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翔

(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2.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思政部,四川德阳 618000)

女性主义从政治色彩颇浓的自由女性主义到激进女性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展至立场相对中立的方法论女性主义,如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语言学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出现可谓女性主义发展的集大成,既继承了激进女性主义的立场,对父权制进行批判,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还运用了心理分析与语言学的方法。

但是目前国内关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专家学者还非常少,将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结合者则更少,本文欲梳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阐释其批评实践,并总结其批评策略,以期为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判作出些许贡献。

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含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常常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不同于二者的一个分支。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女性不满当时流行的关于女性受压迫的理论分析:自由女性主义一味强调个体性,忽视个体生存的环境,而无法抓住性别压迫的实质;激进女性主义过于强调父权制,忽略经济现实,而无法有效地概括女性经验及其阶级构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聚焦阶级及其经济基础,可能会再一次抹杀性别问题。正是对这传统的三大女性主义的压迫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在综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的思想之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受压迫源于资本主义父权制,是制度与性别的合力。

1973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将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分析与女性经验意识结合起来,1975年,在荷兰一个名为“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的讲坛”(fenimist socialism platform)建立了,并将左翼激进女性主义联合起来。同年,国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会议在安提俄克大学召开,高加索的女同性恋者激情陈辞道:“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同性恋与异性恋者,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坚信发展一种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综合性理论与实践的时代到来了,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社会主义需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需要社会主义”[1]。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最早也最成功的女性主义自由联盟在芝加哥成立了,致力于为性别和社会阶级体制而奋斗。从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这种思想观念开始“与人们生活的物质历史条件相关,而这些条件是由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界定的”[2]。

虽然许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对这一名称并不满意,比如芭芭拉·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就认为:“一方面,这个术语太长了;一方面,对于那些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反种族歧视、反异性恋的女性主义者来说,又太短了”[3]。但是,这却是目前能够与其他女性主义相区别的最好名称了。1978年齐拉·爱森斯坦(Zillah R. Eisenstein)主编了《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事件》一书,此书可以说是关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精湛讨论”[4],在书中爱森斯坦“把资本主义父权制界定为对资本主义阶级构成与性别结构之间所存在着的强有力辩证关系的描述”[5]。这本书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综合运用,“旨在理解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与社会中性别等级关系的动态发展”[6]。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息息相关,因为其本身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分离出来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知道怎么样把各种形式的压迫统一整合起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只得将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而不必相互贬低,这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却没有其他多元体系可以替代它了”[7]。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艾丽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就说过,“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可能是一个更和谐更完美的马克思主义”[8]。因为这个术语显示了两个特色:一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是对源于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忽略性别感到不满[9]。

显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受到马克思妇女理论的影响,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女性受压迫,强调社会性别、阶级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并寻求最终解放女性的途径。二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经济基础不同造成阶级压迫作为女性压迫的根源,认为只要消除了经济不平等,消除了阶级压迫,女性受压迫自然也就消除了。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更关注公共领域的工厂劳动,关注薪酬劳动,关注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很少关注家务劳动、爱、性别暴力,以及女性缺少政治权利的问题。与之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的思维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却又不止于此,认为当今女性的社会地位既是父权制的性别体制的直接后果,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果,这就是琳达·菲尔普斯(Linda Phelps)所提出的“父权制资本主义”(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的理论。这个二元体系论认为,女性受压迫不仅仅根源于经济的差异,社会与心理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在关注焦点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仅关注女性生活的公共领域,还关注女性生活的私人空间,尤其是关注母亲式的无偿劳动,关注女性的家务劳动,如果说父权制理论为女性受压迫提供了形式,那么马克思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为女性受压迫提供了内容细则以及变革的力量。中国学者李银河也认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一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经济决定因素较少,二是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坚持的阶级压迫是更基本的压迫形式的观念不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将男权压迫与阶级压迫的重要性等同,认为二者都是基本的压迫形式[10]。

二、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实践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以1976年为分界,前期以紧密联系大众运动与实践为主,以妇女运动的形式追求女性权利,后期进入批评实践阶段,集中进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南茜·赫姆斯特姆(Nancy Holmstrom)主编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课题》就是一本典型的理论批评实践的杰作,本书从个人化的性、性别以及女性生育问题开始,过渡到讨论与女性相关的家庭问题和工厂生产问题,并逐步讨论涉及女性的社会改革以及政治等相关问题,最后对女性认识论立场、女性本质、生态女性主义以及不同的女性理论等抽象、普遍问题进行了思考。

