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静

(东莞理工学院 外语系,广东 东莞 523808)

试论翻译多样性的合理存在

吴 静

(东莞理工学院 外语系,广东 东莞 523808)

在后现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译者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翻译方法和创造性的表达。而在互文的网络中,原作的意义不再确定不变。译者主体性和互文文本相互作用而形成了多样的译本。

译者;主体性;互文性;翻译多样性

翻译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译者从自己的角度思考,不断对作品进行新的解读和再创造。在这个过程中,译文读者也可以不断增强对原作和源语文化的了解。对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多样的翻译是有益而且必要的。至于这种多样性存在的原因,译界往往将其归因于翻译标准的多样性。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从严复的“信、达、雅”到现代的“忠实、通顺”,从泰特勒的三大原则到奈达的“功能对等”。这些对标准和原则的讨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标准和原则的采纳和使用则直接导致了翻译的多样性。而采纳和使用这些标准的正是翻译过程中重要的主体——译者。翻译的主体有三,作者、译者和读者,作者创造出原作,译者通过对原作的解读和再创造将译文呈现给读者。

一、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

主体是参加社会实践的人,那么谁是翻译主体呢?许钧教授归纳出以下四种答案:“译者是翻译主体;原作者和译者是翻译主体;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原作者、译者、读者都是翻译主体。”[1]作为翻译活动过程中的行为者和实践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者和译作一直被定位为“仆人”或“女人”。德莱顿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2](P190)巴特也认为,“作者是主人。”[3](P5)法国翻译家梅纳日的那句“les belles infidelles”(不忠的美人)也众所周知。[4]但是近年来受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重视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主义者认为,翻译并不是对原文的简单复制和模仿,它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参与的过程。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从解构主义观点出发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依靠自己的理解,将构成源语文本的能指链用目的语能指链来代替的过程。”[5]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译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取舍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翻译之所以是两种文化中意识形态传递与抗衡的活动,主要是因为译者处于一个双重话语、意识形态的互文关系中。福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无形的权力,认为任何人文学科都是对某种权力的屈服,而翻译更是如此,因为翻译既涉及对原文的解读与阐释,也涉及对原文作者意识形态要素的解读。译者的翻译策略、目的、对所译文本的选择以及对原文的解读等都受到社会权力话语的制约。

(二)译者对翻译方法的选择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指出,翻译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居安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居安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韦努蒂将前一种方法称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即把读者引向原作,使读者对原作的修辞手法、写作风格以及内容有较直接的认识,译者把原文形象、源语结构、语言表达形式搬进译文;将后一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即把一切不符合译文读者口味的表达法统统改变成地道的译语表达法。对于译者到底应该采取异化的方法还是归化的策略,许多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常常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和条件,提出不同的主张。而译者则往往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偏重于其中的一种。归化的目的是运用译语文化易于接受的表达法,使译文更通俗易懂,更适合于译文读者;而异化指尽力再现原文的色彩,以便更好地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加强译文读者对异域文化的了解,满足读者对翻译文学的审美期待。[6](P48),[7](P168)

正如《红楼梦》的两个最出名的英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译本 A Dream ofRed Mansions和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译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各有风采。为了弘扬中国文化,杨宪益先生在英译汉语作品时往往持原文至上的态度。他认为,翻译必须忠于原文,不能有自己的诠释,不应太有创造性,否则就是改写而不是翻译了。[8](P223)体现在《红楼梦》的英译本中则为异化的痕迹很多。而霍克斯则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策略向英国的普通民众介绍这部中国作品,使译文读者尽可能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感受。例如《好了歌》的第一句“世人都晓神仙好”,杨宪益夫妇的译文为“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霍克斯的译文是“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杨认为“神仙”是中国道教的概念,希望外国读者对此有所了解,因此采用较为接近的“immortals”一词;而霍则认为本国读者可能不知道中国的道教,他认为将其转换为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可能更有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因此,他采用了基督教的概念“拯救”,人类因得到上帝的拯救而永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两位译者都本着自己的翻译目的和立场对原作做出了不同的诠释。

(三)译者的创造性表达

翻译过程是译者将其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体验、重构、创作展现给译语读者的过程。在现代翻译理论中,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传声筒,不再是原作者身后亦步亦趋的随行者,翻译也不仅是语际转换,更是文化上的交流。译者不仅仅起桥梁的作用,更有在对源语文化阐释解读之上的再创造作用,使译文得以符合译语文化的语言规范。要使译文流畅自然,译者的创造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每一部译文中,必然多多少少地存在着译者苦心孤诣的创造。

