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崧珍 刘瑞强

(昌吉学院 外语系,新疆 昌吉 831100)

翻译效应学视域下中西文化互动的效应与启示①
——以佛教经典《、圣经》汉译和“四书五经”外译为例

王崧珍 刘瑞强

(昌吉学院 外语系,新疆 昌吉 831100)

翻译文化实践作为沟通人类不同文化的桥梁与纽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着无可替代的中介作用。由于受不同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化主体精神的影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往往打上了不同时代和文化的烙印。对以往的翻译实践做文化效应学的阐释,能为当今的“拿来主义”和“送出主义”提供新的视角。

翻译效应学;经典翻译;中西文化;互动效应

一、翻译效应学简介

翻译效应学由刘瑞强提出,“其定义是,从译入语(target language)的最佳接受角度,研究译文的最佳翻译方法;从翻译批评角度评估译文的最佳效果;从比较文化学(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studies)角度研究译文通过语言转换和文化传递对译入语社会、文化、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等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全方位的影响。”[1]它分为两个部分:狭义翻译效应学(或曰微观翻译效应学)和广义翻译效应学(或曰宏观翻译效应学)。狭义翻译效应学是翻译的本体论,属于内部研究,主要有三层意思:翻译史研究,主要指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翻译批评研究,即从翻译的过程、结果及译入语读者的角度检验译文的质量;翻译方法论研究,指针对不同阅读对象、不同时代背景、不同阅读目的和不同翻译场而采用的不同翻译方法。广义翻译效应学是翻译的应用和影响研究,主要从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研究译文对译入语国家产生的全方位的影响。它是翻译的宏观研究,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

二、翻译效应学视域下的佛教经典、《圣经》汉译

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②“轴心时代”是20世纪上半叶由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学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这几百年间,人类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称之为“两大历史时代之间的一次深呼吸”,导致了三大世界宗教的产生。他认为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重大精神变革,所产生的精神资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精神根基。的文化概念还是1993年哈佛大学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③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早它3年而诞生的“文化转向”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共谋”的关系。亨氏认为在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甚至经济政治等因素将不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新的根源将在于基于不同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上的文化。虽然亨氏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发此言论的,其言论或许有点危言耸听,但他对文明与文化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就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关注于意识形态、社会规范等的研究不谋而合。的提出,都强调作为中西文化精神根基和不同文化内核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翻译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为西方文化精神根基的基督教经典《圣经》和印度佛教经典如何在中国儒家伦理文化的精神之下得以翻译,如何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呢?它们在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射下发生了怎样的嬗变,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哪些效应呢?

中国从东汉开始,随着中原与西域各国的商业交流增加,外来宗教文化以翻译为媒介,不断渗透到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对于外来宗教,中国儒家文化对其进行了“援儒入佛”的伦理化改造和“开宗判教”的严格筛选。“……因此外来宗教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严格筛选,流入中国后又屡经修正和补充。那些能够适应和强化伦理规范和现实秩序的成分被保存下来,并被打上中国化的烙印,使其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服务;那些有离经叛道、伤风败俗之嫌的成分被排拒在国门之外,或者在潜移默化的同化过程中无声无息地消匿。”[2](P131)

(一)佛教入华和佛经汉译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是不可分割的。佛教经典经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和西去求佛法的中国僧侣的不断译介,其中的佛教思想经过儒家文化的同化和伦理化改造,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最终确立了儒释道并存的思想体系。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3](P18～19)佛教初入中国之时,正是道家之学备受朝廷尊崇之时,因其教义和教阶制度等与儒家伦理文化不同,最初只能假托道教的名义传入中原,故而有“老子化胡”之说,无非是希望获得儒家文化的认可。汉魏时期,佛教尚未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重视,佛教扎根于中国文化始于公元4世纪。到了唐代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译场成为常设性的机构,佛经翻译走上了规模化道路。由于禅宗把儒家的忠君事亲的忠孝思想引入佛教教义中,因此历来深受中国知识分子的喜爱。“佛学修心性,儒学治国民,二者互济,相得益彰,因此唐代的‘三教并立’到了宋代就成了‘三教合一’……宋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儒家为治世之学,佛家为修心之学,道教为养身之术……印度佛教在中国就逐渐被改造成侧重于现世道德修养和直观因果报应的人生哲学。”[2](P136～139)佛教那种追求轮回转世的思想已经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失去了它的本色,伦理化和现世化后的佛教禅宗等往往都关注现世,而对那个六合之外的世界存而不论。

除了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互动效应外,佛经的翻译对汉语文字和文学形式都起到了积极建构和更新的作用。

