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周敏

(1.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2.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称呼语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它不仅是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文化学家所涉足的领域。Lyons和Fillmore从语法范畴出发试图将称呼研究纳入语法系统,Levinson[1]将其确定为人称指示语研究领域并探讨其在言语交际中的言外之力; Roger Brown & Marguerite Ford[2]把美国英语中的称呼系统分为三种语义模式:彼此直呼其名(the mutual exchange of first name)、彼此选用头衔加姓氏的方式(the mutual exchange of title+last name)、非对称选择方式(the nonreciprocal pattern); Ervin-Tripp[3]概括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称呼问题的研究概况,并以流程图的方式描述了美国西部学术界及依地语、波多黎各语中称呼系统的情况。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称呼的社会意义。曲婧华[4]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称呼语的言外之力,从指令类和表达类论证了称呼语的不同语用功能。也有学者从认知的角度解释称呼的认知图示特征,认为一个称呼语的使用过程就是称呼者与被称呼者通过称呼图式相互认知的过程[5]。更多的则是以社会视角研究称呼语的社会文化特征,指出称呼语能够充分反映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制度等[6],并在此基础上描写汉语称呼系统的各种称呼方式。汉语界称呼语研究影响较大的有赵元任[7]、祝畹瑾[8]、卫志强[9]等,他们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或从语用功能的视角探讨汉语称呼语,其研究已经相当系统。以上这三种研究倾向分别代表了现阶段称呼语研究的语用视角、认知图示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本文采取Hartmann & James[10]对称呼语的定义:即称呼语包括代词、个人姓名、专业称呼、敬称、社会头衔以及昵称等。我们无意从权势、亲疏关系、语言得体等方面描写称呼语的语用功能或者概括影响称呼语表达的语用要素,而旨在借鉴社会心理学身份表征理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并运用顺应理论和语用平衡理论,考察称呼语的身份标记功能的元语用特征。

一、 理论背景

1. 身份表征

社会心理学家Tajfel & Turner[11]2-6提出并区分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他们认为群体成员资格能够带来群体内的社会身份认同[12]。该理论对于群体偏见和群体冲突具有巨大的解释力,也可以用来描述个体行为的动机和深层原因[13]。基于此的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不仅仅是要对某一具体的群体行为作出解释,而且重点关注某一心理群体的认同行为与身份特征。社会认同理论及后续发展的自我分类理论对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揭示了社会个体具有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倾向,个体具有自动自我分类的功能。个体自我归类为什么样的群体即被认定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14]。

Brewer & Gardner[15]在总结身份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区分三种层次的身份表征:个体表征(the individual level)、人际表征(the interpersonal level)和群体表征(the group level)。个体表征指的是个体层面具有区分功能的独特的自我身份概念;人际表征则是关系自我,代表着与其他显著社会成员的交往和角色关系而形成的自我概念;群体表征则是源自显著社会群体的自我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每次说话都会或多或少地向听话人传达自己的身份表征信息。

2. 作为元语用策略的称呼语

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并不是被动地受语言结构和语言系统的制约,而是在语言结构和系统的原则内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以满足现时语境的交际需要。语言是一个多功能的语义系统,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其语义功能的体现还在于“能做”(can do)、“能表”(can mean)和“能说”(can say)[16]。“能做”、“能表”和“能说”不仅是社会符号的语义功能体现,同时也是具体语境中语言使用的具体体现。顺应理论认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顺应性则是指交际者能够从一系列可变异的语言选项中作出商讨性选择。而这种基于语言变异性基础上的商讨性顺应是交际者在交际需要引导下的意图性控制行为。因此这种语言选择的过程在语言产出之前即在大脑中进行,在人的意识范畴下主动积极地顺应物理的、社会的、心理的语境层面从而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Leech[17]称之为语言外动机, Verschueren[18]更加明确地界定为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一般来讲,如果说话人有特殊的交际目的,他在作出语言选择时元语用意识往往会在较大程度上参与指导与调控,最终使作出的语言选择有明显的语用特征[19]。因此有意识地使用不同的称呼语则反映了交际者在元语用意识下顺应不同的交际语境而采用的元语用策略,在语用平衡的指引下,称呼语则成为元语用策略的外在标记。

语用平衡理论认为人们为了实现其交际需要(communicative needs,用N表示)总要付出一定的语用努力,交际者通过调用各种语用资源从而产生语用力量(pragmatic force,用F表示),该语用力量与交际需要之间的作用力会产生二大类交际结果[20]:

语用平衡:N=F,交际平衡,说话人一般取得预期的语用效果。

语用不平衡:N≠F,交际失衡,说话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取得预期的语用效果。

正向不平衡:当N

负向不平衡:当N>F,说话人一般不会取得预期语用效果。

另外陈新仁[20]还指出话语交际中存在“缓冲区”或“不敏感区”,这种情况下N与F的相差不大,虽然产生了语用不平衡,但是不足以引起对方的消极反应。

基于以上两种理论,我们认为无论是交际还是文本演说,说话人/作者都会有意无意地为达到交际需要顺应社会心理语境并使用相关策略追求语用平衡。称呼语则是说话人采取不同的身份视角调节其话语的语用力量以达到语用平衡的一种元语用策略。