还是以《红楼梦》为例。在人名翻译上,杨译一般直译其名,霍克斯则对不同身份的人名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例如,在翻译“鸳鸯”时,杨将其直译为“Yuanyang”,而霍则别出心裁地处理成“Faithful”,不仅体现了鸳鸯在中国文化中作为鸟对伴侣的忠诚,更点出了鸳鸯作为侍女对主人的忠心,因此比杨译更胜一筹。

二、译文的互文阐释

最早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的是法国文艺理论家克里斯多娃。互文性研究可以分成狭义的和广义的。前者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总和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9]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它以前的文本遗迹或记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者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中形成的。翻译过程就是一种互文过程。

互文性理论强调的是文本结构的非确定性,认为任何文本都没有什么界限,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存在。每一个文本的意义都产生于它与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之中。在动态的、具有互文性特征的文学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不管是作者的创作还是译者的翻译,在本质上都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纯客观的,所以翻译活动并不是物化了的活动,它同样不能排除很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如巴赫金所言,整个人类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互文性,因此翻译就是打开和建立互文文本的重要媒介,而这个媒介的操纵主体就是译者。在译文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译者独特的表述,他的写作风格与原文作者一样具有个性和独立性,译文和原文以互文性的方式组成了一体。[10]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原文作者的互文性写作可以说是翻译的第一步。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译者,都有自己的互文记忆,构成互文记忆的就是他们各自的社会、时代、文化背景以及阅历等。作者的写作是在互文记忆的基础上重组前文本;而译者的第一个身份就是读者,以读者身份出现的译者对原文进行解读,他必须倾听出原文的互文文本的声音,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读者,同时还是下一个互文阅读循环即翻译的阐释者和创造者。紧接着,译者在对原文进行互文解读的基础上,调动自身所有的互文记忆,在翻译策略中做出选择,然后再进行创造性写作。译文就是译者在互文网络中对原文的阐释。

三、译者在互文网络中的最终抉择

翻译不仅仅是语符之间的转换,而且是一种释义性的再创作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的译者实际上进行着从读者、阐释者到作者的身份转换。他首先要通读原作以及大量与原作有关的注释和评论,进行资料的收集,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读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当译者与文本进行对话时,他总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模式进入文本,这种经验和认知模式以及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对原作的了解构成了他的互文记忆,在这一互文记忆中,他形成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和解读。在这基础上,他再对原作进行研究和翻译,作为阐释者和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而且是一种个性化的语言,书写出一种新的文本形式。不同的互文记忆必然使不同的译者,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对相同文本的阐释不尽相同。所以,作为个体的译者的翻译不可能与作为个体的作者的意图完全等同,每个译者的译文也不可能如出一辙。译文的多样性正好反映了译者在自己独特的互文记忆中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造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是通过在翻译过程中积极地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能动的阐释和建构。当然,译者的主体性并不等于主观随意性,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非没有任何规限和制约,而是必然受到两种语言的互文性语境的制约。

文学作品就像一个多棱镜,从各个角度反映着我们的世界,而翻译则像另一个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原作品的风貌。正如作者的作品表达的是作者在他的时代背景和知识结构中对当时世界的理解一样,译者作为个体,在翻译时难免会给译文打上时代、历史、民族乃至译者个人风格的烙印,因为他必须在自己的互文网络中做出抉择。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翻译理论中经常讨论的翻译原则、标准和方法问题并不能解释翻译多样性的存在。多种译本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译者的主体性而导致的,译者的意识形态、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的运用影响到整个译文的产生。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意义的抉择又取决于原作和译文在互文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和关系。

[1]许均.“创造性的叛逆”和译者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 (1).

[2]Ross Mitchell Guberman.Julia Kristeva:Interview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杨阳,屠国元.“不忠的美人”——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颠覆[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5]朱湘军,陶友兰,姜倩.触摸英语翻译的历史脉搏——韦努蒂《译者的隐身》评介[J].外语与翻译,2004(4).

[6]Bassnett,Susan&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7]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

[8]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9]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1).

[10]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

H059

A

1673-1395(2011)03-0085-03

2011-01-02

吴静(1978—),女,湖南平江人,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