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翠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工作处,云南 楚雄 675000)

唐宋妇女服饰变化与妇女观的衍变

李晓翠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工作处,云南 楚雄 675000)

服饰民俗是社会心理及社会观念的反映。唐代女装大胆时尚、兼收并蓄与宋代妇女服饰瘦小、紧窄的时代特点,反映了唐宋两代在妇女审美观、礼教观和道德观上的差异。唐宋两代妇女服饰的变化轨迹,体现出唐代社会相对开放的女性观念到宋代日趋保守严苛的女性观念的转变。

唐宋;妇女服饰;女性观念

民俗现象总是同当时的社会心理互相贯通影响,一方面,民俗现象反映了社会心理,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又促成了民俗现象的形成,并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唐宋妇女观念通过作为具体民俗现象表现的妇女服饰显现无疑。

一、唐宋女性审美观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妇女,她们的修饰美及姿态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性,女性的修饰意向、审美情趣,也必然要受到以男性意识为主体的社会思想的左右。其中,格调高尚的文士的女性审美意识及标准,在女性美健康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而统治阶级内堕落人物的审美情趣,则常常导致女性美的病态化。

在唐代思想开放的背景下,一部分名儒大家以儒学为主,并对道、释兼收并蓄,吸收众家之长。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养,他们所欣赏的,是一种具有雄大气魄的,富丽堂皇,重修饰,重健康的女性美,因而在唐代的妇女服饰中,一直洋溢着健康靓丽的时尚气息。正是在这种审美观念的推动之下,唐代的妇女才敢于向世人大胆地展示自己娇好的身材,突出自己身体的曲线美与健康美,穿上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袒露装。唐代女性一反传统,敢于“袒胸露乳”,表现对人体美的关注,非但没有人指责,相反在唐诗中随处可见“长留白雪古胸前”、“常恐胸前春雪释”这一类的赞美诗句。而到了宋代,这种现象却一去不复返。

两宋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笼罩着病愁瘦峭的气韵,盛唐时期的阳刚之美让位于宋代的阴柔之美,女性体态丰满,仪容典雅的丰硕之美,让位于病弱纤细的清癯之美。在宋代,女性不仅要长得弱小,做出病愁之态,而且还要用毁坏身体的办法让自己显得娇弱婀娜,生出种种媚态,以令男性生怜爱,满足他们那畸形的审美心理。缠足,原始于南唐后主李煜之妇窅娘。她为取悦李煜,不惜摧残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脚裹成“红菱形”、“新月型”,在金莲花上跳舞。此后,裹脚之风开始出现,但并不普遍,直到宋代,缠足之风才普遍盛行起来。南宋初年,大将刘光世的家妓都缠足,赵令畤把她们脚的大小和美丽看成一种艺术,竟和歌唱以及乐器的演奏相提并论,称赞她们“脚绝、歌绝、琴绝”。这种做法将活泼生动的女子的双脚裹成畸形,终身留下残疾痛苦,却被男性玩赏,以女性的痛苦作为享受之妙趣,实在是一种畸形的审美心态。

二、唐宋妇女礼教观

唐代社会对妇女的贞节观念比较淡薄,尤其是受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妇女改嫁最易,唐代公主就是以再嫁而闻名,而唐代妇女离异改嫁或夫死再嫁的事例也是多如牛毛,举不胜举。到了宋代,人们除了向妇女灌输贞操观念,制定一套防止贞操遭到破坏的礼教制度外,还利用外部的特质手段,消除有可能威胁到自家妇人贞节的种种可能性。而女性的服饰在这场礼教观的演变中,也充当起了重要角色。除了包裹身体的衣服外,防止妇女在公共场合面容外露而加以“拥蔽”的头衣的变化也可为礼教观的演变提供一些线索。

唐初,比较流行幕篱。它原是妇女出远门时用来遮掩全身,防沙挡尘的披巾。起初它的出现也是为了满足儒家“笑不露齿,站不依门,行不露面”的礼教要求,但随着唐代社会风气的开放和妇女礼教观念的逐渐淡薄,便从全身障蔽的幕篱,发展到渐为浅露的帏帽。至唐玄宗年间,胡服盛行,就连妇女也穿着胡服胡帽,因而,帷帽之制又被湮没,妇女靓妆露面逐渐被贞节观念淡薄的唐代社会所广泛接受。对此,帝王的观念也在慢慢发生改变。唐玄宗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重下一道诏令:“妇人服饰……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1]至宋代,封建礼教特别是贞节观念的约束空前强化,帏帽又演绎成为妇女遮羞的外壳。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漳州知州期间,见妇女抛头露面往来于街下,便下令女子出门必须用花头巾兜面,后人称之为“文公兜”。在理学家的大力倡导下,宋代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女性出门几乎都要戴盖头。知识妇女中也有不戴盖头的,但均被视为异类,不被社会所接受。

三、唐宋妇女道德观

这里所说的道德观,主要是指男女两性之间的道德。自从进入封建社会后,男子往往根据客观情势和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断强化着对妇女道德的要求,逐渐形成了一套以“三从四德”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妇女道德观。“三从”即“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实际上是“父为女纲,夫为妻纲,子为母纲”的翻版,“德、容、言、功”则是实践三从的四种必备条件。它要求妇女一生要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妇女必须时时刻刻都用贞专柔顺的全部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

唐代女子们处在一种开放的环境之中,往往有着自己的思想。她们经常抒写春闺愁怨,与才子们诗词酬唱。在充满阳刚之气的大唐诗坛上,传诵着妇女的莺声燕语。据统计,仅《全唐诗》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可谓才女辈出。唐代女性读书习字,试图打破“三从四德”对妇女的束缚。她们渴望能够取得同男子一样的地位与成就,而女着男装的出现正是这种反传统道德观念的表现。

女着男装在当时首先盛行于宫中,其装束多为头戴幞头,身穿窄袖圆领缺胯衫,腰系蹀躞带,足着乌皮靴。《新唐书·李石传》记载:“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此种风气后来波及民间,马缟《中华古今注》称:“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

女着男装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极为罕见。《礼记·内侧》早就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女子着男装被视为不守妇道。唐代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生活在社会风气开放的环境中,因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自由,塑造了唐代贵族女性们开放刚强,敢于向传统道德挑战的性格。她们正是以女着男装作为与男权社会相抗衡的有力武器,以此直抒胸怀,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想,并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

到了禁锢人性存理灭欲的宋代,传统的封建妇德不仅再次得到强化,而且理学家们还大肆宣传“女子无才便是德”。他们提出妇人要柔顺、服从、尽职。妇女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是非不辨而唯唯诺诺,沦为男子的玩物也不敢加以反抗。正是从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便急转直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纵观唐宋妇女服饰与妇女观念的衍变,我们不难看出,二者由唐至宋,都经历了从开放到保守的演变,它们的发展进程是相关联的。服饰文化是社会观念的折射。以服饰文化作为切入点,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鉴古知今,对于服饰史及思想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J523

A

1673-1395(2011)03-0176-02

2011-01-17

李晓翠(1984—),女,云南大姚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民族文化、少数民族艺术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