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学 君

（北京教育学院 中文系，北京 100011）

从战士到隐士
——论孙犁文学创作主体的角色转换

张 学 君

（北京教育学院 中文系，北京 100011）

孙犁的文学创作，自始至终贯穿着内在的转换张力，在题材上表现为从战争到女性的转换，在体裁上表现为小说到散文的转换，在写作方式上表现为从自然到刻意的转换，而根源则在于创作主体的角色转换，即从战士到隐士的转换。孙犁的人生道路并没有超越传统文人的仕隐矛盾，只是在中国现代革命的特殊历史语境下，表现为从政治向人性的回归。

孙犁；战士；隐士；角色转换

一、创作题材上： 从战争到女性

孙犁前期的小说创作，多以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的敌后抗战为素材，他称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为“抗日小说”。直到晚年，他还对此津津乐道：“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完美真实的结合。”[1]

抗日战争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无疑是文学史上的重大题材。作家如果出于对民族与时代负责的态度，能对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挣扎与新生作出全面真实的反映，无疑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但认真检视一下孙犁的“抗日小说”，却发现它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阅读期待。顾名思义，既然名为“抗日小说”，必然无法回避对于战争的正面描写，可孙犁却并没有直接反映抗战的作品，他甚至有意回避与日本侵略者的正面冲突。日本人在孙犁的小说中很少出现，即使出现，形象也十分模糊。请看《荷花淀》中的战斗场面：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孙犁不想让我们看到敌人的真实面目，也不想让污血与尸体来破坏画面的美感，而用“一切都沉下去了”和“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来保持画面的纯洁。《芦草》中写到了“我”与敌人的一次“遭遇战”：

忽然，近处的麦子地里有人走动，那个女人，就向草深的地方爬去，我把那个姑娘推到坟的后面，自己卧倒在坟的前面。有几个敌人走到坟地边来了，哇啦了几句，就冲着草里放枪，我向他们还击了我半数以上的子弹，直等到我面前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才停下来。

这里只有鬼子的声音，没有鬼子的形象，那“我”的子弹打到哪里去了呢？孙犁说过：“一位熟识的作战科长看了我描写的战争场面，对我说：‘你写的这叫打仗吗？’”[2]（P163）

后来孙犁自己也承认，他并没有真正的战斗经历。不过对于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战士来说，想了解战争似乎并不是很难的事。同时代的周立波就曾以报告文学的方式记下了日军的残暴与中国人民的反抗。孙犁生于斯世，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一无所闻，因而我们只能说孙犁刻意回避了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孙犁的抗日小说有所谓“三不主义”：第一，不多写抗战时期北方人民的国民劣根性；第二，不下面涉及当面之敌即日本军人以及普通的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第三，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以及战争所固有的残酷。这是他的小说创作在题材上的有意选择。

有所舍即有所取。相较于国民党的前方战场而言，解放区的抗日战场本来就是后方，孙犁的抗日小说写的则是后方的后方。按说抗日小说，至少应该以男人为主人公，可是孙犁作品的主角，恰恰是一系列温柔婉媚的女子的形象。孙犁曾这样解释自己对女性角色的偏爱：

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性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和她们有关，所以我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他们。

有人曾经发问，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我想，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妇女受的苦难更深重；在今天，他们的新生解放，就更值得欢喜表扬与拥护。[3]（P221）

事实上在抗日小说中以女性为主角，与孙犁自己的女性情结有关。孙犁自小生性柔弱内向，有女孩子气，喜欢与女孩子相处。在诗歌《灵魂的拯救》中，他承认自己有女性崇拜倾向。孙犁受《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影响最深，而这两本书的共性就在于对于女性的钟爱。试看《芸斋小说》中《幻觉》一篇，仙狐故事的影响清晰可辨，与蒲松龄的白日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孙犁的女性情结是一以贯之的。对于“抗日小说”的女主人公而言，虽然她们因为战争的缘故而显示出北方农民的刚强与坚韧，依然掩饰不住作者对于柔情似水的女性美的偏爱。孙犁曾坦白地承认：“其实《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时的思乡之情，思柔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现实色彩。”[4]（P444）所谓“思柔”，语意稍晦，其实就是女性想象而已。《吴昭儿》写山地姑娘断后截击日本兵，“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身撒出来的一朵朵火花，落在她身后。”《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写一个大姑娘与鬼子周旋：“这个时候，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头号手榴弹，火光起处，炸死了三个鬼子。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苇垛上，她才十六七岁，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这与其说是写战争，不如说是在写女性美，战争只是女性审美的背景而已。

