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三十年

2011-03-31李丽君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3期

关键词：诗学美学哲学

李丽君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 434023)

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三十年

李丽君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 434023)

纵观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历经三十年,第一阶段标志着诗学自然观研究的起步与学术视野的定位;第二阶段,专业方向的明确、学术意识的增强、论析的具体入微,体现出诗学自然观研究的逐步深化,渐趋成熟;第三阶段,成果数量的明显增多、研究质量的显著提高、批评视野的逐步开阔,都无不说明诗学自然观的研究已开始向多元拓展。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无疑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三十年的研究历程,无疑成为中国诗学研究一笔宝贵的资源。

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起步;深化;多元

自然,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自然观,是中国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纵观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三十年(1979～2009),从开创到发展、再到深化与拓展,历经了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到深、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可粗略分为起步定位、逐步深化、多元拓展三个阶段。

一、1979～1989年:起步定位

第一阶段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即第一个十年。可以认为,学界研究自然观的自觉意识正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真正意义上的诗学自然观研究则见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这之前,学界论及“自然观”,更多的是顺应时代潮流或主旋律的应景之作。资料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一篇《先秦道家三派自然观异同》至20世纪70年代末近二十年间,关于自然观的文章寥若晨星,不过, 20世纪60年代初期,自然美成为美学界一时的热题,开始了《自然美与美感的同一性》的讨论,但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另就研究的内容而言,20世纪70年代,或质疑董仲舒的唯心主义自然观,或肯定王充、沈括法家路线的唯物论自然观,或宣扬马克思、孙中山的唯物辩证法自然观,无不烙上鲜明的儒法斗争的时代印记。

20世纪80年代初,结束十年动乱,百废待兴,中国正迈步走向一个开放的时代。这样的大背景,意味着学术研究必然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尽管这一时期依然不乏哲学层面上的自然观讨论,但标志着诗学自然观研究真正起步的还是对“自然美”这一美学范畴的探讨。刊登在《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1983年第2期上的《“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美》[1]一文,针对当时我国美学界对“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本质问题认识不足,呼吁应正确理解“自然的人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基石,以求得对自然美的科学阐释;相关讨论还有《庄子论自然美》、《“无我之境”与自然美》等。自然美曾是20世纪60年代的话题,沉寂十年再提及,无论是视野的拓展还是阐释的推进都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体现着一种开始。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诗学自然观研究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其标志是:第一,不少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中西诗学自然观的异同,推出了一些力作。李志林的《差异·原因·趋势——中西自然观比较浅论》[2],力求在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下,认识并精审中西自然观的异同,纵横观察人类自然观发展的广度与深度;陈静漪的《中西文学自然观略探》[3],以更为明确而自觉的意识,探寻中西文学自然观从滥觞时期到兴盛发展时期演进的三种类型:自然神秘论、自然价值论与自然本体论及其在中西不同语境下各自不同的内涵;另有《中西自然美学观比较》、《中西传统自然观的差异与合流》、《先秦与古希腊自然哲学比较》等类似的思考。第二,新课题的开发、新观念的发掘在这一时期已见端倪。1986年,《延边大学学报》第3期刊登了黄顺基的《关于自然观的研究及方法》和赵铭毅的《生态自然观》两篇文章,前者对自然观的研究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了建议,开辟了自然观研究的新领域;后者将“生态自然观”这一概念置于现代生态学研究进程大的背景来考察其本质与内涵,成为学界最早提出生态自然观概念的文章之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专家、专书、专文研究日见增多,这意味着诗学自然观研究学术意识的增强和专业研究的基本定位。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课题。可贵的是,学界的研讨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正可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1988年,《天中学刊》第3期刊登李克俭的《自然之道与风骨之力——〈文心雕龙〉审美理想探胜》,该文在高度概括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理论化、系统化的艺术哲学体系后强调:“‘自然之道’像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统其关键。”[4];而次年曹础基在《学术研究》第3期上发表《刘勰自然观试论——兼与庄子自然观之比较》一文,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自黄侃、范文澜始,今之论者多以《文心雕龙》之“道”为“自然之道”,恐怕有误。刘勰不见得有什么“自然之道”的观念,但他强调“自然”的文学观,这是汉代儒者扬雄王充思想的继承,与老庄大不相同。[5]另有文章一改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自然美”的泛论,而将其置于专家、专书研究的语境下作具体深入的探讨,张道葵的《刘勰与自然美》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王渔洋的自然美艺术观》、《柳宗元自然美学观》、《福克纳乡土意识中的自然》等也是这一时期作家研究的代表性文章;作品研究方面,有的从历史的维度梳理文本中的自然因子,如《论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人对自然观照态度的历史演进》;有的从宏观阐释自然观一旦进入文学的殿堂就不再是原生态了,而是渗透了作为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的个体或群体的审美意识、传统文化心理的“人化了的自然”或者说是“文化化了的自然”,如李仕中的《浅论中国文学中的自然观》[6]。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学者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7]一书,这是国内出现的关于诗学自然观研究的最早的译著。作者在序中表明:此书以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尤为密切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旨在阐明下列问题:当时的文学中描写了怎样的自然?为什么会开始描写那种自然?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看待那种自然的?等等。作为域外汉学家,能较早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这在当时实属难得。

