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古文辞类纂》到 《唐宋文举要》——兼论高步瀛对姚鼐文章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2011-03-20郑凯歌
梧州学院学报 2011年6期
关键词:评语
郑凯歌
(广西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从 《古文辞类纂》到 《唐宋文举要》
——兼论高步瀛对姚鼐文章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郑凯歌
(广西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姚鼐的 《古文辞类纂》以其较为精当完备的选文、精辟的评论和谨严的注释成为清中期以后学习古文的畅销选本,对桐城派古文标准的确立和传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步瀛选注 《唐宋文举要》显示出对 《古文辞类纂》的借鉴与吸收,也表现了高步瀛对姚鼐文章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古文辞类纂》;《唐宋文举要》;继承;发展
姚鼐被称为“桐城三祖”之一,其《古文辞类纂》奠定了他在古文选本历史上的地位,也使桐城派作为一个散文流派基本确立了自己的选文主张和文章观念。 《古文辞类纂》初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时值姚鼐主讲扬州书院,“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于是以所闻习见,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1]311。在随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姚鼐又几次修改《古文辞类纂》,终于晚年在钟山书院定稿。“嘉庆年间,康绍铺据姚鼐中年所订钞本刊刻,世称康本、康刻。道光年间,吴其昌据姚鼐晚年订本刊刻,世称吴本、吴刻。光绪年间,滁州李承渊得姚鼐晚年传其幼子姚雉之圈点本,请桐城萧穆取康、吴二本详勘而后刊刻,因李氏寓所名求要堂,世称求要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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