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丽 明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 泉州362000）

论中国古代航海文化底蕴
——以郑和下西洋的泉州元素为视点

王 丽 明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 泉州362000）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上一次规模大影响广的海上交通活动，本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郑和下西洋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郑和下西洋虽然被世界各国视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次盛举，但是不论其影响多大，似乎都难以改变中国是“内陆文明国家”的观点。从泉州海外交通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来论述中国古代航海背景与能力，关注的不在于郑和下西洋本身，而在于说明它是在中国古代深厚的航海文化底蕴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郑和下西洋；泉州；海外交通；海洋文明

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文明被定义为“黄色的内陆文明”。尽管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发文予以驳斥，但中国是“没有海洋文明的大陆国家”之说似乎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即使启航时间远早于哥伦布、麦哲伦的郑和下西洋之举，也只被视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场突发的活动，难以改变许多西方学者的主观视点。本文主要着眼于郑和下西洋壮举中的中国航海文化底蕴。

早在郑和扬帆启航之前，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已经成为著名的东方大港。郑和在第五次下西洋之前，曾经专程来到这里向两位穆斯林先贤的陵墓行香，祈求庇佑，并由泉州镇抚蒲和日立碑记事①现存于泉州灵山圣墓的郑和行香碑记载：“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尽管当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启航时，这个东方大港并没有成为其始发港，但时至今日，这里仍留有许多有关郑和的传说。许多史料证明，在郑和之前泉州港的海上交通早已极为繁荣。难道是郑和忽略了泉州？还是研究郑和的学者们忽略了泉州？其实，郑和下西洋里有限的泉州元素，会有助于我们跳出历史空间，了解泉州在这场大航海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泉州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

一

近年来，陆续出现的考古研究证明，郑和下西洋去过的东亚、南亚、东非许多地方已发现有更早的中国人活动的痕迹。记载中国人航海活动的书籍中，《岛屿志略》、《瀛涯胜览》是最可信的两部文献。马欢在《瀛涯胜览》序文中说，“余昔观《岛屿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忝备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屿志》之所著不诬，而尤有大可奇诧者焉。”[1]（P1）可见《岛夷志略》是记载中国人下西洋的重要文献，帮助我们承接了一段中国人下西洋的航海史。

作为了解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献，《岛屿志略》记述的“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2]（P385）。因此可认为，凡载于《岛屿志略》的皆是汪大渊随泉州船舶到达之处。所以泉州商船船至何处，《岛屿志略》是最具说服力的材料之一。近年来，有学者纷纷考证《岛屿志略》中的古地名，以期了解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情况。学者们对书中不少地名素有分歧，如麻那里，有东非沿岸说，有阿拉伯海说，甚有澳洲说，不同的认定自然对泉州人航海到达何方存在分歧。如据“国居大食之西南，崖无林，地多淳，田瘠古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每货贩于其地者，基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气候不齐，俗古直。男妇挽发，穿无缝短裙。民事纲罟，取禽兽为食。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 ”[2]（P358）的描述，学者断为东非沿岸，殆无疑义。如此说来，泉州人早在元代就穿洋过海到达东非。那么“层摇罗”究竟是何处呢？藤田、柔克义等认为即“层拔”（Zanzibar）。此国都城原在基尔瓦基西瓦尼，后迁都至慢八撒（蒙巴萨）。慢八撒正被认为是郑和东非航行的一个最远点。

汪大渊在记录印度古里条中记有“昔泉之吴宅，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既毕，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而多羸弱乏力，驾舟随风回舶。”[2]（P209）笔者曾探访过这个吴宅，它正是今天泉州洛江区河市镇梧宅村，时至今日，梧宅村仍有许多地名与海外贸易相关，如船岸头、船亭、西埭、铁渣山（造船钉之处）。梧宅村地理位置优良，濒临洛江、朋山岭，是连接海外与国内内陆的重要基地，但规模不大，以中世纪之规模估算，大约百余人，可谓倾村而出了。

《岛屿志略》的这两段描述，至少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元代泉州海外交通之普遍，已近习俗，而且泉州人的航程走得很远，至少已及东非沿岸。从泉州到达东非伴海而行，途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这从《岛屿志略》中可尽知。这样的习俗与经验到底对郑和的航行有没有影响？

郑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地大体是三大块。第一段中心区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是第一次到第三次远航的主要目的地。古里是此阶段的最远港。第二段是以古里为前进基地，航至整个阿拉伯半岛。第三段则是东非沿岸，郑和从第三次下西洋开始，便逐步访问东非，从不同方向上到达伊朗湾上的霍木兹（忽鲁谟斯），红海东岸的吉达（秩达），还有非洲东岸的蒙巴萨（慢八撒）。①忽鲁谟斯、吉达分别在《瀛涯胜览》的忽鲁谟斯条和天方国条记载，蒙巴萨见于《郑和航海图》。当然，由于郑和每次下西洋都会派出许多探寻分队，所以郑和行踪到底还远及哪里尚难定论。不过，这三部分目的地，大体并无太大异议。郑和下西洋选择的航程，其实在中国东南沿海已有几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