二、 称呼语的元语用特征

我们借鉴身份表征理论的三分法即个体表征、人际表征和群体表征,依次对应称呼语的个体身份、人际身份和群体身份。自称是个体身份的典型表达方式,而他称反映的是通过人际互动和人际角色分配所获得的身份概念,也可以是通过群体特征而获得的身份特征,当然,以群体区分为基础的自称同样能够折射出说话人的群体特性。下面我们分别予以考察。

1. 个体身份

自称反映的是个人身份独特性概念。说话主体通过使用不同的称呼标注自我以达到某种语用目的。其意图一般出于交际现时语境中的交际需要(communicative needs)。如何自称反映的不仅是现时语境中发话者对自我概念的认知,而且会引导听话人对其话语内容的解读。请看下例:

(1) 某客户和工作人员正在商谈合同文本的事情:

客户:我要见总经理,你的意见我不能采纳。

工作人员:别忘了,我是代表总经理跟你协商这件事的。

(2) 某校外语系主任参加该系元旦文艺演出时与某学生的对话:

学生:刘主任,这个节目怎么样?

老师:很多年啦,记得几年前我女儿在全校高中毕业联欢会上演过类似的角色。

学生:主任想女儿啦。

老师:呵呵,你不在这上学的话,大街上碰到得叫我叔叔啊。

学生:是啊,刘主任。哦,不,叔叔好![14]

例(1)中的客户指明要见总经理,而工作人员自称代表总经理,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总经理层面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说话人对自我的界定非常明显:虽然我不是实质上的总经理,但此时此刻就这件事情的协商而言,我已经具有了总经理身份。在该语境中发话人的自我称呼表现出较强的元语用意识,首先只有自己被赋予总经理身份才能与客户进一步交谈,为了协商的需要,发话人意识程度(the degree of salience)非常清晰,必须在总经理身份下才能确保交谈的顺利进行。因此使用“我是代表总经理”的称呼标记引导会话的进一步深入。例(2)中的自称身份转换更体现了身份标记的这种元语用意识。主任在晚会的现场触景生情,想到在外求学的女儿。场景因素和现时认知语境使“主任”的称呼变得不合适。主任发话说“大街上碰到得叫我叔叔”顺应了此时的交际需要。听话人学生也意识到了主任此时自我表征的转换,用“叔叔好”再次称呼主任。另外学生为什么此时改称“叔叔好”,而不是主任所说的在大街上,这也能在顺应框架下得到较好的解释。

我们再看例(3),该例中说话人的自称指向规约化了的个人身份“奴才”。

(3) 旺儿又打着千儿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如何能道二爷在外头的事呢?”

(《红楼梦》第六十七回)

该例的承上话轮发话者是王熙凤,答话的是贾府的家奴来旺。来旺自称“奴才”,并使用第三人称“二爷”,表明发话人在交际中的心理定位是准确的,他清楚自己在交际场中的身份地位及其与受话者的关系,因此,称呼的运用明确地体现了其中蕴涵的上级对下级的权力操控,符合当时社会的规约性原则。这也是发话人有意识运用称呼语的元语用策略在等级森严的旧社会中的求生之道。试想来旺如果是这样回答的,他可能会被扭送官府甚至家法丧身。

(4) 旺儿又打着千儿回道:“我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如何能道他在外头的事呢?”

下例的自称转换则反映了交际者在元语用意识引导下对交际双方身份进行协商的过程。

(5) 太子:皇阿玛,我错了。

康熙:不要叫我皇阿玛,叫我皇上。

太子:皇上,儿臣错了,请皇上降罪。[20]

该例中,康熙不满意儿子对他的身份设定,通过协商(当然这里由于社会权势的绝对化,更多的是一种命令言语行为),最终身份要素转移到皇帝的角色上。第一身份设定中的父子关系自然变更为君臣关系。而康熙之所以让太子称自己为皇上,是为了让对方正确评估自己在当前语境中的交际需要,即必须以臣子的身份向自己认罪、道歉[20]。称呼变更之后,后面的语言形式也随之变化,“我错了”变更为“儿臣错了,请皇上降罪”,这里称呼语的元语用意识以及使用称呼语来调控后续话语的元语用策略可见一斑。

2. 人际身份

人际身份是在人们的言语互动中建构的。个体与他人相遇, 才会开始思考自己是谁[21]。说话人总能在人际交往的现时语境中通过角色分配、交往设定来获得相应的身份。

(6) 同志,请问到珠江路怎么走?

(7) 老大爷,请问到珠江路怎么走?