第一阶段标志着诗学自然观研究的起步与学术视野的定位,而要想使诗学自然观研究真正走向学术界并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还有待更为艰难的跋涉。

二、1989～1999年:逐步深化

第二个十年,在寻求坚实的理论支撑、使研究走向深入方面,学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研究论文从数量上看并没有明显增多,从内容上看,则体现出一种平寂下的思考,多从哲学和美学的层面探寻诗学自然观的源头和理论基础。有对《易传》、荀子、诸子百家自然观的探讨,有对朱熹自然哲学的阐释,更有对老庄美学思想及其自然观的发掘,还不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黑格尔哲学美学中的自然观的探究。这些研究,或立足于中国传统语境清理中国诗学自然观的思想资源,或着眼于西方哲学和美学背景考察自然观的生成,其成果为诗学自然观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其中较有分量的文章有1992《学术界》第2期刊登的陶永天的文章《中国古典美学自然本体论的逻辑发展》[8]。陶文一改过去多从艺术品中自然美的表现方面去讨论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美学的角度去审视自然美,梳理中国古典美学自然本体理论的逻辑发展,强调中国人的自然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中国哲学、中国美学基础上的,并揭示艺术的自然美与哲学、美学的关联。除了理论上的探源,有的学者致力于对经典文论的剖析,如董冰竹的《“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最大理论成果—论“自然之道”才是〈文心雕龙〉体系的基石》(《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有的学者立足文体、文本中“自然”的讨论,如赵毅衡的《论小说的“自然化”》(《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还有学者从文化层面考察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如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的《中国文人的自然观》[9]。这部专著将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自然当作标志、自然当作外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的自然三个阶段,并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这一时期,在西方、日本,有关中国文学中自然观问题的论述既有论文,也有专著;而在中国,相关论文时有出现,但未见专著出版。显然,顾彬的专著成为了一种标志,书中不乏新见的阐释,为中国诗学自然观的研究打开了思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诗学自然观研究的文章明显增多,体现出多种批评路向:文论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国诗学自然观作为审美范畴,刘勰有首倡之功,《文心雕龙》系统地体现了以“自然”为核心的文学观,《文心雕龙》研究自然成为了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的重中之重。胡山林的《〈文心雕龙〉的自然观》(《台州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阐释了《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把握文学之道的基本内涵;苏文菁的《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与自然的文学创作——刘勰自然观论》(《福建论坛》1997年第6期)重点揭示了《原道》与《物色》的意蕴,辨析“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与“自然的文学创作”之差异;赵国权、刘忠惠的《〈文心雕龙〉中的人与自然》(《松辽学刊》1998年第1期)则强调《文心雕龙》哲学自然观的核心思想就是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载体、客体、主体与整个自然的建构中体现出来的。这些文章表明了学界对《文心雕龙》的关注程度,也体现出不俗的学术眼光。文论研究方面,对老庄、《易传》自然观和朱熹的自然哲学的研究正走向深入,并展示出新的研究视角,如对孔子、管子、王充、刘克庄、李贽和宋代新儒学的自然哲学观的研究;另有《诗法自然——〈诗品〉与〈沧浪诗话〉的审美观比较》。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研究也明显活跃起来。中国文学语境中,《陶渊明的自然观》、《王维的自然观及其对生活与艺术的影响》和《从陶潜的“化”到王维的“空”——晋至唐诗人自然观变迁的各案分析》成为亮点;还有学者表现出了对苏轼诗中自然山水动态美的兴趣。有所突破的是容肇祖的专著《魏晋的自然主义》[10],这是大陆学者出版的第一部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的专著,该书仔细清理了魏晋自然观发展的线索,细致剖析了魏晋大家自然观的内涵,探源考据精审,析事论理准确,具有开先河之功。另有学者把目光投向现当代,阐述现代文学的两种自然观,解读新时期自然山水诗。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的重点对象自然是中国文学,但也应以西方文学自然观的研究假以参照。这时期出现了不少相关文章,对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李尔王》中的“自然”、叶赛宁诗歌的自然主题和以自然为主题或背景的英诗都有探讨,体现了学术视野的拓展。回望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中西诗学自然观的异同,时隔十年,这种意识日见增强。有些重在作宏观的比较,如《自然在中西文学中的不同审美品格》、《试论中西方观照自然的差异》和《中西人与自然和谐理论的差异》;有些则针对具体作家与作品进行微观的辨析,如《劳伦斯与沈从文自然人性观之比较》,其中,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比较成为重点,较有影响的文章是李增的《一个自然两种文化——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观比较》[11],他认为: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作为东西方自然诗人的宗师几乎走了同一条人生之路:社会——自然,以摆脱社会生活的束缚,追求心灵的解脱。尽管两人都走进同一自然,怀着同一目的,但由于各自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从而表现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一个想把主体融入自然客体之中,消灭主客体界限,以缓和内心的痛苦;一个想把主体置入自然之中,去确认,去张扬,以宣泄内心的痛苦。这种不同的态度既取决于不同的文化,也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美学特征。文化视野的拓宽也是这时期明显的特征:《先秦时代的自然音乐观》和《中国山水画的自然观》已将目光投向了艺术的其他领域;《藏族自然美思想》已开始关注不同民族的自然审美观;《从自然观差异看中西文化》表现出较强的比较意识。

