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春 曾晓晖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十五年来《文子》思想研究述评

刘迎春 曾晓晖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文子》是一部颇具争议的道家典籍，1995年竹简释文在《文物》上刊出以来，学术界对于《文子》的思想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定位其学派归属，阐述其道论、无为、法治、兵论以及辩证法等思想。

《文子》；学派归属；思想

《文子》是一部重要的道家典籍，最早著录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唐代以来，“驳书”说、“伪书”说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者们对《文子》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文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竹简残本《文子》出土后，《文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文子》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特别是1995年竹简释文公布后，学术界对于《文子》的研究再掀新潮，由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几乎可以称之为《文子》研究专辑，而对《文子》进行研究的硕、博论文以及学术论文已达一百三十余篇。

总的看来，学者们大多比较重视对《文子》的文本研究。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今本《文子》与竹简《文子》的关系，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文子”其人的身份、年代推测，《文子》其书的撰作时代等。此外，学者们也对《文子》的思想进行了尝试性研究。本文选取了竹简《文子》释文刊出以来学界关于《文子》思想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希望能反映出《文子》思想研究的现状以及基本走向。

一、《文子》的学派归属

对于《文子》所属学派，张岱年、蔡靖泉、吴光以及近几年撰文的周国凤、李洁等认为是黄老学派作品。艾力农认为《文子》是黄老之学中的道德家，区分了黄老之学中黄学与老学成分。陈鼓应认为《文子》是黄老易学作品。唐兰、王葆玄等认为是老子学派作品。也有学者通过《文子》的地域属性来判定其学派归属：魏启鹏认为文子属北方道家，主张将其作品归为黄老学派；王三峡、徐文武、孟鸥则认为文子属南方道家，主张将《文子》归为老子学派的作品。还有学者主张将《文子》视为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过渡环节：李学勤主张《文子》是《老子》到帛书到《淮南子》间演变脉络中的中间环节；葛刚岩、刘群栋主张将《文子》视为老子道家向黄老道家过渡的中间环节。赵雅丽主张区分简本与今本。曾勇和蒋晶则主张不详加区分，只将其宏观定位为融合先秦道、儒、墨、法诸家学说为一体的道学经典。

二、《文子》中的道论

学者们对《文子》的道论思想有着一致的观点，认为它首先继承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同时又指出《文子》的道对其有所发展，更加强调道的可知与实用。陈丽桂指出“文子的道还是以老子的虚静、无为、柔后为主要内容”，但“《文子》论道的目的不在于交代作为生化源头的本体，而是要关照这个虚无本体落实在人生事务上，尤其是政治上的运作问题”，即《文子》所论之道是“人事方面的政道、治道、成败祸福之道，尤其是人君的统御之道”。［1］丁原明指出《文子》道论“同老庄道家一样，将道作为最高哲学范畴”，但与老庄抽象化喻道不同，《文子》以泉水喻道，是对道“物质论的感受”。［2］

也有学者指出《文子》的“道”是和“气”相联系的。丁原明指出：“《文子》在稷下精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论与气论统一起来。《文子》把‘道’视为内含阴气与阳气两种自然力量的整合存在。”［2］刘绍云直接指出：“道与气的结合，首先在《文子》中得到了实现，这是中国古代本体论一个值得重视的转折点。”曾勇、唐明燕亦有类似论述。

还有学者从《文子》中“道”与“德”的关系进行切入，陈丽桂认为《文子》将“道”与“德”并存或连称，以作为最高的人为价值标准。丁原明指出《文子》认为“道与德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本体与功能的关系，并赋予道以物质的实在性，就较好地解决了‘道’与‘德’的关系问题，说明道与具体事物不隔绝，它就遍在于事物之中，因而对老子哲学进行了变革”［2］。刘伟通过对竹简《文子》中“道”与“德”两个重要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得出了“‘德’是早期儒道之间相互联系的结合点”的结论。

此外，丁原植还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子》的道。他认为《文子》“道”的概念是古朴简要的，并从“神听”、“有始”、“元根”、“有信”与“宜人”五个方面展现了“道”观念的意义。他认为《文子》“‘道’的观念是对人文建构始源基础完整的一种界定”。另外他提出文子由“道”建立了圣人的意义和王道理想。

对于道的获得，丁原明指出“是通过‘听’来完成的。并指出学道要以‘神’听，追求修道的最高境界”［2］。

三、《文子》中的无为

学者们对《文子》无为思想分析得出：文子的无为是对老子的无为学说的扩大和重新界定，将无为理论提高到了新的层面。

丁原明一方面认为“《文子》无为思想的基调仍停留在原始道家的自然无为限阈内，并无多少精神创新”，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其无为思想中“包含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能动的主体性以及君道无为说这些新特点”。［2］徐文武认为《文子》倡导的是一种能动的无为观，要有“合规律性的有为”，要通过无为来达到有为的目的，统治者治国要去除私心与嗜欲，尊重自然规律，尊重民心民意，这样才能达到更好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王三峡提出《文子》对无为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对无为理论有了新的贡献。她认为《文子》无为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因”，统治者治国要“因民之性”，不要超前作为，要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积极有为，建功立业；并且认为，君无为，而臣有为，并进一步指出《文子》用“执一”、“守静”解释“无为”进而得出“《文子》把‘无为’理论变成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并且消解其原有的保守性，代之以积极的有为”的结论。李洁指出《文子》通过“贵因”将“无为”与“有为”联系起来。