泉州海商贸易东南亚往往以昔日海上强国三佛齐（今苏门答腊）为重要据点。自唐代始就有到达三佛齐的航线：从泉州发船沿闽粤沿海航行，经西沙群岛“顺风舟行二十余程”[3]（P8）可达占城，往南航行达龙牙门（新加坡海峡），“自龙牙门去五昼夜至其国（三佛齐）。”[2]（P141）泉州海商到三佛齐经商视同常态，绍兴八年（1138）立的莆田《祥应庙记》碑记载：泉州纲首宋舫，舟往三佛齐国；洪迈《夷坚志》载，泉州僧本称，其表兄为海贾，欲往三佛齐。②郑震满《宗教石刻》，莆田《祥应庙记》载：“又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诚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蕃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由三佛齐过马六甲海峡，航入孟加拉湾，又可达南亚的另一个地当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行要冲，东西方远洋航船必经之咽喉要地——蓝里。《瀛涯胜览》南浡里（即蓝里）条云，“自苏门答剌国往正西，连山，好风船行三昼夜可到。”[1]（P49）可见郑和船队走的也是苏门答剌、蓝里一线，这一航线正是东南沿海几代人无数次实践过，已驾轻就熟的航线。

郑和东南亚航行之航路与港口是沿袭旧制，而与波斯湾的航程也并未有新的突破。他在第四次下西洋时以古里作为前进基地，分航辐射到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世界。波斯湾与泉州湾同为当时世界两大港，其先民早在两地间之洋面上航行了数百年。郑和四下西洋时是由印度古里渡阿拉伯海折往波斯湾，到达忽尔谟斯的。这条航线正是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航线，经蓝里、故临，换乘小船向西北航行，沿印度巴基斯坦海岸到达波斯湾，从而至大食，这在《诸蕃志》的大食国条有记载。[3]（P89）所以说，郑和由南中国港至西亚的航线已有千年历史，这在当时既不是探险，也不是发现，而是承袭。

郑和下西洋最大意义是经苏门答腊——马尔代夫——摩加迪沙等，横渡印度洋到达东非。他借助指南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横跨印度洋的人，这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但这并非创新。航程上，尚未横跨印度洋的泉州人沿着海岸探索，早已开辟了去东非的航线。近年来，在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及基尔瓦群岛等地，不断出土唐宋时代的钱币和瓷器，这表明我国与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交通始自唐代。技术上，元代泉州人已借着指南技术横渡了阿拉伯海，为郑和横渡印度洋准备了条件。所以说，郑和是在前人（尤其是早期泉州海商）的航线以及先进航海技术基础上，完成了下西洋这一壮举。

二

《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共36个，在这些地方，或宣教或贸易或增加供给或停靠修整等待季风，有的长达数月。很难想象在如此漫长的航程中，如果没有中继站，航行将何以为继。中继站的选择不仅应地处交通要道，而且更应有适合的人文环境。

郑和下西洋时，南洋各地已逐步形成了华侨社会之雏形。据马欢记述，在爪哇，“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漳州人居流此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满者伯夷一地有三等人，其中“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逃居此地，日用美洁，多有皈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1]（P16-27）在旧港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甚富饶。”[1]（P28）我们看到，在他的记载中多次提到广东、漳、泉州人。

泉州自唐代始已有定居海外的华侨，宋元时泉州华侨的足迹更遍布东南亚、南亚各地，渐有“住蕃虽十年不归”（《萍州可谈》）。如南宋淳熙五年（1178），“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而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①洪迈《夷坚三志己》卷六。随船而去的，当有不少移居该地，与当地居民一起生活者。政和二年（1112）官员奏：“访闻入蕃诸商，自元祐以来，押贩海船人，时有附带曾经赴试及过犯停替胥吏过海入蕃。或名为压冬，留在彼国数年不回，有二十年者，取妻子，转于近北诸蕃国，无所不至。”②《宋会要》刑法二，禁约一。元代汪大渊游历南洋时，在勾栏山见到“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男女椎髻，穿短衫，系巫仑布。”[2]（P248）无疑已有汉人长此住下，与当地人一起繁衍生息在这个地方了。他们财力雄厚，很讲信义，南洋各国对中国人礼遇有加，“凡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③《宋史》卷四八九。在占城，中国商人“或有遭难流落于其地者，则妇人推旧情以饮食衣服供其身，归则又重赆以送之，盖有情义如此。”[2]（P55）在真腊国，“杀唐人则死。唐人杀番人至死，亦重罚金，如无金，以卖身取赎。”[2]（P69）土人“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在渤泥，“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2]（P148）在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以通泉州之贸易”。[2]（P213）因而中国商人“利其国中不著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居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真腊风土记》贸易条）而这些中国商人当以泉州人居多，因为泉州是当时这条海上航线的主角。这些商人已然融入当地，尽管生活富足，但依然思念家乡。汪大渊记录下一条很有意思的材料“：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塔，高数丈。汉字书云：‘成淳三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2]（P285）八丹即沙里八丹之简称，沙里八丹属今天印度的泰米尔纳，是中世纪印度半岛上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大港。早在七八世纪，此地方就是从东南亚起程的商船到印度半岛登陆的第一站，同时还是南印度的佛教中心。在此处建一个中国塔，既说明了参与印度洋的中国商人之多，也反映了游子对家乡的怀念。

