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春秋谷梁传》中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举凡是尊者、贤者、亲者的耻辱、过失、不足，都最好少说，对那些有失三者体面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孔子在《论语》中有过相同的倡导，他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种应该获得尊重的情感，应加以尊重。于是乎，中国就形成了为贤者讳的传统，甚至到了有些可笑的程度。

比如，为了为贤者讳，甚至连贤者的名字都成为忌讳的对象。人们所熟知的田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把孔子的“丘”字念成“区”的故事；司马迁把《史记》中所有讳其父的“谈”字都去掉了的故事。诸如此类，讳得可笑。连名字都讳，所谓贤者的“耻”“过”“疾”，就更不在话下了。此风迁延，至今不绝。近读丁东主编的《先生之风》一书，仍有斑迹可寻。

《先生之风》，大多篇目是学生追念师长的。对于学生来说，师长自然为尊为贤，通讀全篇，为尊者、贤者讳的情感弥漫，很难发现学生眼中的师长有何“耻”“过”“疾”。从真实情感上，这倒也可以让人理解。可是，有的师长的“耻”“过”“疾”，已为学术圈内所知，或者师长本人并不讳，而学生仍为其讳，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譬如书中两位学生对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周一良先生的“讳”。

邓、周两位先生都是史学大家。20多年前，我在历史系就读中国古代史以及后来在这个领域吃饭那几年，对两位先生心中敬仰得无以复加。因导师之间相熟的缘故，还有幸数次见到过两位先生，也隐约知道，两位先生在“文革”中“有点事”。后来，在两位先生的回忆中，也不讳言“那点事”。

就邓先生而言，“文革”中，在“儒法斗争”的高潮中，修订出版旧作《王安石传》，增加了“儒法斗争”立意，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了一回“四人帮”的“反党”行为。后来邓先生说：“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一良先生而言，“文革”中“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甚嚣尘上之际，周先生因此被调入“梁效”，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周先生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坦言地讲到了当年的境况。

说起来，在“文革”泥沙俱下的荒谬年代，两位先生这点事还真不是什么事。无论是邓还周，后来说起来，不讳言，自然含着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当年大背景下行为的某种自责。但是，在本书中，先生的两位弟子却对先生都不讳言的事情，喋喋不休地替先生辩解。

邓先生的学生说：要求邓先生不做那点事，是“人们对于他们有一种不近情理近乎苛求的道德要求，那根本是圣人的标准”。周先生的学生说：我觉得一良先生也没有什么需要愧疚的。不就是怀着远远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的“原罪感”，被人利用做了“驯服工具”吗？调入“梁效”难道不是至高无上的“组织”的决定？在“梁效”充当“顾问”难道不是为伟大领袖服务？⋯⋯

两位学生的辩解，是“为贤者讳”遗风的延续。这种辩解有些让人摸不着边际。其实，没有人以圣人的标准要求两位先生，至少鄙人从来没有把这点事看作是两位先生道德上的瑕疵。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纳粹德国因希特勒起，是不是清算了希特勒，那些服务于希特勒的人都以他们都不是“圣人”而脱责？德国的历史并不如此。如此说来，两位学生刻意“为贤者讳”，不免捉襟见肘了。★

《先生之风》

丁东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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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

沈志华

社科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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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握大量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研究者对中苏关系的许多重大事件做出的新注释。

《中国1911》

伍立杨

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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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出辛亥革命上半场与下半场的概念。所谓上半场，乃是倾覆帝制，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所谓下半场，即指民国肇建，挥师北伐，统一全国。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美］彼得·海斯勒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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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活在北京的美国人，考取了中国驾照，此后七年，他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观察因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中国。

《地老天荒读书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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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杂书”，作者以书喻今，有对“红”朝旧事追今抚昔，对文坛、梨园旧事赏析趣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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