夫人爱莲娜则想要诱惑戏剧界的伦敦之王。凯恩甚至坦率地告诉亲王说：“你们什么也不让我做，那就只有一条路：搞女人。只有上了你们那些女人的床，我才是个男子汉；只有上了女人的床，我才能同你们平起平坐。”[8]（P415）他还告诉自己的仆从索罗门说：“要是把我投入监牢，那就说明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了。我宁愿如此。”[9]（P496）上述种种主人公的“为行动而行动”，无非都是要获得抽象个体的“我行动故我存在”的证明。

萨特同时又通过其文学创作，表现了对“为行动而行动”的抽象个体选择的反省。因为人终归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关系而为所欲为。比如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部《不惑之年》重点描写了主人公马蒂厄，不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而总让他人为自己的行动奔波与负责：马蒂厄向哥哥雅克、朋友丹尼尔借钱，让朋友鲍里斯向酒吧歌女洛拉借钱；托萨拉寻找堕胎的医生，甚至使鲍里斯为自己偷去洛拉的五千法郎承担罪名；最后，还是丹尼尔决定娶玛赛尔而终止了马蒂厄的堕胎计划，才使他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所以，小说里有这样的描写：“他肯定并不处于最佳状态：他是在这郁闷的酷暑中苟活，忍受着日常生活里那种古老而单调的感觉；他徒然反复念叨从前激励他的句子：‘得到自由。成为自身的动因。要能够宣告：我欲故我在。成为自身的发端。’这些空洞而夸张的句子，是令人恼火的知识分子用语。”[10]（P64）从一定意义上说，自由应该包含着人们必须面对的历史处境和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正如马蒂厄的哥哥所说：“自由在于正视自己心甘情愿投入的处境，在于接受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10]（P135）所以，小说还针对马蒂厄进一步写道：“他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自由地做牲畜或机器。自由地接受、自由地拒绝，或自由地支吾搪塞。娶她、甩掉她、将这个包袱再背上许多年。他可以随便怎么做，任何人都无权出主意。对他来说，无所谓善恶，除非他自己加以界定。在他周围，各种问题排列成一个圆圈，它们不作任何表示地静静等待着不提供任何暗示。在这极度沉寂之中，他是孤独的。自由而孤独，无人相助，无可自恕，命定要不可更改地做出决定，永远命定得拥有自由。”[10]（P320）所以，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三部《痛心疾首》在充分表现主人公非本真状态下的无所事事、心灵困窘后，发出了寻求生命意义的自由呐喊。小说描写主人公马蒂厄参加了一个村庄的钟楼阻击战，他终于首次开枪射杀了一名德国人，“几年来他一直想有所作为，但总是无所作为：每每他采取行动的时候，总被别人抹杀，他无足轻重。然而眼前他这个行动，谁也无法一笔抹杀。他扣动了扳机，终于实实在在有了一点结果，心想：‘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情，’不由得笑得更欢。”[11]（P234）马蒂厄在激战中清算了自己过去的懦弱存在和逃避责任。在一阵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射击中，“他走近栏杆，直挺挺站着射击。这是一次极大的复仇，每发子弹都是对他过去不敢有所作为的报复。”马蒂厄是在借射击敌人的行动，表达自己抽象反传统的心灵困窘，反思自己个人自由选择的意义。小说通过描写逐渐进入不惑之年的马蒂厄，如何在存在困惑里苦苦思虑，表现了关于自由行动的深入思考：“自为是自由的，然而是在处境中，我们企图在处境的名下表明的正是这种处境与自由之间的关系。”[4]（P665）“我绝对是自由的并对我的处境负有责任。但是，同时，我永远只在处境中才是自由的。”[4]（P653）由此，萨特终于开始在自由行动里充实历史内涵、社会责任。萨特的文学艺术创作论中的自由行动，也就包含了对人类现实处境的否定性和超越性。萨特说：“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安提戈涅需要在国家的道德和家族的道德中间做出选择。