可以说孙犁1940年代的创作，并没有脱离1930年代左派文学“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只不过女主角由多愁善感的城市知识女性变成纯朴自然的农村妇女。但因为它有着抗日小说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符合了《讲话》精神，而本质上又迎合了不同时代读者对于柔情似水的女性美的偏爱，所以能成为解放区抗战文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成为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

二、创作风格上：从自然到刻意

孙犁称自己崇尚自然的美感，创作以自然为宗旨：

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在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5]（P603）

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6]（P194）

不过如前所述，孙犁下笔之际还是有所取舍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去回忆它们。[7]（P171）

所谓邪恶的极致，自然有十年文革的惨痛经历，但抗战期间侵略者的丑恶与残暴也被他刻意回避了。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所犯下的禽兽不如的罪行，孙犁基本不愿写，不得不写时，则如茅盾所说：“用谈笑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8]试看下面两段文字：

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

——《芦花荡》

日本黑心鬼，偷偷放了堤，淹了老百姓，黑豆没长好，豆子是秕的。

——《丈夫》

谈笑与风趣确实营造了乐观的气氛，但也淡化了日本鬼子的丑恶，倒增加了一点人性的意味。所谓“顽固的老玉米”、“日本黑心鬼”，总让人感觉有些轻巧。这些都不是出于自然的态度，而是刻意为之。比较一下他“自然”与左拉的“自然主义”，二者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当然，战争生活毕竟是残酷的，无论他如何回避，满目疮痍的山河都会让他触目伤怀。《“藏”》这篇小说，写抗日的丈夫在外面挖地道，为了保守秘密，与年轻的妻子捉迷藏。孙犁发挥了自己善于写小儿女寻愁斗气的笔致，本想把这个故事写成小两口之间的带有游戏性质的迷藏，终于掩不住侵略者的巨大阴影，变成了对日本鬼子的“藏”：

洞里是阴冷的，潮湿的，寒冷的，那是三丈深的地下，没有一点光，在地上的风也吹不到这里来，一个女孩子在这里降生了，母亲给她取了个名，叫“藏”。

女孩子的第一次哭声只有母亲和那深深相隔不远的井水能听见，哭声是非常悲哀和闷塞的。

在外面的大地里，风还是吹着，太阳还是照着，豆花谢了结了实，瓜儿熟了落了蒂，人们还在受着苦难，在田野里进行着斗争。

孙犁的刻意一方面是来自个人性情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也来自政治气候的影响。他在回顾抗战时期的写作时说：“真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9]（P91）这不免有美化回忆的倾向。我们从《芦花荡》这篇小说的生成过程中，能看到更多出于无奈的刻意修饰。

1942年秋天，孙犁写了小说《爹娘留下琴和箫》，最初发表于1943年4月10日《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故事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钱智修夫妇婚姻美满，琴箫相和，音乐给二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和诗意。在很多场合下，他们不是用语言交流思想，而是用音乐：丈夫从墙上摘下南胡，妻子从床头拉出竹箫，交流就开始了：丈夫望着胡琴筒，妻子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里“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流淌着，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女儿：大菱和二菱。抗战开始了，丈夫参加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妻子的箫失去了南胡的伴奏，参军为丈夫报仇。辗转间两个孩子只能留给朋友照看，琴和箫就留在她们身边，姐妹俩慢慢长大，她们已经学会用琴和箫进行合奏了。1942年5月，敌人对冀中平原进行“大扫荡”，大菱和二菱在扫荡中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牺牲了。这是一个家破人亡的惨痛故事，作者在描写时，刻意回避了对死亡场面的直接描写。钱智修的死不事渲染地轻轻带过，大菱、二菱的死，则通过一个老船工之口进行间接叙事。小说有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忽然，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在山里或是在平原，远处出现了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晚风中，有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正在演奏，一个拉南胡，一个吹箫……

小说发表之后，受到了一些非议。孙犁后来也说：“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10]三年后孙犁在延安对这篇小说进行了改写。这就是《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这篇小说的叙事重心已转到乐观开朗的老船公身上，通过他的口，作者讲述了一个漂亮女孩子轻易从鬼子摩掌中逃脱的故事，本来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却被讲述者漫不经心的语气所消解，诚然是“用谈笑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但孙犁本人承认其“具体情节并不完全是真实的，那篇文章中的我，也不真是我自己”，“关于那一次战斗的描写，中间有很多想象”。[11]（P91）显然，这些想象是作者为了迎合主旋律，增加作品的乐观情绪，对生活真实进行刻意干涉的结果。

