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构形表现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

2011-04-01张武英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1年2期

张武英

(常州工学院，江苏常州 213002)

语言“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①。在影响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形成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语言文字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表音体系的拼音文字促进了西方理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掌握汉语意味着运用不同于西方向来重视的思维机制和能力”②。作为传承民族文化重要工具的表意体系汉字，其构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代码，反映着汉民族“天人合一”的习惯思维方式和浓郁的人文精神。

按照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观点，原始人持有综合的而非分析的生命观，在他们眼里，生命没有类和亚类之分，对于诸如植物、动物、人类之间的领域界限，种科属之间的区别“都置之不顾”，这种观点与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契合。“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不把人与自然相互分裂和对立，而是强调自然与人为、天道和人道的息息相通，和谐一致。“生命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各不同领域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栅栏，而是流动不定的。”③

作为世界上唯一保留至今的表意体系的文字，目前所见的最古老的比较成熟的汉字，迄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汉字构形与原始思维方式息息相通，表现出强烈的“天人合一”意识。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立象尽意”过程中，人类自身与自然万物构成小篆及小篆之前的古汉字取象的两大资源。汉字形体或取象人身，或取象外物，或以取象于人的汉字转而示物，或者取象于物转而指人，或以某一汉字同时兼涉人与物两类。汉字的形体构造，人象与物象彼此沟通，相映成趣，反映了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除去取象于人而转类表物的情况外，汉字构形上取象于物而转类表人的情况也比比皆是。《说文·羽部》：“羽，鸟长毛也。象形，凡羽之属皆从羽。”“習(习)，数飞也。从羽，从白。凡習之属皆从習。”《说文解字注》：“引申之义为习熟。”鸟生羽毛之初，还不会飞，所以就频繁地练习飞翔。《礼记·月令》“鹰乃学习”即其本义，“习有频数义”(徐灏笺)，故“人之重学取以为名”(饶炯《部首订》)。《论语》首篇“学而时习之”，“习”即由《说文》“鸟数飞”引申而来。此“习”显非鸟属，而是施于人类，此即以物示人的转类。“羊”本动物，《说文·羊部》：“象头、角、足、尾之形。”“羊，祥也。”《考工记》注曰：“羊，善也。”按：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美善之义，大吉羊即大吉祥，所以秦、汉金石多以羊为祥，我国的传世青铜器物“四羊方尊”即取此义。“美，从羊、大。”《说文解字注》：“羊者，祥也，故美从羊。”“羊”的吉祥、美善义，显然已脱离羊的类属而转至人事范畴了。

汉字系统中某一汉字同时兼涉人物两类的现象也非常突出。“虫”，《说文·虫部》：“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蠃，或麟，以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说文》中的虫属汉字指涉对象甚广，如果说蛟、蟹、虾、蚌、蜥蜴、蟠(母鼠)、蝙蝠还是动物类属的话，那有关自然天象与气候的虹、风(繁体为風，从虫凡声)，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视无生为有生的兼类表现了。“虹，螮蝀也。状似虫。从虫工声。”“風，八风也。……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凡风之属皆从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灵”之说，所谓“毛虫之精者谓之麟，羽虫之精者谓之凤，介虫之精者谓之龟，鳞虫之精者谓之龙”，甚至，“倮虫之精者谓之圣人”，毫无疑问，这种人物兼适的构字理念是汉民族“天人合一”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的又一典型体现。

综上所述，《说文》小篆及小篆之前的古汉字或以人示物，或以物示人，或者人物兼适，笼罩着强烈的“天人合一”民族思维方式。“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全部处在同一层次上……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④也就是说，在汉字因象示意的表达程式中，汉字形体所取之象与所示之意在类属上往往并不完全重合，人与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互交融，呈现出一派和谐共存的生动景象。