这一左右两难的问题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暴力的合法性问题，行动后果的问题，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个人事业与历史常数关系问题等等。我以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这些极限处境中选择那个最能表达他的关注的处境，并把它作为向某些人的自由提出的问题介绍给公众。”[12]（P455）“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3]（P140）比如戏剧《脏手》就通过主人公雨果的遭遇显示了现实与理想、手段与目的的复杂关系，展示了不惜生命代价而坚决忠实社会理想和道德责任的目的意识。所以，萨特还说：“我绝不反对用人的处境来解释作品，我一向把写作计划看成对某种人类的和整体的处境的自由超越。”[3]（P148）萨特甚至更具体地说：“这个世界便是异化、处境、历史，我应该把它接过来，承担起来，应该为了我也为了别人改变它或保存它。”[3]（P145）“我们的角色已经指定：就文学是否定性而言，文学将对劳动的异化提出异义；就它是创造和超越而言，它将把人表现为创造性行动，它将伴随人为超越自身的异化，趋向更好的处境而做的努力。”[3]（P265）“如果我们能够写出成功的作品，它们将不是消遣，而是强迫意念。它们不是让人‘观看’世界，而是去改变它。”[3]（P266）戏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就通过主人公格拉赫父子的遭遇，在显示历史现实使人随波逐流、无所作为的异化状态时，表达了改变异化状态的召唤。1959年9月17日《新法兰西报》刊登的萨特关于《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谈话说：“在我看来，世界造人，人造世界。我不仅想在舞台上塑造性格，而且想指出客观环境在一定时刻决定着某某人的成长和行为。……我着意描写一个真实存在的情境，如实笔录一个世界的死亡。我调遣人物，借用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通过这些人物暴露无遗。当我谈到我们时代的暧昧，我的意思是想说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时刻准备获得自由，又同时陷入最严重的战斗。”[13]（P567）萨特所说的人类处境就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的具体境遇。萨特说：“所以，我在说话时，正因为我计划改变某一情境，我才揭露这一情境；我向自己，也向其他人为了改变这一情境而揭露它；我触及它的核心；我刺穿它，我把它固定在众目睽睽之下；现在它归我摆布了，我每多说一个词，我就更进一步介入世界，同时我也进一步从这个世界冒出来，因为我在超越它，趋向未来。”[3]（P106）“作家选择了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其他人面对赤裸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3]（P108）戏剧《苍蝇》就通过揭露集体沉沦、沉醉不醒的阿耳戈斯人，既暗示了法国面对德国占领军的妥协投降，也揭示了西方历史文明和上帝统治对生命自由性的遮蔽。所以，萨特还说：“因为当我感知自己的自由是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不能要求我使用这个自由去赞同对他们其中某些人的奴役。……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3]（P141）“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3]（P142）萨特的自由也就顺理成章地转换成了更加具体的社会介入意识。具体而言，这种介入意识是出于人道立场对不人道社会的指责，所以，萨特说：“因为社会不人道，艺术才能自称是人道的。”[14]（P433）“问题不在于将我们同时代人关进牢笼，他们已在其中了；相反，是要我们与他们相结合，砸碎铁栏。”[15]（P39）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哲学自由与文学自由终于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实现了完美的融会。

