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嘉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新时期小说的悲剧意识

何玉嘉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新时期小说的悲剧意识,主要在于关注人性深层次的扭曲与无奈。它并不排除英雄成为悲剧主角的可能,但却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平常人,在对平常人生的体察中提示其悲剧性。根据其造成的原因,新时期小说悲剧意识存在如下形态:社会意识形态酿造形态、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影响形态、人性缺陷导演形态等。

新时期;小说;悲剧意识

人类的进化史是一个极其伟大崇高的悲剧过程,不管进化到哪个阶段,都会遭到新的困惑、痛苦甚至毁灭,不可能有永恒的安宁。[1]因此,在文学创作上,创作主体对人类这一复杂处境作形而上观照时所产生的情绪、观念,即悲剧意识,必然成为每个时代文学艺术的组成要素,甚至文学中所凝结的悲剧意识的重与轻、多与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其观照生活本真状态的质量及审美品位的高低。悲剧意识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也体现了这一规律性。

一、关于新时期悲剧意识的理解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悲剧”这一概念没有出现过,而欧洲早在古希腊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并相继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悲剧的著作问世。中国仅仅是在《王子复仇记》、《黑奴吁天录》等西方悲剧以及关于悲剧的西方论著译入中国之后,才出现了“悲剧”这个概念。因此,西方悲剧理论一开始就处在经典的地位,而这一地位又使其一贯成为衡量悲剧真伪或悲剧质量的尺度。有部分中国学者就此认为,中国(包括新时期)没有真正的悲剧,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1]确实,如果用西方的悲剧定义和悲剧模式来衡量中国悲剧,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就不难断定了,但是,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的悲剧意识,到了近现代也不例外。此为题外话,故不赘述。

那么,新时期有没有悲剧意识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先来看看西方传统悲剧理论对悲剧人物的界定。古希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悲剧家所界定的悲剧,都是英雄悲剧,他们在塑造悲剧主人公时,总是一方面夸大平常人性中的小善,一方面又夸大其人性中的小毛病,所以悲剧主人公都不是平常人,而应当比一般人好,同时又比好人坏。总之,他们要求悲剧主角应当是具有某种特殊本领的、超越常人的英雄。但绝大多数人只能是凡夫俗子,当英雄被塑造成型时,也就是他们被架空的开始。因此,在这种悲剧观指导下的悲剧意识先天地缺乏对人类生存普遍的人文关怀。古老的悲剧家们在体察人生时,往往不愿看清社会生活的全体,从而导致悲剧意识在反映生活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的失真。而新时期早期小说的悲剧意识则有所不同,它并不排除英雄成为悲剧主角的可能,但却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平常人,在对平常人生的体察中挖掘更深的悲剧意义。《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是一个平凡的女性知识分子,《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里的邢老汉只是一个再朴实不过的农村老头,等等,也没有哪个是英雄式的人物。因为,在现代生活中,正是最普通平凡的人承受着最沉重的生存压力。传统悲剧中激烈的意志冲突、惊人的剧变、显目的行动,流血、眼泪、死亡等,这些距离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悲剧精神并不体现于这些外在形式,它体现于人类心灵中深沉的命运感受。这或许更接近于鲁迅先生提出的平常悲剧观:“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这种悲剧观反映的社会内容都是最平常的生活,因此,它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并且也更有可能揭示社会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更具有悲剧的深度。新时期小说家的悲剧意识正是在这种悲剧观得到确立的前提下形成的,所以它可以说是一种平常悲剧意识。它填补了传统的悲剧意识在关注人类这个大题上的空白,体现出深广的人文关怀精神,是一种西方文学家们所没有的独具特色的悲剧意识。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不可能完全套用西方经典悲剧理论来阐释、论证、度量的——如果真能这么做,或者非那么做不可,那么,这里的写作就毫无意义了。一些学者在谈到中国文学悲剧精神的缺失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设置了独尊西学的话语霸权。

文学是要与时代共同进步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同理,当代中国可以而且应该拥有自己的悲剧意识,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与遥远的古希腊、中世纪的欧洲相比,无论在社会形态、经济条件,还是在文化心理、文学语境上,都存在着千差万别,有的甚至是根本的不同。客观条件的差异,要求悲剧意识不能照本宣科,而是促使了本土化现象的出现。如果无视这一现象,不分清条件就拿冠冕堂皇的西方理论至尊来绑定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无疑是机械的做法。

综上所述,新时期早期小说的悲剧意识,主要在关注人性这一层面上觉醒发展了。它在选择悲剧人物上与传统悲剧理论同中有新,把之前被忽视的小人物拉进了悲剧中,因而具有更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而在内涵上则把焦点聚向人的异化。当然,这不是新时期唯一的悲剧意识内涵,除此之外,还有人们所熟悉的人的两难式悲剧[3],否定式悲剧。