第一次改动之后，孙犁依旧不满意，于是再度改写，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被称为《荷花淀》姊妹篇的《芦花荡》。在这篇小说里，乐观开朗的老船工完全变成了故事的主角，大菱、二菱两姐妹苦难的身世被虚掉了，只是美丽清纯依旧，成为表现老船工性格的道具。老头子有点可爱的小毛病，他过于自尊自信，结果在运送大菱、二菱到芦花荡时，途中遇到了鬼子，大菱受伤挂了花。他自尊心受挫，感到没脸见人，于是在水中设下了铁钩阵，对“日本鬼”进行报复。报仇成功的快感和优美的芦花荡风光，使这篇小说一改《爹娘留下琴和萧》的低沉与伤感，显得昂扬而清丽，从而成为孙犁的另一篇代表作。

通过一篇小说的生成史，我们发现了孙犁是如何刻意地营造了自己的“自然风格”，发现了他在回避苦难和直视苦难之间的犹豫与徘徊。

三、创作体裁上：从小说到散文

文革结束之后，孙犁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也遇到邪恶的极致，这就是最近的十年。”诚然，国家不幸诗家幸，但把抗日战争形容为“美好的极致”，还是让人感到有点匪夷所思。但一旦我们把“美好的极致”与《荷花淀》系列的诗情画意联系起来，便明白作者这话的含义了。他是把抗日小说当成诗来写的，二者的折衷，便是小说的散文化。这表现了孙犁的文学创作在文体选择上的偏好。

孙犁虽以小说成名，而实以散文成家。他曾多次说过，青年写诗，中年写小说，晚年写散文，最合乎养生之道。他在晚年写了十部散文集，如《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均为佳制，成为一个散文大师，可谓得其所也。从文体学上看他的创作，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十分模糊。他的后期小说，全用第一人称，从自己的真实生活写起，略事修饰，便名之为“芸斋小说”，其实称之为“芸斋散文”也未尝不可。他自己也说：

我晚年所做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情感，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的纠纷。[12]（P103）

其实中年的孙犁也是以散文来写小说。1958年结集的《白洋淀纪事》，就是一部小说与散文的合集，“抗日小说”与“抗日散文”混在一起，根本分不清楚。

小说要以叙事为主，散文要以抒情为主，故而散文化的小说自然要淡化情节。孙犁的小说，“只摘取生活中最富有画意的部分，而将画面之间的空白留给读者，任他们用想象去填充。没有所谓‘开头’，也不设置一种通常意义上的‘结尾’，而只有一种趋向，一种可能，一种关于过程的未来发展的暗示。”[13]（P264）以《荷花淀》为例，这篇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女人们惦记参军的丈夫，去给“送衣裳”或是说句“要紧的话”，结果遇上了鬼子，正好把鬼子引入八路军的伏击圈，战斗胜利了。因为这篇小说的情节进展不是由人物的性格推动的，所以显得有些破碎与支离。人物性格也不突出，不外乎男人们“进步”，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避免了人物性格冲突所导致的令人揪心的惊心动魄的悲情，反而有了传统国画散点透视的效果，于情节文字之外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源于日常生活的风神韵味。

除此之外，孙犁小说的散文化还体现在用白描手法来描绘景物，营造意境，①孙犁说：“这篇小说（《荷花淀》）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德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的感到新鲜吧。”引自《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他笔下的白洋淀风光清新疏朗，散发着潮润润的水气，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弥漫着浓郁的诗意，体现了发自内心对自然之美的偏爱。事实上“荷花淀派”的命名已经显示了其散文化的美学特征，《荷花淀》也因此而可被视为《荷塘月色》的抗战版。这都是作者着力于营造散文意境的结果。

孙犁以写散文的心态与笔法来写小说，其成功之处在于形成了所谓“诗意小说”或“散文化小说”。不足之处在于，当他没有处理好这两种文体的关系时，就会出现情节与意境的生硬接合。《芦花荡》的结尾，老船工以一大捆清香的莲蓬把一群洗澡的鬼子引到了他的铁钩阵中。于是便有了下面的一段战斗场景：

眼前是几根埋在水里的枯木桩子，日久天长，也许人们忘记这是为什么埋的了。这里的水却是镜子一样平，蓝天一般清，拉长的水草在水底轻轻地浮动。鬼子们追上来，看看就扒上了船。老头子又是一篙，小船旋风一样绕着鬼子们转，莲蓬的清香，在他们的鼻子尖上扫过。鬼子们像是玩着捉迷藏，乱转着身子，抓上抓下。

