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蕊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0)

刘震云历史情结三解

徐 蕊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0)

刘震云选择历史这一时间维度来表达个人对社会和人性的看法,集中体现在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对社会的批判倾向上。他以历史故事中的油滑和轻飘承载现实中的深思与沉重,个人化的历史、人物的反经验化和语言的狂欢表露了其历史情结。

历史;权力;个人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经历了对浪漫主义的激情冷却和对现实主义的世俗推崇之后,历史再一次受到作家们的青睐。刘震云也扎入历史的洪流,闯入了“新历史”叙事,在创作内质上剔除了流行物(指当时风行的“新历史”)的浮躁,延续了对现实的思索,对村民的悲悯,蕴含对社会批判的精神指向。

一、历史的个人化言说

刘震云的早期作品沿袭的是传统农村题材物质贫困和精神抑制的苦难写作。苦难记忆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他由此而痛苦地探询乡村愚昧的真正来由。牛秋的畸形婚恋悲剧(《罪人》),红玉的爱情的毁灭和美好生命的消逝(《栽花的小楼》),爱莲的“卖身”救父(《塔铺》)……像铅坨一样沉重地压在刘震云的身上。为了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他将希望寄托于现代城市文明中。虽然他一再强调,就个人写作而言,他写作《一地鸡毛》、《单位》这类小说决不是对人的嘲讽,而是他发现了“生活中的一缕阳光”,但这缕阳光很快消失在《官场》、《官人》等的权力阴影和过于灰色的城市生活中了,不论是“城市梦”还是“乡村梦”,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正如摩罗所说:“刘震云在淋漓尽致地铺写过他对现实生活的感觉之后,不可遏制地走进了历史,走向了历史小说。”[1]《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都可以视为他对历史的言说。

他作品中的历史与现实最终在权力这个层面达成了互文,由此他对历史的描述带上了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的双重特征,在对历史苦难的叙述中暗含的是对现实的隐忧。他的第一部有关历史的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就叙述了民国、抗战、土改、文革四个时期中马村人对村长这一职位的权力争夺史。在洞悉了这个“内幕”后,他仿佛攥着历史的把柄,对历史的重新言说和对正史的拆解显得颇有信心和肆无忌惮。他洞悉的还有历史与书写权力的媾和,《故乡面和花朵》中孬舅从小踢蛤蟆弄死猴,不看书识字,但当了秘书长,他的童年就改换成另外的版本了,报刊上宣传他早年如何刻苦读书,他的历史以三好学生的面目出现在大家面前。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向人民描述中国革命是如何走向胜利,共和国是如何由党和人民联手缔造的。出现在当时的描述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如《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表现第二、三次革命战争的《红旗谱》、《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都是代表作。以正义之师胜利者的姿态反观战争,以英雄主义气概鄙视侵略者和压迫者,气势何等辉煌,但在刘震云那里却寻不着丝毫类似的踪迹。《故乡天下黄花》中,八路军、中央军、日本鬼子和土匪四股力量云集小小的马村,可村民们都迷迷糊糊的,谈不上拥护谁,不拥护谁,因为中央军、八路军、土匪、日本兵都要让他们缴纳粮款。有人表扬“八路军没有架子”、“八路军的队伍秋毫不犯”时,有人却因为他们不摆架子甚至看不起他们,知道他们的出身和自己差不多,也是贫苦人后,“反倒觉得他们给自己扫院子是应该的了”。前面列举的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中的人民战争的特点,就这样被刘震云轻易地解构掉了。

历史在正史中的形象永远是清晰的、完整的、确定的、沿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后一个社会必定比前一个社会更先进。但刘震云所表现出的历史却是偶然的,无规律可循的,支离破碎的。《故乡天下黄花》中民国时李老喜听的“玻璃脆”的戏,一直到文革前还是被赖和尚和赵刺猬听着,不过是唱戏的由“玻璃脆”改为其女儿“小玻璃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原本是古代中国人对历史发展及家族兴衰与财富变迁的总结被刘震云运用得炉火纯青,三国时显贵的高高在上的曹操和袁绍,到明初难民迁徙时也沦为其中肮脏的一员;霍乱中出生的小麻子摇身一变成了太平天国的领袖之一陈玉成,太后慈禧原来是和六指搞过对象的柿饼脸姑娘……历史的循环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尽管历史时态在推移,外部物质环境在转变,支撑历史发展的不过还是那一群人,就算人物的名字有所改变,却是唱着私欲、权欲、贪欲的同一出戏。