华侨社会的形成及当地人对华人的礼遇，为郑和创造了良好的人文条件。郑和选择的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古里这些交通中心站，正是宋元中外贸易鼎盛时期泉州商人造访最为多之地。十一世纪以来，泉州商船远航印度洋在各沿岸的贸易中心和寄泊港也是这几处，每年都有许多泉州人航行至此。可以想见，当郑和船队登陆时，迎接他们的是思乡甚且的同胞和早已熟识了中国人的土著人，其工作定会顺利得多。

三

郑和西洋船队中有一个有趣的人物蒲和日（或蒲日和）。④郑和行香碑里记述的是“蒲和日”，但蒲氏家族谱记载的却是“蒲日和”，有学者研究认为二者应是同一个人。蒲和日，泉州人，回族，蒲寿庚家族的后裔。蒲寿庚乃助元灭宋之人，明太祖曾明令禁止使用此色目人等。但蒲家后人蒲和日不仅被郑和起用，参加了永乐十五年的第五次出访，而且归国以后，蒲和日还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并负责管理灵山圣墓。是什么原因让郑和违背太祖明令启用他呢？唯一的解释是郑和太需要熟知海外事务，尤其是与阿拉伯世界有关系的通事人才。蒲氏家族作为东南航海世家，对郑和交往海外意义很大。郑和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以佛教、伊斯兰教为主。郑和是回民、穆斯林后裔，而访问伊斯兰世界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在郑和下西洋远航船队中带上他是必然的选择。

泉州是寻找熟悉阿拉伯的人最重要的地方。宋元时远涉重洋到泉州经商、生活直至为官的阿拉伯商人很多。元代对这些外来蕃客甚是厚待，元军取福建后不久，忽必烈即诏谕行中书省事于福建的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世祖本纪》）于是，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世界的各色人等汇集泉州，众所周知，此时的泉州被称“半蕃城”。他们与泉州本地人通婚，繁衍后代，并带来家乡的信息，使泉州对海外各国的了解远胜于其他城市。在元代泉州，回回人的地位高，势力大，是对以贸易著称的阿拉伯世界颇具吸引的城市。回回居民人口相当多，这使泉州人不仅熟悉阿拉伯人，而且通晓阿拉伯语言、文字、深谙阿拉伯风土人情。因此郑和下西洋所需相关的通事人才须在泉州物色。事实上，在郑和船队里蒲和日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员。

四

郑和下西洋率众28000余，海船63 艘，涉程10万余里。如此大规模的远洋航行，其准备工作可想而知。经历了宋元大发展的泉州，除了为郑和提供通事人才外，还提供了海事人才、管理人才和贸易人才。

郑和宝船是否为福船尚无定论，但在郑和船队里一定有不少福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方志记载：“王景弘雇泉州船……从苏州刘家港入海。”福建人制造的福船，福建人应最熟悉它的性能，故有“欲用福船，须雇福建人驾驶”的说法。郑和的船队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不同功能船配有数量不等的航海人员，分工非常明确，其岗位设置涵盖了指挥、行船和维护三大要素。而三大要素的人员中皆少不了泉州人的参与。郑和在七下西洋中，与其同列正使的王景弘是闽南人，副使侯显是福建晋江人，他们都是郑和航海史中功勋卓著之人。

