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旸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1937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抗战使得知识分子的主流语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抗战成为了诗人们不可回避的母题。“抗战诗的总主题不外是忠于一朝、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对异族的同仇和预言最后的胜利”①，然而艾青和穆旦却同时选择了另一个主题：对土地的关注。相同主题的选择使得两位诗人风格、气质的共同点和差异更加突出，本文以“自我”为切入点，以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穆旦《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为分析文本，旨在探究抗战语境下艾青、穆旦风格和气质的共同点和差异。

主题的选择显示出了两位诗人区别于一般抗战时期诗人的共同特点：忧郁和深沉。艾青的忧郁是他自己承认的：“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②穆旦的沉郁基本上也是评论家们的共识：“穆旦诗的基本风格是悲观和冷静的。”③“这就是穆旦的沉郁……”④然而评论家们通常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两位诗人忧郁深沉的特点，比如认为艾青的忧郁源于“忧国忧民的强烈情绪的一种必然”⑤，而穆旦的沉郁则源于“理性光芒的睿智”⑥，但是多数人忽略了他们忧郁特点的一个共同表现：对土地民族的、历史的关注。这个共同点可以从两首诗意象的选择上得到体现。两位诗人都选择了寒冷、风、土地、农民这样的意象，这是中国北方农村的典型画面：“风扫着北方的平原”，“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车夫在林间赶着马车，婴孩在屋顶下哭泣。尽管两位诗人在描写时情感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仅是这一幅北方农村寒夜图的选择就表明了两位诗人和抗战时期一般的诗人不同，他们没有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⑦这样应景的呼号，没有让自己的思考完全被抗战、流血所淹没，而是透过了硝烟，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北方平原，厚重的土地象征着历史的延伸，土地上的农民象征着中华民族，他们试图在最典型的中国农民的身上寻找到中国的民族性和历史性。艾青和穆旦相同的主题选择一开始就为他们的抗战诗奠定了民族的、历史的高度，这不仅是他们与一般抗战诗人的区别，而且是进一步分析他们风格、气质差异的基础所在。因此，我们在分析两位诗人风格、气质差异的时候就以“自我”与民族、“自我”与历史为切入点。

“自我”与民族指向了“我”与抽象的本民族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具体论述之前，先讨论“我”和“我们”两个代词的使用。现代主义之后，“我”在诗歌中的意义呈现出了多义性，在穆旦很多诗中，“我”并不指向诗人自己，所幸，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一诗中，穆旦并未用到“我”这个代词，所以之后的分析不会涉及到“我”的多义性。艾青诗中出现的“我”就是指诗人“自我”。而“我们”一词则有将“我”和本民族其他成员同化的意味。从文本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共出现了7次“我”，仅出现1次“我们”，同时，对应“我”，诗中还出现了3次“你们”。似乎艾青并未把“自我”和中国农民融为一体，艾青和“戴着皮帽”“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的老农民，和“受尽敌人刺刀的戏弄”的小妇至少在身份上有本质区别。他是个知识分子，是个文艺工作者，当时还在“抗日艺术队”当队长。但身份的不同并没有导致艾青与这些典型农民的疏离，相反，艾青正是通过表明自己和这些农民感同身受来体现他和整个民族情感的一致性。“我的生命，也像你们的生命，一样的憔悴呀。”这样的诗句并不会让人感到艾青和农民的疏离，反而会感到诗人和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与艾青不同，穆旦《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的文本中1次“我”都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7次“我们”，似乎体现出了“自我”和民族很高的融入程度。“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这样的诗句似乎在说明“我”和中国农民在身份上的一致性。但是纵观这首诗，我们很难辨认出抗战的痕迹，他更多地保留了永恒、思辨这样纯粹的美学的生命，保留了“自我”独立思考的权利，民族更像是被他拿来思考时间和宇宙的一个工具。这并不是否认他对民族的爱，而是这种爱更多的是一种永恒的哲学思辨，而非与之同甘共苦的情感皈依。总的来说，在民族性的问题上，艾青体现出和典型中国农民身份的区别和情感的一致性；穆旦将自己融入了民族，却疏离了抗战救亡的语境，试图坚持“自我”对纯粹艺术美学的追求。

“自我”与历史则指向了“我”与时间的关系。艾青的诗中并没有太多时间感，但是他却能看清战争和中国农民的一些本质。“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他不仅看到了“战争的路给谁走是最艰苦”⑧，而且看到了“只有他们才会真的走到战争的尽头，才会真的从自己的手里建造起和平——真的和平，而不是妥协，不是屈服，不是投降，不是挂白旗的和平”⑨。这样的领悟无疑带着历史的厚重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战争如何残酷，在历史中最有韧性的永远是中国的农民，他们坚韧、勤劳，能够抵御所有历史的侵袭。艾青抓住了历史中不变的东西——中国农民的韧性，并以此与历史相抗衡。相比较而言，穆旦对于历史的感觉则复杂得多，他诗中的人物都带有历史感，“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火熄了么？红的炭火拨灭了么？一个声音说。”这些片段都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就像是历史的一页剪影，甚至带有后现代的解构和碎片痕迹。“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在这些叙述中，穆旦致力于寻找“自我”和历史的连结点，他没有作果决的断言，而是试图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历程中找到那些隐藏在“他们走来又走去”的表象之后的历史本质，因为“历史的本质重心……既不在过去之事中，也不在今天以及今天与过去之事的‘联系’中，而是在生存的本真演历中”⑩。至于这种本质是什么，穆旦并没有明确指出，似乎归结到了生命在历史中的永恒的悲哀感。这种悲哀贯穿了穆旦大多数的诗作，甚至侵入到穆旦的爱国情怀里，诗人对民族命运的忧愁和对生命永恒悲哀感的体验融为了一体。总而言之，在历史性的问题上，艾青贵在发现了中国农民在历史面前厚重的韧性，穆旦则深发出了生命永恒的悲哀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抗战语境给了诗人们相似的创作母题，艾青和穆旦的题材选择体现出了他们高于一般诗人的深沉和厚重。尽管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土地，但是体现出的“自我”却具备不同的气质风格。艾青在情感上与国家、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体现出了宽广的民族性；穆旦却更愿意用哲学思辨的方式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无论在何时，他都保持了“自我”对纯粹艺术美学的坚持。

注释：

①语出朱自清，杜运燮，周与良，李方，张同道，余世存.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6.

②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12.

③杜运燮，周与良，李方，张同道，余世存.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5.

④同上：13.

⑤骆寒超.艾青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38.

⑥杜运燮，周与良，李方，张同道，余世存.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7.

⑦臧克家.臧克家诗选.香港港青出版社，1978.

⑧⑨艾青.为了胜利——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抗战文艺，七卷一期.

⑩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36-437.

［1］杜运燮，周与良，李方，张同道，余世存.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艾青.为了胜利——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抗战文艺，七卷一期.

［4］骆寒超.艾青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5］臧克家.臧克家诗选.香港港青出版社，1978.

［6］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萧映.苍凉时代的灵魂之舞——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