一个鬼子尖叫了一声，就蹲到水里去。他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是一只锋利的钩子穿透了他的大腿。别的鬼子吃惊地往四下里一散，每个人的腿肚子也就挂上了钩。他们挣扎着，想摆脱那毒蛇一样的钩子。那替女孩子报仇的钩子却全找到腿上来，有的两个，有的三个。鬼子们痛得鬼叫，可是再也不敢动弹了。

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

他狠狠地敲打，向着苇塘望了一眼。在那里，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

在那苇塘的边缘，芦花下面，有一个女孩子，她用密密的苇叶遮掩着身子，看着这场英雄的行为。

如果我们从小说阅读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文字，最叫我们关心的是情节的进展。显然，故事肯定不会就此结束，要么鬼子被钩着淹死，要么冲突还会继续展开。似乎不能只是让老头子敲打一阵，解气而去。所以，从小说的角度，这篇小说是不完整的，构不成一个自足圆满的系统。作者显然并不在乎故事的进展与结局，他似乎更在意如何把这一段文字表现得更轻松诗意。于是，尽管那边几个鬼子如生猪般腿肚子上挂着铁钩子，这边他依然要引进一段诗意的风景：“他狠狠地敲打，向着苇塘望了一眼。在那里，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老头子“向着苇塘望了一眼”这句话是转捩的关键，对于这篇作品而言，它完成了从小说向散文的转化；对于作者而言，完成了从战斗意志到归隐趣味的过渡。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孙犁的创作乃至人生道路的一个根本转变。

四、创作主体上： 从战士到隐士

前面说过，孙犁的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现代散文这种文体，其“散”字最早有杂散的意思，但在孙犁这里，有值得玩味的更深层意义。他曾说过：“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14]（P339）散兵与散文暗中呼应，形象地说明了孙犁在现代文学运动中的松散与游离状态。

孙犁从抗战开始之际即“执笔从戎”，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加入吕正操的队伍之后一直跟随部队体验生活，主要在解放区做教员或编辑，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表面上看，孙犁对革命跟得很紧，是一个积极的时代参与者，宣传大革命大众文艺与歌颂政治领袖的文字也时时见诸笔端。但事实上他从内心里并不喜欢现代革命所提倡的“集体主义”：“我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结为团体，就必然分出去很多精力，影响写作。散兵作战，深山野处，反倒容易出成果，这是历史充分证明过的”。[15]（P549）而一旦脱离集体生活，则个人的志趣与习气就易使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作为一个革命时代的“另类”，孙犁的“散”在延安期间也偶有表露。前面所提到的《爹娘留下琴和箫》的改写就体现出个人情趣屈从于主旋律的无奈。故而在一个革命洪流激荡前进的时代，他隐约地透露出不大合群的倾向。抗战胜利后，已经逐渐被边缘化。叶君以为：“孙犁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所写的《村歌》、《秋千》、《婚姻》等作品也因在时代政治运动中，在个人和群体间的取向上所表现出的暧昧立场而不断招致批评和非议，而50年代初对他的大批判则是对“不合时宜”的孙犁的总清算”。[16]

孙犁受到批判的罪名之一是“小资情调”，但我觉得说“封建意识”可能更准确些。小资情调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专利，对于农村出身的孙犁来说，他的好多不合时宜的“毛病”事实上来自于传统。小说《麦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村里的年轻姑娘二梅带领村中的妇女去破路，以防鬼子来抢麦子：

“俺刚说歇歇，就吹笛！”一个穿漂白小褂的说，她叫张秀玲。

“歇歇，鬼子来了烧了你的兔子窝，你歇个屁，啊，你还穿着袜子，多封建！”

一个姑娘穿漂白小褂，穿袜子，在今天看来，明明是小资情调，这里却成了“封建”，可见爱美、个人情趣之类行为，在当时就因人制宜地赋予了不同的称号。

孙犁从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传统文人气质，他小的时候上的是“国民小学”，没读过四书五经。“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一个缺陷。”后来终于自己补上了《四书集注》这一课。少年时受时代的刺激，他的阅读兴趣转向新兴的社会科学，但古文兴趣与特长依旧十分明显。据《〈善阐室纪年〉摘抄》中记述，他十八岁“攻读英文，又习作古文，均得佳评。”[17]（P6）进城之后，更是大量购阅古书。这种情况在五四后的现代作家中，实不多见。