(8) 小李,你把这些材料放到会议室。

这些例子中称呼不可缺失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打开话轮的需要,另一方面受交际需要和认知语境的制约。“同志”的称呼表明交际者互不相识,并且根据常规关系可以推定双方的年龄特征,对方不会太小,否则会采用“小朋友”的称呼或者零称呼(零称呼是指点头微笑等招呼方式);也不会太大,否则应该采取仿亲属的敬称或者敬称式零称呼。而“小李”的称呼明显体现了双方的交际地位和交际身份,说话人称呼小李之后随即发出了指令性言语行为。

身份本身虽然具有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言语交际的双方总是在一种身份设定下进行交谈。随着交谈的推进,说话人会对双方的身份进行协商,借用称呼语引导听话人对身份重新设定进行认知。

(9) 某校英语系新进一位老师A,对早他一年进来的老师B总是以“陆老师”称呼:

老师A:陆老师早啊,今天有课啊?

老师B:江宏啊,别喊我老师老师的,我都不习惯,我们之间叫名字就得了。

老师A:陆老师,您比我早来啊！

老师B:咳,我要走了。

该例中,新来的老师A可能出于维护礼貌的交际需要,顺应传统的先来后到的语境选择了较为礼貌的语言形式。而B则从同事的角度认为年轻人之间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因为大家都是老师,B听不习惯这种称呼,要求互相以姓名相称。但A依旧坚持,B于是感叹了一下后便忙自己的事去了。该例中交际者对如何称呼他人的元语用意识凸显度较强,并对此进行了协商,虽然协商的结果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日常招呼式对话没有实现常规的日常交往,其原因可以在语用平衡理论框架中得到较好的解释。A的交际需要为正常的维持关系型对话,可以调用的语用资源并不多,零称呼完全能完成招呼功能,然而A所调用的语用资源称呼的语用力量F大于交际需要的力量N,导致了正向不平衡,虽然取得了预期的招呼效果,但是额外效果可能是消极的,即给人留下过于客气甚至导致交际者之间的陌生化,但是由于缓冲区的存在,一般不会导致交际者即该例中听话人的较强消极反应。

规约性的身份特征在特定的语境和交际需要中也可以通过称呼语的使用得以改变。请看下例:

(10) 另有他图的地委副书记来到美女舒畅家做客,风韵十足而又聪明的女主人早就想接近书记:

喝完了汤,舒畅低了头说:“见你吃这么多饭,我好开心的。女人嘛,就是喜欢看着男人吃得香”。朱怀镜突然发现舒畅今天始终没有叫他朱书记,只是左一个你,右一个你。他心里便有种异样的感觉。

——王跃文《梅次的故事》

上例中,说话人的动机十分明显,她借助自己的女性身份特征,产出了建构该身份的语言语用行为,但是她并没有采取规约性的称呼“朱书记”来称呼对方,而是“左一个你,右一个你”,从而改变了书记的规约性身份,意图借此巴结权贵,接近作为高官的地委副书记。当然其语用身份[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新仁教授分别于2008年4月10日在湖南大学所作的学术讲座“语用身份：理论与应用”以及2009年7月22日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暨中国语用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的学术报告“身份准则：理论建构及应用”中提出语用身份的概念。建构的效果如何,从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听话人的心理动机,如果该地委副书记习惯了权色交易,其效果则不言而喻。

3. 群体身份

群体身份反映了交际者的机构身份(institutional identity)和专业身份(professional identity),能够对交际者在某一群体中进行定位,从而折射了其所在群体的某些特征。

(11)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

——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4日)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该官员语言产出的社会动机是什么。例(11)中该官员之所以会自称是交通部的官员是因为该身份能够给他带来交际资本。作为个体的交际者,供其选择归类(自我身份定位)的群体很多,为什么选择这一群体而不是那一群体?这种选择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社会身份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答案。Tajfel & Turner[11]9认为社会身份的取得来自群体成员资格,个体社会身份的形成表面上是个体自我归类造成的,然而更深层的意义是通过归类获得的社会身份具有提高自尊和获得尊重的社会内涵[14]。因此说话人一般根据社会的积极取向定位或者凸显自己的身份,例(11)中说话人即希望利用身份的效用属性,通过寻求积极的身份认同以期达到其高官身份建构的目的。由此,我们不难推断说话人选择该类自称建构了其特定的语用身份,其元语用意识源于该类语用身份建构的效用性,亦即采取这种方式自称至少在说话人看来可以为自己的某些不当行为增加砝码从而获得特殊对待。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语用身份体现了对以言成事行为的关注,弥补了言语行为理论强调以言行事行为从而忽视了以言成事行为研究的不足。

三、 结 语

身份是交际者为满足交际需要可供调配的语用资源之一。本文依据身份表征理论，认为言语交际中身份的体现形式有个体我、人际我和群体我。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交际者顺应相关语境因素为实现交际需要而对不同的语言项目进行选择的过程，这种对不同语言项目的选择体现了交际者调控语言的元语用意识，而称呼语则是交际者内在身份表达的外显标记，是交际者实现语用身份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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