二、新时期小说悲剧意识的存在形态

如果追究新时期早期小说悲剧产生的原因,悲剧意识起到了导向的作用,它对作家的视角及探索的结果有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悲剧原因的挖掘,悲剧意识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存在形态。因此,对悲剧原因的概括,就可以看到悲剧意识的存在形态。新时期小说悲剧原因的挖掘经历了一个从表面到深层,从显像到潜在,从可感到不可感的过程,与之对应,其悲剧意识也存在不同的形态。

形态之一:社会意识形态酿造形态。在许多文本中,人物的悲剧表面上都是由一两个或几个丧心病狂的敌对者造成的,其实不然,个人是不能成为他人的悲剧原因的。若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对一个国家或民族造成悲剧,那么这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就值得追问了。[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不少小说,正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思上。莫应丰的《将军吟》是代表作之一。作为共和国功勋卓越的将军,空军司令员彭其,把祖国领空的安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就是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革命骨干,在“文革”中遭到绑架、监控、隔离审查,受尽肉体的折磨甚至人格的侮辱。作者通过一个爱憎分明的将军同阴谋家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揭示了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教训: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人被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部分人被迫成为“阶级敌人”而失去做人的资格,一部分人因为“以革命的名义”摧残同类而沦为兽性发泄,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爱。而《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则是从小人物的遭际来对左倾错误发出质疑。邢老汉在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天灾后,并没有丧失希望,正当他张罗着重建家园的时候,农村“大跃进”运动不仅没有兑现“共产主义”的许诺,连再讨回个老婆的希望也成了泡影。后来,大饥荒使这个原来穷得娶不起媳妇的庄稼汉娶到了一个逃荒的女子,但不久她终因迫于政治原因悄悄地离开了老汉。为了排遣失去女伴的寂寞,老汉养了一条黄狗,但作为他生活唯一安慰和寄托的狗,也在当时匪夷所思的“打狗运动”中被枪杀了。作品着意把他的精神痛苦和孤寂写到令人颤栗的程度,形象地展示了极左政治路线肆虐下小人物精神生活的惨痛。此外,《人啊,人》、《芙蓉镇》、《灵与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

社会意识形态还包括当时的生活环境。有些作品则着眼于周围环境对人性的腐蚀作用上,如个人主义、官僚主义、金钱至上的环境使人堕入庸常。《一地鸡毛》中,机关干部小林逐步知道了生活的黑暗与虚无,所以他最终放弃了意义和精神的追求。他一旦放弃了精神追求,就能成为生活的强者,我们不必再为他的生活前景担心,但是,一个怀抱美好理想的热血青年无法融入社会,甚至被社会否定同化的事实,却不能不使我们对这一社会环境倒吸一口凉气。《玉米》里的玉米是位争强好胜的农村女子,由于父亲的政治权势,一度与飞行员彭国梁联为婚姻。然而,不久父亲因生活作风败露遭到了撤职的处分,随之而来的便是彭国梁的退婚。不可否认,玉米复杂的欲望中含有自私阴暗的一面,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客观的社会现实是否为她抵达欲望提供了应有的条件。恰恰在这里,玉米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自身欲望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与错位,致使她达到欲望的企图只能是一种虚妄的设想。

形态之二: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影响形态。不少社会现象都有着很深的文化根源,而不同的文化又可能造成不同的社会现象。鲁迅曾提出过要改造国民性,就是因为痛心于传统文化中某些不良因素对国民的负面影响。“文革”这场悲剧发生在中国,能完全归罪于意识形态的失误吗?这里面,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余续恐怕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悲剧纯粹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甚至有时社会因素要排在传统文化因素之后。

《活动变人形》所解剖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然而解剖之后得出的结论丝毫也不使人乐观。我们倒是从这个在畸形的环境与畸形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不同文化的输入所造成的人格分裂,而分裂又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性所具有的排斥能力。王安忆的《小鲍庄》也不可忽视。小鲍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藏污纳垢之处,历史的变迁,人事的变动,并没有驱散笼罩其间的阴沉沉的云雾,世世代代重复着盲目的繁衍、盲目的劳作,却从不问为什么这样活,还有什么别的活法。庄里破天荒地出了个小英雄——捞渣,似乎给阴冷幽暗的小鲍庄带来了一点暖气和亮色,但作品的悲剧意识恰恰在这里得到了最深刻的揭示:捞渣正是小鲍庄这块长年荒芜的沼泽地里生长的一颗小小的果实,如果得到充实的阳光和丰富的养料,它会健康地抽芽拔枝的,但他先天不足的身体却充斥了先辈的遗传基因,他的“谦逊品质”和“仁义之义”,正是一个儿童成长发育受扭曲的变态反映,是对人类天生的自觉的摧残。这样,传统文化在小鲍庄一连串悲剧事件里,起到了比社会意识形态更深层的影响。《尘埃落定》、《陈奂生上城》、《爸爸爸》、《白鹿原》等小说也在这方面有所反映。