传统文学典籍中，影响他最大是两部，一个是《聊斋志异》，一个是《红楼梦》。1945年，他在延安成为教员，主讲的就是《红楼梦》。古书与“落后”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古书中的情趣和境界毕竟是疏离于当时的主流话语的。虽然有感于现实的刺激，他不能不从事抗日小说的写作，但那也是借下里巴人来写阳春白雪，以入世的精神做出世的事业，闲情偶寄于战争笔墨间耳。他对于女性题材的钟爱与袁枚、李渔诸人对女性的欣赏其实并无二致，只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火中黄土高原，没有为孙犁提供天生尤物式的小家碧玉，因而他的目光便集中在那些在新时代里觉醒的农村姑娘与媳妇身上。

孙犁年轻时就不喜官场，自甘寂寞，宁静沉潜。受到批判后，他更是谨言慎行，明哲保身。建国后，借养病之便，沉入书斋，沉溺于古籍，流连于传统文人的生活情趣之中，写了大量的传统文人式的读书笔记。愈到后来，孙犁身上的传统文人气就越重，退隐情绪就越浓，文革之后，更是心灰意冷，疏离文坛，自言自语，颇有看破红尘的意思。1980年代初出版的几本文集，书前照片中的形象，或是手执线装书，或是手录《庄子逍遥游》，其象征意味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孙犁已经彻底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角色转换。

传统的隐士多潜形于山野田园，孙犁也有着强烈的归隐田园的情结。他的田园梦想与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巧合地相遇，实在是他的幸运。尽管如此，农村之与他，比之于赵树理，还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晚年的孙犁每谈及城市，总掩饰不住内心的厌恶：“我不大习惯城市生活，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在嘈杂骚乱无秩序的环境里，我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18]（P556）

城市里没有碧叶纷披的菜园，有的只是冬贮大白菜。那一年冬天，大白菜根部生出了黄白色的菜花，孙犁极为喜爱，便把它放在水盆里，摆在书案上。《菜花》的结尾写道：

现在，我已衰老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许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相当于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

孙犁在这里提到了故园，提到了菜花，提到了散文，提到了自己的一生。他本是陶渊明、王维和沈从文一类的人，他以文人身分投身革命，成为一名战士，在革命洪流中也曾被裹挟着与时代一起前进，但他毕竟时时感到不适，最终以一个落伍散兵的身分退回到自己的书斋，成为一名隐士。但因为孙犁的隐居以适性乃是出于个人的性情，所以与其说他在晚年完成了由战士到隐士的转型，不如说他完成了由政治到人性的回归。他本应是河北农村家园里一棵自然生长的青菜，不知何故被搬运到城市里，成为一株为人雅赏的盆景。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田园牧歌寻找一个合适的安放，直到晚年，才有空间和心情去凝视那棵已经成为盆景的“菜花”。

[1]孙犁.自序[A].孙犁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2]孙犁.孙犁文集:第5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3]孙犁.孙犁文集:第4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4]孙犁.致卫建民[A].孙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孙犁.芸斋短简 致贾平凹[A].孙犁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孙犁.读沈下贤集[A].孙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孙犁.孙犁散文[M].连云飞,潘陆阳主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8]茅盾.茅盾谈孙犁的创作风格[A].孙犁作品评论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9]孙犁.文字生涯[A].晚华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10]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1]孙犁.写作漫谈[A].孙犁文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2]孙犁.读小说札记[A].老荒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13]赵园.论小说十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14]孙犁.孙犁文集续编六[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15]孙犁.答吴泰昌问[M].孙犁文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6]叶君.裂隙与症候——论四十年代“不合时宜”的孙犁[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5).

[17]孙犁.孙犁文集续编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18]孙犁.文集自序[A].孙犁文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From Warrior to Hermit: Role Change of Sun Li's Literary Creation Subject

ZHANG Xue-jun
(Chinese Department,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11, China)

Transformational tension runs through the works of Sun Li.His works shifts from war to females in subject matter;from fiction to prose in genre; from naturalness to purposefulness.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role change of the creation subject from warrior to hermit.In his life, Sun Li was not able to get over the conflict between advance and retreat, just like other traditional writers.Eventually, in the special context of Chinese revolution, he manifested the return from politics to human nature.

warrior; hermit; role conversion

I207

A

1005-7110（2011）03-0086-06

2010-01-25

张学君（198-），男，内蒙古赤峰人，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冯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