四、《文子》中的法

关于《文子》的法思想，学者们从《文子》关于法的理论基础、立法原则、法的特点、执法原则、法的地位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观点有一致的地方，同时也闪烁出各家的思想光辉。

王三峡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文子的法治思想。她首先指出了文子关于法的思想提出的背景和代表的阶层利益，认为“《文子》的法治思想正处于早期法家人物商鞅与晚期的韩非之间，是在各国先后实行变法革新，变法的功过利弊都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产生的”，指出《文子》的法治思想“处处体现出道家特点，具有浓厚的温和色彩，它代表的应是新兴地主阶级温和派的思想和利益”，此外还从立法基础，法的特点以及法的地位等方面具体地分析了《文子》的法治思想。

对于《文子》立法的基础，王三峡指出文子“因人之性以立法”，以人性作为立法的前提依据。刘绍云指出文子是较早倡言法治的一位思想家，其法治思想建立在以“道”为基础的世界观之上。王沛也认为《文子》的“法”本诸“道”、“法”当本诸“人性”。褚兆勇指出《文子》中的“法”是建立在“人性平”的哲学基础之上。

对于《文子》法治思想的特点，学者们的分析相同。徐文武、王三峡、刘绍云都指出文子主张“法宽刑缓”，“法与时变”。同时徐文武注意到《文子·上义》中提出的“禁君”思想，王三峡则指出文子屡言“正法”，二位都认为《文子》强调法治的公平公正原则，认为君主也受法治的制约。

对于《文子》论法的地位，学者们的观点一致。徐文武、王三峡等人都指出《文子》对法治采取谨慎态度，认为法是治国的工具，并不是治国的根本，而只是治国之末，只起辅助作用。王沛在同意上述观点的同时，从矛盾的角度分析了《文子》中法的思想，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还有学者把文子和诸子的法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褚兆勇认为《文子》中的法不仅具备了“法与时变”、“一断于法”等法家的共性特点，而且还具有自正、法宽刑缓等个性特征，不但与仁义礼有密切关系，而且又以合“道”、“德”为最终宗旨。周娟娟、王前坤认为《文子》有对《老子》法律思想的继承发展，并且兼容各家法律思想，从头至尾都隐含着古代自然法的理念。赵红玲认为《文子》“道乃法之体，法乃道之用”的思想可看做是法家思想的先驱。

五、《文子》中的兵学

《文子》中丰富的用兵思想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姜国柱指出《文子》的军事思想是对《老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认为《文子》反对战争，主张以无事而取天下，认为“得一言之当”就可以不战而胜，将战争分为义兵、应兵、忿兵、贪兵、骄兵五种，对战争的性质有清楚的认识，主张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主要地位和作用，提出“欲胜人者先自胜”，将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转换运用到军事领域中，继承了老子“以奇用兵”的用兵之法。陈丽桂进一步指出，《文子》的兵论既合道家“戒骄忿、止贪争”的本旨，也合儒家道义原则。张丰乾也有类似论述。周国凤指出《文子》的“五兵”说是在黄帝四经“三兵”说的基础上，更详细、更合理地归纳而成。

赵雅丽将《文子》论兵与诸子相较，指出其论兵具有独特之处，具体为：其一，与各家论兵侧重点有所差别；其二，《文子》论兵贯穿全书各篇，而诸子为专篇论述。然而“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文子》与诸子同样重视兵事，可见其所处时代背景相通，符合战国至秦末汉初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3］。

六、《文子》中的辩证法

受老学、易学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文子》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在释文公布前就受到关注，如丁原明指出《文子》对“无为”与“有为”赋予了辩证的理解，认为《文子》的“无为”实际上是“无不为”；而吴显庆更是从统治者与民众关系、治国方法、政治道德观等多方面对其辩证法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释文公布后，姜国柱指出《文子》提出权谋取胜的军事谋略，可谓辩证思想在军事方面的体现，周国凤对《文子》“不尚兵但适时用兵”的辩证思想加以阐述，罗仲祥关注《文子》对“贤”的辩证认识，指出“文子是第一个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能辩证地‘辩’贤的”［4］。

继陈鼓应从今本《文子·上德》篇中发现了易传内容之后，也有学者对《文子》中的易学思想做出了分析。如李定生认为《系辞传》中的大恒即《文子》中的大常之道，就是老子的常道，进而质疑《系辞传》是儒家经典这个已经流传两千多年的定论。曾勇认为《文子》中的“气”便是《周易》之“易”，“和”是二者共同的境界，“变”是其共有的特质。周国凤指出，“《文子》与《易传》有很多相同的思想，他们都重时变、尚阳刚、尚简易、慎几微”，并认为“《文子》与《易传》这些相同的理论观点可为《易传》为道家作品添一有力佐证”。［5］

从15年来学术界对于《文子》思想研究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文子》的学派归属，道、无为、法、兵、辩证法等思想做出了较有价值的研究，但对于《文子》思想内涵的研究仍有停于表面之嫌，研究著述、论文虽多，但除了个别论文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外，其余则少有创见，因此，对于《文子》思想内涵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1］陈丽桂．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A］．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C］．北京：三联书店，2000．

［2］丁原明．《文子》的黃老思想［A］．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3］赵雅丽．略论《文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用兵思想及其进步性［J］．军事历史研究，2006（4）．

［4］罗仲祥．简本《文子》的思想内容及对老学史的意义［J］．毕节学院学报，2007（3）．

［5］周国凤．《文子》与《易传》［J］．安徽文学，2008（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I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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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395（2011）02－0007－03

2010 -12 26

刘迎春（1985—），女，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