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娟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山西 晋中 030600)

西学冲击下的中印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

王 娟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山西 晋中 030600)

从19世纪特别是中后期开始,中印两国几乎同时经受了大规模西方文化的入侵。在西学的挑战之下,处于民族危亡时期的中印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各自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不同的历史际遇。

西学;传统;知识分子

中印两国在各自的悠久历史和持续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传统文化,孕育了拥有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

一、激情与理性: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

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失败的阴影之下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对比探究,寻找救国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到“五四”运动,从“中学西用”到“完全西化”到“中西互补”,从“言技”到“言政”到“言教”,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探索之路,救国之路,同时也是他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而做出抉择的思考之路,实践之路。

“五四”以来,在洋务运动、维新派等以“中体西用”为模式的救国之路纷纷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向封建文化挑战,以绝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这些知识分子以反传统的姿态反对传统文化,否定传统文化,形成了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不过,“五四”时期提倡反传统的人士都受到过传统极深的滋养,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复杂的,其偏激的态度最终是为了让传统在新的背景之下获得新生。但是,受他们影响的后辈在认识上与他们有了断层,只是接受了他们反传统的态度,并且将这种态度变为实际的行为,毫不留情地将传统扔进故纸堆当中去了。“五四”一代学人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客观的。鲁迅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即直面传统所面临的挑战,在保有传统之根的同时弃其糟粕,融合外来文化,使传统在西学的冲击之下获得新生。“五四”以后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由于所受的西式教育,在思想上比他们的前辈更容易更加彻底地反传统,更加坚决地斩断与传统的一切联系。“如果说鲁迅的‘不读中国书’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那么第二代作家说出同样的话则毫不费力,因为‘五四’反传统的风气使他们在青年求学时期轻而易举地摆脱了种种古老的鬼气,在西方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下,他们的作品都烙上了极其鲜明的外国印记。”[1](P214)

中国的现代化意识是被逼出来的,“师夷长技”是中国现代化的手段,“以制夷”是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过去的高声礼赞传统文化到后来的盲目反对传统文化,原因在于,当一个有着盲目优越民族意识的民族在对外的节节败退之后很容易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民族的自卑。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之后,一个老大帝国面对昔日俯首称臣的外来者的入侵,面对战局失利后的节节败退,曾经引以为傲、无尚荣光、熠熠生辉的传统文化全面崩塌,尽失光辉。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冲击之下,自卑地躬身前行,开始了救亡之路。

二、宗教与崇拜:印度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

印度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古代印度的各项主要文化成就中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混杂有宗教教义、宗教伦理道德和宗教哲学的内涵。作为印度传统文化核心的宗教赋予了印度文化极其厚重的宗教因素,宗教与文化相交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印度知识分子。“印度教的教义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头二十五年是青年学习阶段,接着二十五年是家庭学习阶段,再接着二十五年是放弃物欲、反馈社会,最后二十五年是与世无争,在山中修行,独善其身。总之,人到某一阶段后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这据说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远的传统。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究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可见,宗教的因素有时是难以估量的。”[2](P496)

虽然印度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出强烈的继承性,但这并不排斥它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包、消化吸收改造的能力。印度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时具有相对的优势,它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具有一种很强的吸纳和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但是,印度文化也在思想上表现出僵化和保守,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印度文化的保守性和尊古倾向,这也正是印度哲学家们即使已经在哲学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总是颂扬包含在古代思想中的原始成分并竭力使之合理化的原因之所在。

英国殖民统治者出于殖民统治和掠夺的需要,将西方教育引入印度,试图在英国和被他们统治的印度人之间造就一个中间阶层。随着西式教育的推行,两种文明的碰撞,造就了印度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甘地、尼赫鲁等。他们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又固守着印度传统文化的根基,比如甘地的“坚持真理运动”和“非暴力”直接受到了古代印度教中戒杀生和不伤害他人感情的信条的影响。他们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抱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和反感,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倾向,为印度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印两国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明累积。在近代社会西学的强势冲击下,它们开始被迫地与之对话。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各自的文化特色和背景不同,相应的,在传统和西学的碰撞中对传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个是几乎狂热地崇拜,即“西方的,所以必是真的”,一个是近乎盲目地批判,即“我的,所以必是真的”,这两种态度都会大大阻碍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传统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它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体,是一个不断连续变化而又相对稳定的事物。人为强制性改变它,会将一个民族与过去割裂,同时将它的未来建立在虚无之上,实则是毁灭了这个民族。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割裂传统的思想和实践的结果与殖民统治的结果是相同的:使一个民族丧失它的民族性,虽然各自的初衷不同。一向对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殷海光先生说:“批判旧的价值和道德伦范是可以的,但是,批评这些东西,并不等于一概不要,一概不要则归于无可有,完全无可有则生命飘荡,而启导性的批评可能导致价值世界的更新。”[3](P18)同样的,墨守成规,厚古薄今,固步自封,只会使传统文化失去生机和活力。

历史已经证明,外来武力的胜利,外国经济的专制,外来政权的统治都只是一时的,都无法长期地压迫一个国家,更何况中印两国都是拥有灿烂文化和丰富创造力的民族。现在,中印两国都迈上了现代化的进程,在实践过程中正逐渐地平衡传统和西学,在充分肯定传统的基础上,把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嫁接到现代化的肌体上。正如尼赫鲁所说:“根深蒂固的传统是不容易被摒弃;在危急的关头,它会抬起头来重新支配人们的心情……大部分传统,是要在相当程度上接受过来,并且改造它,使之能适合于新环境和新的思想方式,同时也要把新的传统建立起来。”[4](P52)这是中印两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1]《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断裂与继承——青年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李少君.由印度知识分子想到的[A].2003文学中国[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3]姜义华,吴根梁,马学新.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4](印)尼赫鲁.印度的发现[A].李芳,刘沁秋.印度——在第三条道路上踯躅[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K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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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395(2011)03-0178-02

2011-01-20

王娟(1978—),女,山西晋中人,助教,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