这种建立在主客统一、人与自然和谐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使得汉民族在观察和理解自然现象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自然界也便因此具有了人的特点。“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在赋予自然万物以人的精神和价值的同时，凸显的是一种高度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充分肯定主体自身价值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原始人不是根据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来解释自己——他们很少有这种知识——恰恰相反，他们是根据关于自己的知识来解释自然界。”⑤在汉字构形的物我通汇、天人交融中，“人”、“我”又以其鲜亮浓郁的色调，在主体的地位上显示出凝重的表现力和认识价值。“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鼻所嗅、舌所尝出发的(而尤以‘见’为重要)。故表声以殸、以箫管(即音)，表闻以耳(听、闻、聪等)，表高为上视，表低为下视，画一个物也以与人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祥，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⑥汉字取象构形，其形体创构和理解立足于先民“立象尽意”又彰显其主体行为的基本方略，体现出以人自身的肌体和行为通于一切事物的浓郁的人文精神。古人将世界的结构关系视为人自身结构关系的自然延伸，从人的官能出发，站在人的立场、由人出发来感知外在事物，比如用“顶”、“腰”、“脚”来表达整座山的某个部位，井泉、网罟、缝针可以有“眼”，瓶、壶能够长“嘴”，钉耙、铁锯、木梳各有其“齿”，鞋子有“舌”，地有“心”、“腹”，水果有“肉”，螳螂有“臂”，建筑乃至文章有“骨”，衣袖、肤伤、任何空隙或洞都可以叫“口”，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当人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以人的认知图式和行为模式去图解和规范世界，由人的感知进而去表达或反映客观的事物或现象，以人的认知范畴去理解和建立世界的图式时，不是浓郁的人文精神而何？“一切动物的耳目口鼻足趾爪牙，都用人的耳目口鼻足趾爪牙为字，并不为虎牙立字，不为象鼻、豕目、鸡口、驴耳、鸮目、鸭趾立专字。”⑦维科在论及原始语言中的诗性文字时指出，从发生学的观点看，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在面对外在的未知世界时，人们往往把自身作为权量客体的标准，他们无法以同类知识来进行类比推理，而是将自身迁移于外在的事物⑧。汉字在构形之初不用其物的特征表某事，只是用“人本”的所有表一切，很显然，这种突出认知主体的做法正是人文精神在汉字构形中的强烈体现。

“一般说来，在语言中，反映某类事物的词汇，其数量与它在语言所属的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成正比。某类事物所拥有的词汇量越大，那它在文化中的地位就重要，反之，越不重要。因象示意的古汉字，作为记录古汉语词的视觉符号，也是如此。”⑨王作新先生指出，《说文》小篆系统的汉字，以人自身为取象依据来表达人或物的，在总体上大大超越于取象于物者。与立足物象转而表达关于人身人事的情况相比，汉字中由人转施于物的现象尤为突出并具有代表性。根据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的考察研究，表现动物、植物、天象、地理、战争、服饰、居住、行走、典册、音乐、祝祀、数目、性质等类别的字，在殷商甲骨文字体系中最多的可达总数的17%，最少的仅占1.4%左右，可是关于人自身及周围人的字却多达20%以上。

民族的思维方式构成该民族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从甲骨文到《说文》小篆整个古文字阶段，充分表现出汉民族“天人合一”传统思维模式和人本主义理念，反映了自汉字创生、发展到定型的古汉字阶段里，古人对人自身主体价值的深切关注和充分肯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获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⑩汉字构形一定程度上就是汉民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高度浓缩，在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巩固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汉字认知和使用的长期重复操习过程中，汉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无疑藉此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角度、多方位的，同时，“天人合一”观和人文主义精神也会形成合力，影响到汉字的构形、性质、演变等诸多方面。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表意体系文字，汉字在与其他民族表音体系文字的频繁接触中，以其特有的灵动和诗性独领风骚，汉字构形所折射出的民族思维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也备受关注。基于此，深入进行汉字研究，能够为民族思维特质的深入认识与研究提供现实的材料和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注释：

①(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8页。

②(法)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祖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75页。

③④(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第113-114页。

⑤(前苏联)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⑥⑦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页，第69-70页。

⑧⑨王作新：《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第131页。

⑩(英)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王菊全、周焕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8页。

[参考文献]

[1]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2]吴长安.汉字走上形声化道路的社会文化原因[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63-67.

[3](美)托马斯·R·布莱克斯利.右脑与创造[M].傅世侠，夏佩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