第二个十年,专业方向的明确、学术意识的增强、论析的具体入微,体现出诗学自然观研究的逐步深化,渐趋成熟。

三、1999～2009年:多元拓展

回望世纪之交,面对二十世纪文艺思潮空前活跃、批评方法更迭不穷的景况,国内文学理论界在接受吸收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与批判,相关讨论不绝于耳。比较起来,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的步伐相对慢一拍,还正在寻求稳步发展。如何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把研究向纵深推进?成为第三个十年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入21世纪,成果数量的明显增多、研究质量的显著提高、批评视野的逐步开阔,都无不说明诗学自然观的研究已开始向多元拓展,具体表现为:将诗学自然观置于哲学、美学、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对诗学自然观的文论、作家作品进行研究,还有中西比较研究的渗透以及生态视野的开辟,整个诗学自然观研究领域异彩纷呈,蔚为可观。

诗学自然观研究,概念的探源与界定是首要的问题,这种意识在21世纪初始阶段明显增强。《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刊登了杜维明、刘诺亚的《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12],该文立足高远,发掘中国人本体论中的一个基调是相信存有的连续性,进而阐述这种信仰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认识论、美学及伦理等各个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还有学者将自然观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讨论其诗学意义。潘世东、林玲在《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上发表《论“道”与中国文化自然观的逻辑起点》[13],文章认为,道既是从自然中来,又体现为自然本身,它还是中国文化最核心范畴和命脉所在;这样,从内在逻辑上,“自然”就顺理成章地过渡为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特色和最基本的构成。由此推出:“道”不仅是中国文化自然观的逻辑起点,甚至可以说是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王澍、张润泳的《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返魅》[14]则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后现代主义旨在恢复有神论和有机论的自然观,赋予人类新的精神力量,带给人一些关于生存的终极关怀,帮人们克服现代性的危机。在这一转变中,西方重新发现了东方的智慧,发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重要价值。