二、历史嬉戏的人物

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吗?刘震云小说登场的大部分都是等待解决温饱的农民,即使有所谓的英雄,也颠覆了我们原来视野中的英雄形象,曹操是脚流黄水,“屁声不断”,爱玩小寡妇的糟老头,据说原先还是个“拾粪的”;朱元璋竟是个由一群持刀弄叉的小和尚们拥戴的大和尚;悲歌慷慨的陈玉成是“瞎鹿与沈姓小寡妇那个生于瘟疫之中的麻儿子”。那么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吗?浑浑噩噩,是非不分,奴性十足的小刘儿们、孬舅们、赖和尚们能创造出历史吗?他对历史进行了一次毫不留情地解魅。

出现在刘震云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没什么正经的名字,孙毛旦、许布袋、孙屎根、赵刺猬、赖和尚,还有百年轮回,千年不死的曹成、袁哨、小刘儿、白蚂蚁、白石头、孬舅、猪蛋、六指、小麻子、柿饼姑娘、沈姓小寡妇等,而且他们在不同的作品里反复出现,性格也并不鲜明,姓名的作用只是为了和他人区分。这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很相似,也是在“淡化所有有关的个性的同时,突出家族、集体的气质”[2](P265)。他常表现人物们相近的共性而有意忽略彼此迥异的个性,他所写的显然是这一群而非这一个,个人在他笔下显然更多是一定文化指令的符号,而不是独立自为的生命个体。

《故乡相处流传》时间跨三国、明初、清末直至大跃进,可活跃在舞台上的始终是同样的人物,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昨日你掌权,今朝我坐庄。这些永远不死的人物除了名字不断重复外,性格也毫无发展,实际上已被剥离了时间的价值因素,我们很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任何时代进步和社会革新的特征。在这种无休止的重复与重叠中,内蕴着作者的“历史无发展”、“历史无进步”的历史循环论观念。

刘震云所具有的平民意识是公认的,白烨曾这样说:“刘震云的作品,是当代作家中最具平民意识和人民性的创作,他比任何别的作家都更为重视‘属于人的光荣’和‘凡人的幸福’。”[3]他对于农民视角的选择和以农民为主角的确定都彰显了他强烈的平民意识。历史历来与这些普通的中国百姓无关,“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温故一九四二》)。“哀其不幸”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有强烈爆破式的表现,饿死三百万人在国民政府眼里算不得什么大事,历史上同时发生着其他事,宋美玲访美、中国同盟国问题、“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这些才是重大问题。三百万在他们面前不过是一组抽象的数字,而不是一具同类的尸体加一具同类尸体再加一具同类尸体的触目惊心。政府的不救助,苛捐杂税的继续摊派,把灾民们推向死亡边缘的同时,也推向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刘震云悬置了数字的抽象化而深入到苦难的细节,所以才会悲天悯人,轻而易举地原谅那些没有民族气节靠吃日本发放的救济粮而死里逃生的乡民。

“怒其不争”是刘震云更重要的态度。鲁迅的乡村小说是站在乡村之外对乡村进行的审视,带有明显的用现代文明对大众进行启蒙的倾向,而刘震云却是从乡村的内部进行着自省和张望的。他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却没有为他们大唱赞歌,而是极力书写他们膨胀的恶,完全颠覆了十七年文学经典中为我们提供的善良、本分、向上的农民形象。《故乡天下黄花》里,赵刺猬凭着自己雇农的阶级成分顺利翻身,进入贫农团。在土改运动中,为了在老范面前表表功露露脸,获得上台的资本,他极尽泼皮之能事,在揭发会上把自己母亲和已死地主通奸,被人发现后上吊而死的事,篡改成地主强暴了他母亲使她蒙羞悲愤而死的阶级压迫的故事。所谓的阶级仇、民族恨不过是他攀上权力高枝的垫脚石,宣泄私欲的借口罢了,他甚至在这个借口的掩盖下草菅人命,用手雷弹砸死了地主李文武。他又以提审为名,在大年初一晚上强暴了两个地主老婆和一个土匪老婆,以发泄自己的兽欲。在某种程度上,刘震云仿佛切断了中国农民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他们身上保存着的中国国民性的痼疾,已积淀成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甚至化为集体无意识,一代代地不断重演,这更透露出刘震云的悲观历史观倾向。

