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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褒禅山记》与《石钟山记》之比较

2011-03-20刘春

文教资料 2011年13期
关键词:褒禅山石钟山王安石

刘春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镇江 212016)

无论是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还是在五年制高职语文教材中,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与苏轼的《石钟山记》历来是古代文言散文的必选篇目。两文的作者同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而且两文在教材中也常常被编排在同一个教学单元。作为北宋游记散文的代表,两文都是通过记游以说理的上乘之作。将这两篇“记”进行“同中求异”、“辨异求同”的比较研读,我们发现,两文在写作时代、谋篇布局、主题阐发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有旨趣和特色,在古代游记散文中各树一帜,各领风骚。

一、写作年代大体相同,凸显了同中有异的文学主张

《游褒禅山记》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 (公元1054年),正是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志得意满,要在仕途上大展宏图之时。《石钟山记》作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及“乌台诗案”而被贬后的宋神宗元丰七年 (公元1084年),苏轼由黄州赴任汝州的途中。两文写作时间虽前后相差30年,但都是写于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反对北宋初年浮糜文风,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已取得彻底胜利这样一个大背景。王安石和苏轼在文学创作上深受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文学创作趋于成熟。两人都批判那种“力去陈言夸末俗”和“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1]注重文章为社会现实服务和理性的说服力,可以说这两篇“记”就是他们文学主张与写作实践的体现。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联系起来,他既是一位文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家,在文学上也是个革新派。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反对北宋初年浮糜的文风,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2]他的诗文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他对文章实用性重视超过其艺术性。[3]《游褒禅山记》不以写景状物见长,而以立意超卓取胜,就是他文学主张的鲜明体现,也是他“思想性格的侧面写照”(《古文鉴赏辞典》)。此文写作四年之后,即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抑制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中央集权。[4]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终于发动了一场政治改良运动。可以说,他那种力排众议、锐意变法,虽屡次罢相,但每次起用后都义无反顾的精神力量,正与这篇游记中所蕴含的进取精神交相辉映。

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苏轼(公元1037—1101年)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注重文学的独创性和表现力,认为作文应“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见《答谢民师书》,下同),提倡文学创作中的独创精神。又强调“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5]他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6]作为“五记”之一的《石钟山记》(其余“四记”为《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借景说理,可读性强,正是他文学主张实践的结果。相比而言,在艺术性上,可以说《石钟山记》超过了《游褒禅山记》。文中对石钟山夜景描写生动,形象感人,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这是苏轼对古代散文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说《石钟山记》是苏轼“诸记中特出者”,说它写得“潇洒自得”;刘大櫆评价此文为:“坡公第一首记文。”确实道出了本文的特点。[7]

二、叙议结合写法相同,记游议论各有侧重

两篇游记都通过记游来说明道理,叙议紧密结合,前后呼应,事、理浑然一体,因事见理,卒章显志;且层次清楚,结构严密。但两文在叙议结合的具体安排和侧重点上又有不同。

《游褒禅山记》除最后补写外,主体分为记游和议论两部分,前面记游山,后面发议论,它是上下相对、两相配合的二元结构,重点在分析说理。文章在简要记叙游前洞和后洞的经过后,用“于是余有叹焉”一句,陡然一转,引起了后半篇的一番议论。作者因此联想到:“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一般人只想走平坦的道路,只在近处盘桓,像游山的人大都只在前洞看看一样,他们不愿走到艰险和遥远的地方去,可是世间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总是在“险远”的、人迹罕到的地方。要到“险远”的地方见识那些“奇伟瑰怪非常之观”,首先要立定志向;立定了志向,还要有能力;有了能力,还要有毅力。在“幽暗昏惑”的地方,还要有所凭借和帮助,像游后洞时需要有火把照明一样。不要在能力还够使的时候就停下来,否则徒然让人讥笑和遗下无穷遗憾。这是作者在这次游山后所悟出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道理。可是还没有完,作者又由“余于仆碑”引出了“学者”应采取的“深思”而“谨慎”的治学态度。因此,整篇文章的重点在议论说理,逻辑严密而又自然流利。

