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芬

(中南民族大学 工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圆满与残缺:中西神话不同的文化意蕴和人生哲学

刘 芬

(中南民族大学 工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中国神话《羲和伴日》表现了母系文化中母亲在孩子成长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社会个人服从社会大局的文化意识。希腊神话《法厄同》则强调了个人主观意愿的作用,强调了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两个神话故事在叙述角度、社会价值观和人生哲学上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羲和伴日;法厄同;文化差异

不同的历史条件和道德伦理观念折射在神话里就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不同类型的神话文学,它们也是不同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外化,更是形态各异的民族文化的体现[1]。由此可见,要认识和剖析一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文化的本性,神话是一个重要的原点。本文试图选取中国著名神话集《山海经》中《羲和伴日》和希腊神话《法厄同》的故事,剖析中西文化及其差异在这个相似主题中的反映。

一、神之母与人之父

对于太阳这样一个自然界中的事物,中国和希腊原始居民们都进行了自己的认识、理解和诠释。《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后人把这个故事进行了扩展:羲和每日为儿子套好龙车,拉着儿子晨明时分从曲阿出发,定昏时分来到蒙谷,然后又赶往汤谷,帮儿子冲洗去一天的风尘,然后迎接第二个当班的儿子。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羲和跟十个儿子严格按时度过每一个白昼,给人间送去温暖。整个叙述角度都是围绕羲和——太阳之母如何陪伴儿子恪尽职守地为人类服务展开,塑造了一个善良、慈爱、自制、没有个人生活和需求的伟大的中国母亲形象。一方面,这反映了该神话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神话是氏族社会母权时代的产物,表现出一定的女性崇拜;另一方面,这种女性崇拜意识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里,虽然在后来的父权社会意识的压制下,这种潜意识与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形态相结合,就对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道德规范标准。羲和这样的母亲形象应运而生并生生不息,存在于中国人对于母亲的集体记忆中。

对于同一个自然物太阳,希腊人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视角。法厄同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水泽仙女克吕墨恩所生的儿子,因为受人嘲笑,说他不是神祇之子,因而去见阿波罗:“我请求你给我一些凭证以向人们证明我确实是你的儿子。”父亲指着斯堤克斯河发誓说,不论他提出要什么凭证都将如愿以偿。法厄同毫不迟疑地提出要驾驶太阳车一整天。尽管阿波罗百般劝说,可法厄同不听劝告,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阿波罗不得已,让他驾上了太阳车,结局自然是法厄同驾驶的太阳车烧毁了大地、河流甚至天宫,也烧毁了自己。可以推断的是,在西方社会,古希腊文明诞生之时,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男性神灵取代女性神灵而在人们心目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希腊神话是原始社会父权制的产物,也就必然以男性为切入点进行叙述。

另外,《羲和伴日》故事中的人物描写耐人寻味。羲和在与东方天帝结为夫妻之前,长得秀美异常,结婚之后,就再也没有关于她的外貌、语言、情感方面的描写,有的只有她做的事情:为儿子“准备光彩夺目的龙车”,“看着儿子消失在蒙谷这才驾着龙车,在已经变得清凉的夜空中,掠过群星和云彩,朝着汤谷赶路,去迎接下一个当班的太阳”。十个太阳除了严格遵照自己的职责按部就班地由母亲牵引着从汤谷来到蒙谷,让母亲为他们洗去一身的尘埃外,故事没有在外貌、性格、内心活动、语言等方面添加任何笔墨。而在《法厄同》中,人物形象生动饱满,既有人物外貌、语言、动作的描写,又有心理活动的描写。这样处理人物,中国文化凸显了人物的社会功能和职责,是抽象的人;而希腊神话中对人物外貌、语言、心理活动的描写,凸显的是具体的人(神),人(神)首先是个体存在的自己,然后才是社会的人。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神话文学性不强,因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甚微[2]。

二、伦理道德与个性自由

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人的伦理关系中的道德义务,尤其是孝顺的义务,母慈子孝是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图景。

《羲和伴日》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儒家的生活理想。太阳之母羲和牺牲小我,陪伴儿子,为辅助儿子照亮世界而为他们牵马拉车,照顾饮食起居;儿子太阳神为了照亮人类,忽略小我,为人类恪尽职守。羲和是中国母亲的典型形象。这样的母亲形象,是中国的伦理道德一直提倡和宣扬的。慈母孝子,羲和和太阳神,为着同一个目标,各司其职,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中国的神成为人们提高自身修养、追求道德境界的标准和模范,也使得中国神话为适应道德教化的需要而具有浓重的说教性。

在《法厄同》这个故事中,太阳神的儿子法厄同虽然是一个凡人,但是他似乎一直是一个正义、梦想和真理的追求者。法厄同为了确证自己是神的儿子,敢于冒险,并最终为了梦想丢掉了性命。对于这个故事,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3]里增加了一个结尾。西方水上的女神埋葬了他的尸体,并在他的墓碑上铭刻了如下诗句:“墓中死者,维法厄同,乘日神车,翱翔太空,其殁堪悲,其志维雄。”对法厄同的冒险和追求进行了慨叹和赞美。窥斑一豹,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希腊神话以其恒久的艺术魅力催生了西方文化和艺术,造就了西方人热爱生活、勇于冒险、崇尚英雄气质的民族精神,为西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源头。

三、皆大欢喜与悲剧意识

在《羲和伴日》和《法厄同》这两个神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差异不容忽视,即东西方不同的人生哲学:中国人崇尚生活圆满,西方人强调生活的悲剧意识。

羲和和太阳神们,因为遵守社会道德伦理,克己为公,因而生活圆满,家庭生活上母慈子孝,公共生活上各尽其职,母亲照顾儿子,儿子照亮世界,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而《法厄同》中,虽然是神之子的儿子法厄同,身为凡人,却梦想做神的事情,以满足自己个人的热望,虽然“其志维雄”,但不免悲惨,白白丢掉了年轻的生命。太阳神阿波罗,如果他像许多的中国父亲那样,发挥自己做父亲的权威,坚决不让法厄同踏上自己的太阳车,是可以阻止这场悲剧的。这样的话,像《羲和伴日》那样,希腊神话故事也来个父慈子孝岁月静好,也未尝不可。但是,希腊神话却没有像中国神话那样讲求实际,而是让追梦的少年死于非命,慈爱而有巨大能量的父亲痛失爱子,让天庭和大地被不理智的热情和梦想之火烧焦涂炭,这就是希腊人特有的悲剧意识。

古希腊人以“剧”的方式来消解命运中的“悲”,古中国人则以“乐”去抚平“礼”对心灵的扭曲。“悲与剧”与“礼与乐”这两种协调方式都是企图从痛苦中获得快乐,在痛苦中获得补偿,展示出两个伟大古老文明的高超智慧[4]。

神话故事折射出了不同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道德伦理观念和人生哲学。它以色彩各异的文学特点,外化了不同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同时也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起到塑造和内化的作用。毫无疑问,读一些中西神话故事,对于我们了解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自身的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陈新安.中国神话和古希腊神话之比较[J].考试周刊,2008(24).

[2]吴华群,张西虎.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比较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6(11).

[3](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M].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林玮生.中希神话“秩序轴力”的差异及其文化启示[J].民族文学研究,2006.

I276.15

A

1673-1395(2011)03-0017-02

2011-01-21

刘芬(1972—),女,湖北鄂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