萨特文学创作论要以未充实的敞开世界，期待人的自由创造性。这种自由创造性首先表现为作者对自由的召唤。这种自由召唤所要实现的就是“作家既不预测也不臆断：他在作谋划。”[3]（P123）“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义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绍世界。”[3]（P140）但文学作品所创造的这些非现实的心灵情感世界，又是一个未充实的敞开世界。萨特说：“让我们再次回想一下心理表象的本质特点：它是一个对象在其真实存在中所具有的某种不存在的方式。”[1]（P106）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的作者和文学阅读的读者就应该具有互为对应的自由性。作家的创作要呈现自己的自由，读者的阅读也要实现自己的自由。作家的创作活动既是以审美的方式向读者奉献作家的自由，又是以自由创造向公众发出自由的呼吁。萨特说：“倘若这本书是一部富于变化的小说，客观意义的领域就变成了非现实的世界，读小说就是采取意识的一般态度，这种态度有点像观众在剧院中看到帷幕升起时的那种态度。他正在准备发现整个的心理表象世界。”读者的“阅读就是根据符号而接触一个非现实的世界。”[1]（P95）柳鸣九先生在谈到萨特的文学作品时，认为萨特的另一类以虚构的非现实故事为题材的作品，通常寓意深藏费解，而且带有极大的象征性和主观随意性。其实这类作品一方面便于作者阐发自己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更形成了有待充实的巨大时空领域，期待着读者的自由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小说《厌恶》中的主人公洛根丁放弃了“过去历史”文本对自己思想的束缚，开始着手要写出“必须能使人透过印出来的字和书页，猜出某些不可能存在的、超出于存在之上的东西”[16]（P310）的书时，也就向读者发出了完成生命与生命、心与心对话的召唤。在萨特看来，就像作家应该拒绝外在规定的束缚一样，读者也应该拒绝作家意志的制约。萨特说：“但是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3]（P124）“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3]（P131）“既然写作者由于他不辞劳苦去从事写作，他就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既然阅读者光凭他打开书本一件事，他就承认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品，后者总是一个对于人们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为。”[3]（P140）比如戏剧《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吸引着全部苍蝇走向了通往无限可能的自由境界；《魔鬼与上帝》中的格茨勇敢地回到了残酷、血腥的屠戮与争战，庄严宣告“现在人的统治开始了”。他们的自由行为就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心灵想象，从而也为读者开拓了无垠的自由启迪。所以，萨特还说：“简单地说，读者意识到自己既在揭示又在创造，在创造过程中进行揭示，在揭示过程中进行创造。”[3]（P124）“一句话，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3]（P126）“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3]（P126）“因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3]（P127）同时，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还在于告诫读者不要陷于人云亦云的“地狱”里，如同《脏手》面世的历史遭遇，就显示出社会现实政治的复杂纠缠对真理的遮蔽、对读者的诱骗。萨特曾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上演时与人交谈而谈到《脏手》时说：“极左派评论家和资产阶级报刊的评论家都在等待对方首先表态。后来，前者终于断定这个剧本是反对他们的党的，——其实我毫无此意——于是后者就鼓掌喝彩，这样一来前者就言之成理了。从此以后，剧本获得一个客观意义，我再也不能改变它。”[17]（P473）所以，萨特说：“因此书与工具不一样，它不是为某一目的提供的手段：它是作为目的被提供给读者的自由。”[3]（P127）“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3]（P130）如萨特抽象个人自由选择与具体社会历史责任的辩证关系，萨特的作者与读者同样具有辩证关系。萨特说“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能局限于此，他还要求读者们把他给予他们的信任再归还给他，要求他们承认他的创作自由，要求他们通过一项对称的、方向相反的召唤来吁请他的自由。这里确实出现了阅读过程中的另一个辩证矛盾：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3]（P131）因为，萨特认为：“事实上作家知道他是面对一些陷于泥淖、被掩盖、不能支配的自由说话的；他本人的自由也不是那么纯净，他必须清洗它；他为了清洗它而写作。”[3]（P143）作者创作自由与读者阅读自由的辩证统一，才能充分拓展开文学创作的自由维度。萨特还说：“谁也不能迫使作者相信他的读者将会运用自己的自由；谁也不能迫使读者相信作者已经运用了自己的自由。这是他们双方做出的自由决定。于是就产生一种辩证的往复关系；当我阅读的时候，我有所要求；如果我的要求得到满足，我已读到的东西就使我对作者要求得更多，这就是说，要求作者对我的自由提出更多的要求。相反地，作者要求的是我把我的要求提高到最大限度。就这样，我的自由在显示自身的同时揭示了别人的自由。”[3]（P134）当然，作者与读者辩证关系的依据，更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处境与自由斗争。所以，萨特说：“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两个方面，而作家怂恿我们去争取的那个自由并非以纯粹抽象的方式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确切说这个自由没有定性，它是在一个历史处境中争取到的；每本书从一个特殊的异化出发建议一种具体的解放途径。”[3]（P145）所以，作者与读者的辩证关系最终皆统一于自由与责任的辩证关系。还如萨特所说：“你完全有自由把这本书摆在桌子上不去理睬它。但是一旦你打开它，你就对它负有责任。因为自由不是在对主观性的自由运行的享用中，而是在为一项命令所要求的创造性行为中被感知的。这一绝对目的，这一超越性的然而又是为自由所同意的、被自由视作已出的命令，这便是人们称之为价值的那个东西。艺术品是价值，因为它是召唤。”[3]（P128）“既然作者与读者的自由通过一个世界彼此寻找，相互影响，我们既可以说作者对世界某一面貌的选择确定了他选中的读者，也可以说他在选择读者的同时决定了他的题材。”[3]（P145）“不仅如此：我们生活在愚弄的时代。有一些根本性的愚弄与社会结构有关。无论如何，今天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对群众意识的愚弄之上，混乱亦然。”[3]（P300）“由于作家对读者的自由说话，由于每个被愚弄的意识因其与束缚它的那项愚弄同流合污，趋向于维持自己的状态，我们只有致力于为读者们揭穿骗局，才能拯救文学。基于相同的理由，作家的责任是表明立场反对所有不正义行为，不管它们来自何方。”[3]（P301）