中国诗学与哲学的关系源远流长,诗学自然观研究自然要以考察哲学自然观为基本前提。200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启群的专著《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15]称得上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艺术在魏晋时期走向成熟、自觉,这在学界早已达成共识,探其原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自身、民族交流等多方面因素。该书在对魏晋哲学自然观的考察中发现,在魏晋哲学——玄学中,中国哲学自然观发生了一种深刻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魏晋哲学完成了一个丰富的审美主体的哲学建构,并由此展现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审美世界的可能性。至此,该书作出了这样的设想:这是否可以说(至少在逻辑上)是中国艺术自觉的一个哲学基础和依据?或者说,是我们解释为何在魏晋时期中国艺术成为自觉的一个哲学理由。该书极力追问和试图回答的正是这种本源性的问题,即从问题的梳理入手,采取对代表性哲学家进行个案考察的方法,探讨中国哲学自然观在魏晋时期的重要转变及其本质特征,以及对于中国艺术自觉的意义。最后得出:从根本上说,自然观亦可称哲学自然观。其灼见弥足珍贵。随后,《哲学转型中的自然美内涵阐释——兼及自然美对生态环境的意义》、《飞鸟与流云的对话——论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观中的哲学背景》等文章都或宏观或微观地探寻诗学与哲学的渊源关系以及诗学自然观的安身立命之本。

诗学与美学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在自然”既是中国美学的理论支柱,也是历久弥新的诗学命题。2001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蔡钟翔专著《美在自然》[16]旨在探讨自然的美学内涵。该书首先考察自然论从哲学到美学、从萌生到发展的历史轨迹,厘清文艺自然论的几个阶段,然后对“自然”作为最高审美理想的地位和“自然”的美学内涵展开逻辑分析,力求对“自然”作出准确的现代阐释。该书并未停留在经验和现象的层面,而是择其大端,深入开掘,是不可多得的美学自然论之专著。这一时期,从美学的角度探讨自然的文章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概念研究,如赵国乾的《东方自然观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学术探索》, 2004年第7期);二是历史性研究,如刘敏的《从物质功用到“真美”——魏晋前自然观的美学分析》(《成都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三是比较研究,如张劲松的《比德与移情——中西自然审美观比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这些研究,已清晰地显露出多元拓展的路向。

诗学自然观研究在第三个十年已然成为重中之重,视野的拓展、深度的发掘,都是过往研究所不及的。这一阶段,学术品质明显提高,学科意识明显增强,出现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二是创作研究。

理论研究又体现为概念探源和专人专书研究。2001年,《文艺研究》的第2期刊登了刘绍谨的《自然,中国古代一个潜在的文学理论体系》[17],该文旨在揭示“自然”这一概念在文学的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等层面上的延展及其意义,将“自然”置于文学语境,考察其诗学价值,显示出不俗的学术眼光。中国诗学自然观历经了从哲学到诗学的转换,这一过程的动因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付晓青的《略论魏晋“自然”观由哲学观向文艺观转换的多重动因》[18]在对“自然”考镜源流的前提下,揭示出“自然观”从哲学到诗学的多重历史动因是魏晋时期思想领域的“自然”与“名教”之争、审美观上人物品评标准的转变、率性放达的自由之风,以及质性自然的人格追求,认为“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作为首倡系统地体现了以“自然”为核心的文学观。该作者针对这一课题陆续发表了系列文章,体现出可贵的学术努力。另有蒲震元的《“自然”论的文艺美学观》[19],较为系统地讨论了“自然”论美学观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中作品美学思想方面的影响,并立足当代语境,强调这种影响对当代艺术创作中克服片面的“炫技”倾向和矫揉造作之弊的裨益,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以上文章在诗学自然观的生成、内涵、价值等方面作了一些理论的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在第三个十年中,诗学自然观的研究,学界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专人、专书研究,成果颇丰。在专书研究方面,从秦《吕氏春秋》的自然观到汉《毛诗传笺》对自然美的认识,从齐梁《文心雕龙》的自然之道到《诗品》的“自然英旨”,都是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文心雕龙》研究格外受到青睐,不少文章都对其自然文学观进行了开掘;在专人研究方面,汉代的贾谊、三国的王弼、魏晋的刘勰和钟嵘、唐代的皎然和司空图、南宋的刘克庄、金元的元好问、明代的李贽,还有近代的王国维,甚至当代的李泽厚,这些都赫然其中,气象可观。学人认为:文学自然观的确立,刘勰有首创之功(付晓青《魏晋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钟嵘的“自然英旨”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付晓青《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皎然的自然观强调的是经诗人千锤百炼后获得的一种艺术化的自然(高东洋《皎然“自然”观浅析》,《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司空图的“妙造自然”提倡抒发真情性、语言追求天趣(杨福俊《司空图“妙造自然”观析论》,《内蒙古电大学刊》2006年第1期);李贽的自然观主张为文要“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路卫华《谈李贽文论中的自然观》,《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观念是利用中西两种诗学传统的思想资源建构起来的,是在特定历史语境的知识/权力关系中二者对符号意义的争夺(罗钢《一个词的战争——重读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创作研究即作家作品研究则显示出了更为开放的视野、多元的理路。从古代的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柳宗元、苏轼、曹雪芹、蒲松龄等到现当代的鲁迅、徐志摩、冰心、沈从文还有顾城、铁凝、迟子建等,都被纳入到了研究的视野。陶渊明研究是重点,其“新自然观”成为中心话题,景蜀慧的《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木斋的《陶渊明自然本体论》(《天中学刊》2004年第1期)较有代表性。前者强调陶渊明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掘精髓,为其儒学信仰建构了一个笃厚的天道自然观基础,由此发展的“新自然观”实现了儒道人格的融通;后者认为陶渊明以他的人生思想、行为、作品呈现了作为生命的本真的状态即自然状态。研究苏轼山水诗文中自然审美观的文章也较为突出。有的认为苏轼的山水诗文蕴涵的自然审美观可概括为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王文捷《苏轼山水诗文中自然审美观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有的则从理论上将苏轼的写作观概括为自然写作观,这种随物赋形的写作是对其诗歌理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最好阐释(李桂珍《随物赋形气韵自然——苏轼的自然写作观》,《写作》2002年第19期)。作品研究方面,既有自然观与中国诗歌意境生成的考察(王建疆的《自然的玄化、情化、空灵化与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的生成》,《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也有自然观与散文的探究(王明丽的《“看”的分野:20世纪中国散文的“自我”与“自然观”》,《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既有宏观的审视(王韶华的《论自然诗美的孕育与生成》,《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也有微观的剖析(赵海岭的《〈兰亭诗〉与东晋文人的山水自然观》,《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3期)。讨论极为活跃。