刘震云通过人物还道出了它的另一本质,即历史历来是男性的历史。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刘震云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美好的结局,甚至大部分的结局都比较悲惨。的确,女性自古就被排除在历史的“神坛”之外,她们永远处于历史的边缘地带。王安忆曾说:“对母系世界的追寻会在活人的记忆与口头传说消失的地方的终结,延伸到文字——到文明的断篇残简之中的寻找,其发现只能是男性祖先的身影。”[4](P73)女性被当做祭品被置于历史的祭坛,被任意损害,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刘震云恰好写出了她们的历史位置和难以逆转的历史命运。

三、历史狂欢的语言

刘震云将最鄙俗、最污秽、最卑贱的物象供奉在他的艺术世界。在他的小说里,戏仿、讽喻不断,粗鄙口语不断。刘震云的语言中对这些物象的大胆审丑,正表明了他用卑贱抵制历史崇高的决心,也体现了他抵制卑贱被升华的努力。

首先,以人物的缺陷来给人物命名,柿饼脸、六指、小麻子、麻老六等等。其次,即使是看起来神圣的人也是满口不堪入耳的脏词粗话。曹丞相常说“妈拉个x”、“这鸡巴延津成事了哩”,孬舅当了村支书后,动不动就来一句“日你娘”,连年仅两岁的“我”都无师自通地骂了句“妈的”。他用放肆的粗鲁不堪的脏话来消解英雄,消解历史的神圣。还有一点,他小说中位高权重的人都有让人恶心的毛病和缺陷,如曹公脚淌黄水,小麻子陈玉成一身瘴气,孬舅头上一个大包;曹公可以边放屁边做报告,孬舅除了爱放屁,还“在仓库里站着拉屎”,“在大队办公室当众撒尿”。刘震云借这些人物的脏词猥行,着实把历史嘲笑了一番,卑贱终于从隐匿的历史边缘回到了正席。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巴赫金关于“广场语言”的解释与刘震云在作品中表现的语言的卑贱化也极其相似:“吆喝者戏弄着一切他们吹嘘的东西,把刚溜到嘴边的所有‘神圣’、‘崇高’的事物都引入这种无拘无束的把戏中来……那种充满自由、欢快的游戏的广场特殊气氛出现了。在这种气氛下,崇高与卑贱、神圣与亵渎拥有平等的权利,而且融入到同一个友好的词语环境中。”[5]当把历史从富丽堂皇的大厅驱逐后,刘震云把它拉到了卑贱的民间广场。《故乡天下黄花》中的饭场,《故乡面和花朵》中的打麦场、牛屋和土洋结合的丽晶时代广场都给刘震云疯疯癫癫、肆无忌惮的语言提供了场所。当代中国的官方话语、中原河南方言、《哈姆雷特》中王子著名的疑问、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影射,形形色色的语言杂糅在一起,形成了多声部的狂欢化语言。政治话语的神圣性受到了愚弄和颠覆,即“把一个人嘴上的话移到另一个人的嘴上,内容依旧,而语调和潜台词却变了”[6]。刘震云正是借助狂欢化的语言对对象进行了颠覆和重组,消解掉了崇高的含义,抑制了卑贱被升华的过程。

刘震云注定是“存在的勘探者”中的一员,注定要永恒地寻求,只是在他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渴望他拭去“冷硬荒寒”的无情观,用他的慧心在自己解构的废墟上重新孕育新的希望,对人生中非功利的关系投入些许热情,试着关注人世生活的多样化与人性的丰厚内涵,这样或许能够缓解他的痛苦和焦灼,也可以使这位民间智者另辟蹊径重新审视精神的漂泊。

[1]摩罗.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7(4).

[2]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3]白烨.生活流,文化病,平民意识——刘震云论[J].文艺争鸣, 1992(1).

[4]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5]梁鸿.试论刘震云小说的闹剧冲动[J].河南社会科学,2002(6).

[6](前苏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2.

I206

A

1673-1395(2011)03-0033-03

2011-01-22

徐蕊(1976—),女,湖北襄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