泉州自古以海为田，不仅有高超的造船驾舟之人，而且非常熟悉海上生活，火长、舵手、碇工、水手等人才济济。王景弘在船队全面负责航海技术、后勤保障等工作，民间称其为“王三保”。这或许与他由于身为闽南人，对泉州航海之人较为熟识，便于人才挑选有关。他在泉州“选取在驾船民稍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传说中水性极好的深沪科任人吴望就是这批人的代表。这些航海专业人员虽社会地位较低，名不经传，但为郑和船队的成功下西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航海技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洋番国记》自序：“往还三年，经济大海，绵邈弥茫，水天连接。四望迥然，绝无迁惹事生非翳之隐蔽。惟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刳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经月累旬，昼夜不止。海中之山屿形状不一，但见于前，或在左右，视为准则，转向而往。要在更数起止，计算无差，必达其所。”航海导航技术堪称一流。在《武备志》中保存的20页郑和海图中，有四幅“过洋牵星图”。郑和船队在茫茫大海中每每能准确定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了先进的天文航海术“过洋牵星术”。这种以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船舶纬度位置的方法早在《淮南子·齐俗训》中就有记载，但它是阿拉伯航海者擅长的技术。阿拉伯航海者在唐代就已登陆泉州，中世纪泉州在阿拉伯的频繁往来中，必定向阿拉伯人学习了这门技术，成为牵星术的直接应用者，并对此驾轻就熟。因而牵星板技术的应用与泉州有关。

郑和下西洋有一个重要目的是推进官方贸易。“跨越海外，与诸番货(易)”，并且“乃大赉西洋，贸采珍异”。所以郑和下西洋要携带大量中国产品，与海外各国交换，也需要为数不少的贸易人才。泉州在宋元时期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和东方第一大港，而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外贸易港，是各地贸易的集散地，与各地素有交往，泉州人在与海外，尤其是与阿拉伯人的生意往来中，学会了贸易，他们擅长做生意，且贸易的传统从此未断，在郑和时代，泉州商人仍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一个集团，在此征集贸易物品，寻找贸易人才非常方便。

五

泉州在郑和之前就已具备了深厚的航海文化积淀。这里有送中国人远航难得的季风和洋流，它能在每年十月将中国人送出去，又在第二年夏天转成西南风再将中国人迎回来。可以说，这里的人天然就该航海，去世界各地闯荡。即使在今天，这里仍拥有中国最有经商才能、冒险意识和海洋精神的人们。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等等，这显然对泉州历史十分无知。海洋文明是什么？它不是靠海吃海，耕海牧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指的是凭借海洋的广阔和开放，与其他文明交流互动，它体现于开放、拓展、交流、兼容的特性，往往还带有冒险性、崇商性及逐利性。这些在泉州乃至福建都极为明显。作为最早走向海洋、经略海洋的泉州人，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对蓝色海洋文明的不懈探求，为中国航海文化及其海洋文明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由此可见，泉州不仅是世界航海史的源头之一，还是悠久的中国海洋文明发祥地之一。

这种海洋文明史曾被一些外国学者称为只具有狭小的地区性，没有影响到国家的文明与历史进程。但是就在宋元两朝海洋贸易时代，当时一个围绕着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商贸圈已经形成，通向印度、非洲的远洋航线也已经形成，中国人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有学者早已把从上海、浙江、福建一直到广州，甚至台湾所涵盖的这些地区的文化，总结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海洋性。

世界古代帆船发展史也记载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辉煌。中国帆船是世界四大主要船型（阿拉伯独桅帆船、中国帆船、欧洲帆船、混合帆船）之一。唐宋以来航行于东亚与西亚之间的海船，以中国的大型木船最好。不论哪一国商人，都以乘坐中国帆船为最佳选择。由于当时中国的富强，这类大船很快在民间普及，长数十米，宽十余米，载重数百吨的庞然巨舰，成为沿海人家常备的商船。中国的造船业与航海技术都远远超越同时代的欧洲人与印度人，并一直主导着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数百年。这期间，中国的海洋文化无疑是领先于世界的。由此可见，说中国文明为“土黄色的内陆文明”、中国是“没有海洋文明的大陆国家”等是对泉州及其中国悠久的海洋文明无知的表现，是一种片面的学术误导。

[1]马欢.瀛涯胜览[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2]汪大渊.岛屿志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赵汝适.诸蕃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Cultural Deposits of Ancient Chinese Navigation: Elements of Quanzhou Embodied in Zheng He's Voyage to the West Seas

WANG Li-ming
(Quanzhou Museum of Overseas Communications History, Quanzhou 362000, China)

Zheng He’s voyage to the West Seas, a large-scale navigation in world history, has been receiving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whose focus of study has been on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fluences.However great these influences are,they are unable to change the fact that China is considered as a“country of land civilization”.By exploring the background and skills of ancient Chinese navigation through a surve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Quanzhou and Zheng’s voyage to the West Sea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ow the deep cultural deposit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voyage rather than the voyage itself.

Zheng He’s voyage to the West Seas; Quanzhou; overseas communications; maritime civilization

G09

A

1005-7100（2011）03-0054-05

2011-05-16

王丽明（1972-），女，福建泉州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郭泮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