除此之外,在第三个十年里,批评的触角还进一步延伸到生态视野、文化层面和中西比较研究等领域,俊华的《师法自然传统诗学中的生态伦理观》(《绿叶》2005年第5期)、狄松的《中国人与自然诗性文化的现代观照》(《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8期)、李莉斌的《自然山水中的两只飞鸟——评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诗》(《名作欣赏》2009年第26期)是这方面的代表。

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无疑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三十年的研究历程,从第一个十年研究意识的自觉,到第二个十年研究课题的深化,再到第三个十年研究视野的多元,无疑为中国诗学研究贡献出宝贵的资源。这些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令人反思。今后,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如何健康稳步地深入?笔者认为,应该在四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第一,研究要趋于系统化、条理性。三十年的研究,更多的是各自为阵,各抒己见,缺少学术界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声音,很容易流于多而杂,杂而乱。第二,研究要强化方向性、专题性。泛而广的讨论很容易流于表浅,有碍研究的深入;多而杂的选题自然影响研究的专业性。第三,研究要回归原点,尊重自然。回归原点是指概念辨析应准确,文献考索应精要;尊重自然是指阐释应尊重历史,不妄加比附。第四,研究还需要专家学者对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的内在逻辑作出更具权威性的发掘,以利更为有效地指导今后的批评实践。我们有理由说:下一个十年,更为成熟的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值得期待。

[1]王臻中.“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美[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1983(2).

[2]李志林.差异·原因·趋势——中西自然观比较浅论[J].学术月刊,1985(6).

[3]陈静漪.中西文学自然观略探[J].文艺研究,1986(5).

[4]李克俭.自然之道与风骨之力——《文心雕龙》审美理想探胜[J].天中学刊,1988(3).

[5]曹础基.刘勰自然观试论——兼与庄子自然观比较[J].学术研究,1989(3).

[6]李仕中.浅论中国文学中的自然观[J].中国文学研究,1989(3).

[7](日)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M].邵毅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陶永天.中国古典美学自然本体论的逻辑发展[J].学术界,1992 (2).

[9](德)沃尔夫冈·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M].马树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0]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1]李增.一个自然两种文化——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观比较[J].东北师大学报,1995(6).

[12]杜维明,刘诺亚.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J].世界哲学, 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