萨特的文学艺术创作论，以认识与行动、抽象个人自由选择与具体社会历史责任、作者召唤与读者参与的多重性，具体化了存在主义自由命题。17世纪的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赋予了人以超越上帝的权力，但同时又以思维的理性限定了人性自由的内涵。天上上帝的想象权力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权力合二而一，共同实现着对人的血肉之躯的统治。萨特则以“我写作故我存在”、“我阅读故我存在”的命题，一方面为个体的生存方式敞开了独立不羁的自由行动，另一方面更为个体的生命决断充实了新的历史内涵、社会责任。

[1]萨特.想象心理学[A].杨力译.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萨特.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A].施康强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萨特.什么是文学[A].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萨特.一个陌生人肖像序[A].吴岳添译.文艺理论译丛（2）[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6]萨特.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A].郑克鲁译.袁可嘉等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7]萨特.艾罗斯特拉特[A].郑永慧译.厌恶及其他[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8]萨特.涅克拉索夫[A].郭安定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萨特.凯恩[A].郭安定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萨特.自由之路（第1部）：不惑之年[A].丁世中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1]萨特.自由之路（第3部）：痛心疾首[A].沈志明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2]萨特.提倡一种处境剧[A].沈志明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3]米歇尔·孔塔,米歇尔·里巴尔卡.一种处境剧[A].沈志明选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4]萨特.艺术家和他的良心序.[A].吴岳添译.文艺理论译丛（2）[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15]萨特.答加缪书[A].郭宏安译.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6]萨特.厌恶[A].郑永慧译.厌恶及其他[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7]萨特.作者、作品与公众[A].施康强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The Issue of Freedom in Sartre's View of Literary Creation

MA Xiao-c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Sartre’s view of literary creation expressed his life values, and freedom as its core included such complex factors as knowledge and action, individual abstract choices and social and historic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author’s call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readers.

freedom; knowledge and action; individual cho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uthor’s call; reader’s participation

I106

A

1005-7110（2011）03-0092-05

2011-02-24

马小朝（1954-），男，山西侯马人，烟台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冯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