除了一般的文化视角,有的作品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则深入到婚姻、爱情和伦理道德领域,提出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这个长久影响人类生活的问题。小说中的主人公钟雨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却与一个没有爱情但家庭生活也和谐的老干部长期刻骨铭心地相爱着。小说通过人物的爱情悲剧,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非常现象,没有爱情的婚姻和不被尊重的爱情,并借此剖析了某些社会伦理道德的顽固,表现了“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这一严肃但又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主题。从争取人人应该有爱的权利,到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的、应该选择的、合乎道德的爱,张洁显然在对爱情的思考中又跨进了一步。

形态之三:人性缺陷导演形态。我们不能过多地把责任归咎于民族文化,当我们用形而上的眼光盯住上层建筑不放时,我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其实许多缺陷和弱点绝非中国人所仅有,而是为人类所有,是人性的,不是民族的。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只有当我们的灵魂因痛苦而吁请拯救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悲剧。”[5]

中国人关于人性的研究总是滞后于时代的需要。古人对人性的认识并不缺乏深度,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五四”后,部分作家开始自觉抒写人性,但仍挣不脱社会和民族的吸引力,理论方面也没能深入。20世纪50年代后,人性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人性论”为“阶级论”所取代,直至80年代初,理论家们在提及人性时仍不免小心翼翼。

幸运的是,理论上的贫乏,并没有妨碍文学对它的注视。《黑骏马》中的爱情悲剧,自然有抹不掉的社会原因,但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自己,却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索米娅被黄毛希拉奸污而失去贞洁,白音宝力格的原始性虚荣与几乎所有还未得到高级文明教化的男人都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自尊、羞辱感与愤怒,致使他放弃了青梅竹马的索米娅而痛苦远走。就索米娅而言,她虽遭到玷污,但她纯真之心未泯。然而,当白音宝力格后来终于认识到这个事实时,已人事皆非。一切都不再能逆转挽回。他深陷悔恨、缺憾与内疚之中,并且可能终身因此而郁郁不乐。可是,难道他可以完完全全地怪罪社会吗?《黑骏马》的大草原,人迹稀少,很少市井生活的社会风景,致使我们想不到这与社会有什么关系。这是白音宝力格自己的过失。

新时期小说在悲剧意识体现形态上,视野较为开阔,从以上三方面,我们也触到了其悲剧意识的深层原因:社会意识形态,传统文化负面因素,人性的弱点。一场悲剧,其原因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若干种原因纠合在一起。《玉米》中,如果说玉米的悲剧只是社会环境造成的,那我们的理解就不免过于简单了。她好虚荣、嫉妒,为了追逐权力,维护个人利益,她可以谄媚老得能做她父亲的丈夫,甚至像娼妓一样作贱自己,也可以毫不犹豫地中伤自己的亲妹妹,其人性的恶毒,完全粉碎了家庭伦理温情脉脉的神话。她身上的阴暗和卑劣,恰恰也是人性普遍的弱点。这些弱点不管是社会属性还是自然属性,均是人类文化的积淀。玉米只是女性的一个代表。她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女性身上仍然残留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她们一方面对权力崇拜、依附,另一方面又承袭了男尊女卑、夫荣妻贵的封建思想,最后只能丧失女性自我应有的性别意识而走向末路。

悲剧意识是沉重的艺术知觉,它需要思想同样沉重的作家将它举起。一个只知道逃避现实,取悦读者的作家,是不可能掂得起悲剧这块磐石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时期相当一部分作家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并没有被传统的乐感文化冲昏头脑,而是自觉地肩负起对社会甚至人类的责任,在自我复杂的批判式的思辨中探寻悲剧之源。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因而对人类的生存状态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但却不是对世界绝望,也不是对自我生命放弃,而是给予了遭遇不幸的个体终极的人文关怀,并由此奉献出他们拥抱生活的热情。

[1]路文彬.悲剧精神的缺失——对于中国小说历史病症的一种比较分析[J].文艺评论,2002(5).

[2]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吕新雨.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I207.42

A

1673-1395(2011)05-0001-03

2011-02-11

何玉嘉(1963-),男,广西象州人,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