批评实践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女性教育权利的讨论上,以及具体的女性教育课题的设计等问题上。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还将目光投向过去的时代中,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特有的人文关怀去审视过去年代中女性的作用和地位。由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和珍妮·巴切勒(Jennie Batchelor)主编的《女性与物质文化:1660—1830》一书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集,它所关注的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文化意义,作者以多种方式审视了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女性消费对象是如何构成身份、调节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并认为这一时期的女性在文化生产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对女性艺术家、投资者、音乐家进行研究,还原印刷文化的历史,试图证明女性已经进入文化生产的行列,成为文化生产的代表,“女性与雕刻艺术”一章的三篇文章就探讨了女性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状况,这一探讨挑战了主流观念所认为的女性与艺术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更是挑战了女性就是家庭产物的传统观念,为女性回到公共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同样在文学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运用,代表作家也不多,其中最重要的作家是科拉·卡普兰、珍妮·巴切勒。前者对女性主体性的论述中充分运用了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对女主人公进行阶级和性别的分析;后者作为英国18世纪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研究英国18世纪女性写作中的帝国意识,特别是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帝国意识的呈现。在二者的合编书《十八世纪英国女性写作》中还突出了18世纪文学文本的生产问题,认为18世纪的女性“不仅创作小说、剧本、诗歌,还撰写儿童书籍、回忆录;不仅编著旅游类书籍、出版政治类作品,还进行各类书籍的翻译。她们不仅是作家,还是印刷出版者、翻译家”[11]7。研究者还发现18世纪女性写作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从女性以边缘身份挑战文学文化霸权到女性实质性地进入文化中心进行生产。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公共领域并不永远是男性或者资本主义的”[11]5。

不管是自由女性主义还是激进女性主义,他们的批评常常强调男/女二元对立,因而忽视了因阶级区分而带来的社会差异,然而在19世纪的小说文本中,性差异和社会差异的双重刻写却是最常见的典型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妇女之间的差异与性别之间的差异同样重要,都是用来再现阶级和性别的手段。从《曼菲斯尔德庄园》到《苔丝》等一系列作品中都有一个常见的主题,那就是阶级是性别身份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性别身份成为阶级的一个象征。

夏洛蒂·勃朗特作为一个重要的女性作家,在历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都是不可忽略的对象,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样给予了重要关注,只是他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他们更关注女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所展示的社会意义。这里仅举一例:

《简·爱》作为一个经久不衰的文本,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大多数女性主义作家讨论《简·爱》时,侧重探讨女主人公简的人格、她的时代意义、作为女性的性属问题、政治问题和妇女的身份问题等,但是科拉·卡普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历史和批评》中则另辟蹊径,谈论文中所呈现的性别问题、帝国意识和种族问题,特别是她还探讨了这样一个流行文本的“记忆符号”(mnemic symbol)特征——一种包含或能够引出潜在心理冲突的记忆或叙述,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这样一个文本为何在无数代读者中经久不衰的原因。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策略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以性别作为其批评的视角,分析文本中的性别差异,宣扬男女平等,甚至女性比男性优越的观念。除此之外,还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吸收了弗洛伊德以及拉康的心理分析的方法。虽然女性主义已经产生出一种极具说服力的自治性分析,但是在社会等级制度、女性主体性分析、心理分析、语言分析等方面还不够完善,特别是自由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强调统一的女性主体,忽略阶级和种族,使得“其他的社会结构关系都在隐退和消失,给我们留下的唯一重要的戏剧脚本则是赤裸裸的性差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推崇性别,将其与其他的社会决定形式分隔开来,就性差异在话语中起到的作用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同样片面的解读,而这是一种忽视了最值得探讨、最具意义的问题的解读”[12]148。与之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显示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他们不局限于性别视角,还加入了阶级和种族的视角;也不局限于文本的分析,还分析文学文本的生产条件。这样,不仅突出了女性叙事和女性主人公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而且把文本的心理部分加以社会化,能更好地理解性差异所隐含的社会和心理意义。除此之外,他们还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异质性语言视野下女主人公是如何被语言所构建的。