《石钟山记》首段以议论为主,记叙为辅,提出问题并点明游山的动机。中间一段记叙游山,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写探访考察的经过。同时运用了写景、状物、拟声的描写方法。描写环境,渲染气氛,以证明石钟山命名的缘由。末段以议论照应开头,交代作记的原因和感想,水到渠成。还有作者议论兼抒情的踌躇满志的感慨,写得饶有兴味。三段文字是议从记发,记从议起,穿插描写,紧密结合,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总体上是“议论—记叙—议论”的回环链型结构,重点在于记叙、描写夜游石钟山的经过和景物。

此外,作为游记,两文都交代了写作时间和同游的人,但在文中所处的位置又有不同,前者是在文末用补叙的方式介绍了同游的四人和写作时间,而后者则是在文中,即游山前交代时间和同游的人。

三、主旨异中有同,治学精神一致

《游褒禅山记》通过游褒禅山的经过,着重阐发了两个观点:一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恒心,有毅力,要不避险远,知难而进,反对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并指出要达到崇高的目的,除了有崇高的理想(“志”)和足够的能力(“力”)之外,还必须有坚定的意志,不随人而止,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物”)辅助。在“志”、“力”、“物”三个条件中,尤其是强调了“尽吾志”的作用,“志”是第一位的。二是从所见的仆碑而联想到古书残缺不全,以讹传讹者甚多,因此做学问的人必须“深思而慎取之”,不可人云亦云。

《石钟山记》作者带着石钟山命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的疑问,通过实地考察(“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探究石钟山命名的真正缘由,并就此发表议论,提出凡事必须“目见耳闻”而不可主观臆断的正确主张。这不仅是作者身临其境,实地考察,辨明石钟山命名缘由的一种感悟,而且融入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尽管他的考察不完全正确。

《游褒禅山记》的第二个观点与《石钟山记》的观点体现了相同的思想,即在治学和做学问的态度上必须谨慎、躬行,要有不迷信前人、敢于质疑、善于思考、大胆探索、注重实践的精神。因此,两篇游记散文所表达的主旨异中有同,治学精神一致。

四、语言明白畅达,风格各树一帜

王安石和苏轼同属于北宋散文大家,他们的文章语言大都明白畅达、朴素自然,但由于人生阅历的不同和文学主张的差异,语言风格各树一帜。

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摹物象,从感情上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练朴素。《游褒禅山记》第一自然段按照由山—院—洞—碑的顺序记叙,行文简洁,没有过多的景物描写。第二自然段记叙游华山前洞和后洞的经过,也是非常简洁的;然后由自己“不得极夫游之乐”引出下段的“余有叹焉”,进行严密的说理。经过几次转折,层层深入地论说“余之所得”,结构严谨,说理透辟,笔力雄健。这是与前文所述的他的文学主张有关的。故而他的游记不是为“记”而记,而是借“记”以说理,更没有那种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

苏轼既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又注重文章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作用,因而形成了他文章语言汪洋恣肆的风格。《石钟山记》写夜游石钟山一段突出地写了骇人的怪石、夜鸣的栖鹘、涵淡澎湃的波浪声;还相应写了人的心理反映,“心动欲还”、“舟人大恐”,渲染阴森可怖的气氛,使人如身临其境,印象深刻。运用想象、夸张、比喻的手法,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绘声绘形,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色,十分逼真,正如他自己所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8]而这段环境描写,渲染气氛,正为末段 “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因此,又是为表达主题服务的。由于阅历丰富和学问渊博,苏轼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种种限制,力求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境。这就使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说》),达到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境界。

北宋后期的苏门诗人陈师道曾云:“韩退之(韩愈)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耳。”(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道出了宋代散文长于议论的一个普遍特点。这两篇游记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

[1][2][5][6][8]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5:11,35,54-56.

[3]莫砺锋主编.文学鉴赏[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8,第1版:108.

[4]施肇基主编.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教材《语文教学参考书(上册)》[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6:99.

[7]燕宪俊.苏轼散文名篇“五记”艺术特色初探[J].文学教育(上),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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