(二)基督教入华和《圣经》汉译

脱胎于犹太教母体的基督教①关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渊源以及基督教分野后产生的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以及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信义宗、安立甘宗和加尔文宗)等的内在关系参见赵林《:西方宗教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无论是早期使徒时代彼得和保罗等一批精神信徒为了在罗马帝国传播基督教的福音而随时准备殉道,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还是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的基督教,其影响之于西方文化犹如儒家伦理思想之于中国文化一样,可以说是如影随形、刻骨铭心、深入骨髓的。

与佛教入华和佛教经典的翻译相比,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要艰难得多。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准确传入时间,目前学术界还未有定论②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有不同说法,参见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圣经》的汉译也比较复杂,从唐代开始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圣经》的翻译便不断地进行着。《圣经》汉译就规模、数量、版本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而言都是空前的。

《圣经》就其印刷发行的广度和翻译语种的数量而言,已被公认为对人类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本书。“《圣经》已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包括方言,讲这些语言的人口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97%。”[4](P7)

早期的《圣经》汉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将一些基本概念用汉语中的词汇进行比附,如“经”。此外基督教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的教义融入儒家文化,让中国文化所接受,他们往往用已在中国站稳脚跟的佛教和道教概念来翻译基督教的概念。如基督教中的“God”一词最初被翻译为与儒家天命有关的“天尊”。宗教改革之后,随着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罗马教廷为了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找到新的信徒,开始组织各种修会到各地传教。当时来中国传教比较有名的主要是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耶稣会。虽然基督教在清代顺治年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到了康熙年间却因历法之争和交易之争而受到严重的打击。雍正和乾嘉之世,亦无起色。“明清两代统治者之所以要严禁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主要是它背离纲纪伦常,有伤教化,此外也怀疑天主教有‘窥伺中华’、‘谋为不轨’之嫌。”[2](P149)到了当代,“《圣经》翻译多样化首先体现在不同翻译主体制作的《圣经》不断问世,有学者的翻译,也有教内组织的集体翻译。其次,不同《圣经》译本面向不同需求的读者,功能趋向多样化。”[5](P77)

三、翻译效应学视域下的儒家伦理文化经典“四书五经”的外译

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但相对于西学东渐而言,东学西渐的规模和数量则要小得多。王岳川在《中西文化互动中的文化赤字》一文中写道: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会了拿来主义,一些数据颇能说明拿来的成绩。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认为,中国在1860年以后翻译西书555种。而我近年来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作了调查统计,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我说的重点不是古代典籍,而是翻译20世纪的中国思想著作)仅仅千余册,其中翻译较多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而20世纪末翻译较多的是一些当代作家作品,其他现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译成西文的则微乎其微。”

中国典籍的对外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但当时的翻译和流传范围仍在东方,主要是汉文佛教典籍的梵文和突厥语翻译。到了明末清初,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带来基督教的同时,也将儒家的经典翻译为西文。1593年利玛窦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五经”翻译为拉丁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除了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了部分供在华的西方人看的儒家经典。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价值危机,西方人开始寻找新的精神资源。再加上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各国发现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是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传统文化。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潮流,各国在文化交流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历史悠久的大国,我们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抓住机遇,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摆在译者与文化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要让东学西渐的步伐再快一点,利用翻译这个媒介,通过出版机构和国外孔子学院这个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四、结语

从上述几次重大的翻译活动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翻译不仅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与更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人类文化的交流活动中起着思想翻新和超越的酵母作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由于受不同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化主体精神的影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往往打上了不同时代和文化的烙印。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笔者认为,我们要对以往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研究做一种文化效应学的解读,对特定时期的翻译文化实践也要做一番文化效应学上的阐释。而这正是翻译效应学,尤其是广义翻译效应学致力研究的范畴。我们相信,翻译效应学无论是对以往的翻译现象的解读,还是对今天的“拿来主义”和“送出主义”都能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1]刘瑞强,贺继宗.翻译效应学的范畴[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2]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5]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Interactive Effects and Revelation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ffectism——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m Classics andHoly Bibleinto
Chinese and“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into Foreign Languages

WANG Song-zhen,LIU Rui-qiang (Foreign L anguages Department,Changji College,Changji Xinjiang831100)

Cultural translation practice,serving as the bridge and medium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has long been playing an indispensible role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and revelation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m classics andHoly Bibleinto Chinese and“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into foreign languag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ffectism.

translation effectism;classics translation;Sino-western culture;interactive effect

H059

A

1673-1395(2011)03-0088-03

2011-01-20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08JA740007)

王崧珍(1979—),男,甘肃山丹人,助教,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① 本文属昌吉学院院级课题(08YJ YB004)产出论文。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