应该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策略。

1. 性别、阶级与种族结合

自由女性主义为了凸显女性,强调男女平等,认为父权制是造成女性压迫的罪魁祸首;激进女性主义则一味抬高女性,贬低男性,形成一场本质主义意识形态的再造;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眼里,所有的性别都是阶级的性别,他们把性别放到阶级的视野中来审视,打破了单一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把女性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紧紧抓住女性主体性与阶级身份之间的关系”[12]152。

弗朗西斯·M.比尔的作品《双重危机:做黑人女性》是将种族、性别和阶级进行综合分析的关键文章。在这本精美的小册子中,作者几乎涉及了黑人女性以及其他非白人女性不同于白人女性、白人男性的各个方面,尤其突出的一章是对黑人女性经济状况的探索,她认为在工作时间相同、条件相当、技术等同的情况下,黑人女性的薪酬仅为白人男性薪酬的三分之一,甚至还要少一些。这样的经济悬殊显然是源于阶级的差异,源于种族与性别的不同。

在伊丽莎白·兰谱威斯克·肯尼迪(Elizabeth Lapovsky Kennedy)的文章《社会公平的梦想》中作者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紧紧抓住种族、性别和阶级等特征的研究进行了实证,举出了强有力的具体事例。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有着更鲜明的观点:“作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要在其他的压迫体系中理解性别歧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去具体地评价个人经历,而且要把这些经历放到更大的社会结构中去进行分析。”[13]这里所谓“其他的压迫体系”,就是指包括种族和阶级在内的压迫形式。

2. 阶级、性别与精神分析结合

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对歇斯底里的精神病人进行分析的理论结晶,所以,最初的女性主义批评认为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就是对女性的贬低,直到拉康开创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把性的问题置于所有社会和心理运作模式的中心,并用语言学、符号学解释心理症候,认为话语/语言秩序建构了人类文化和性的活动,这些观念正好与女性主义思想暗合,所以女性主义在后现代时期开始广泛将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正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说,拉康成功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之间联系的大门。

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来看,其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影响,还受到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不过,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时,不仅仅分析女性的心理,也不仅仅从生理的角度来分析女性的性属问题,而更多地将对女性心理的分析与社会意义联系起来,将女性心理的变化与社会的阶级、种族联系起来。

3. 阶级、性别与语言学结合

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观念,任何一种能指和所指任意构成的意符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它只能在一种语言的系统总体或“格式塔整体”中获得它的异质规定性。正是文本话语具有异质性特征,所以任何话语往往都是从不同角度论述并评说某一阶级和某种性别的。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阶级和性别是核心观念,所有的文本都是生产阶级和性别意义的重要场所,所有阶级与性别的物质关系都是由话语来表达的。换句话说,阶级和性别是由语言建构的,所有的性差异和阶级差异都是语言叙述的结果,19世纪的文本话语中就常常将女性的阶级主体性和性身份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女性性行为的表现和女性形象的集中探讨,来表现某一特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任何一种身份都是在叙事逻辑中形成的,叙事逻辑把性别、阶级、种族及其心理放到复杂的叙事环境中,彰显其相互的关联。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阶级’是深嵌于语言之中的一个词,应该根据其内容来分析。”“阶级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和实践在意识和无意识的语域中‘被制造’和‘被经历’的东西。”[14]阶级是在语域中被制造的,性别也不例外,二者都是在特定语言环境中被叙述和建构的,这种特定语言环境还包括二者相互规定、相互关联的语境,“阶级是通过性差异而得以强有力的界定的,性差异也是通过阶级来定义的”[15]。

总之,语言学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结合就是将语言的异质性比如物质性、建构性和叙述性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对阶级和性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4. 性别与文化生产、公共领域

自从1962年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问世之后,对女性生活和女性写作的公共/私人领域问题的讨论开始升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外,认为女性仅仅处在家务劳动的领域,否认了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

这种认为女性是家庭的产物、女性没有创造物质财富的观念受到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女性的家务劳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其生育活动更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行为,是一个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还认为历史上女性并不都被局限在家庭中,还有不少女性活跃在公共领域中,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阶级、性别和种族作为其批评的理论立场,将阶级与性别、心理分析、语言学结合起来,探索了历史上女性的活动,发现女性在历史上已经进入到社会文化生产中,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代表,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女性写作进行重新评价,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显示出一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特有的人文关怀,彰显了女性主义批评最新的进展,成为当前最具活力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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