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媛，胡书志

（1.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2.四川省共青团达州市委，四川 达州 635000）

《道与逻各斯
——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中的矛盾

王瑞媛1，胡书志2

（1.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2.四川省共青团达州市委，四川 达州 635000）

在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中，存在着哲人的矛盾、诗人的矛盾、作者自身的矛盾。前两者是由于思想和言说的矛盾造成的，后者是因为作者寻求文化的共同性与当今社会倡导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这三组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构成了该书的主体。

道；逻各斯；矛盾；哲人；诗人

《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是一部中西文化比较的力作，作者张隆溪以西方阐释学为工具，以他对中西文化的谙熟，详细论述了中西文化中本源的思想概念“道”和“逻各斯”，并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它们对各自文化所起到的深刻影响作了强有力的阐述。其中，主要涉及的是哲人、诗人如何处理思想和言说关系的问题。可以说，作为文化“先进代表”的哲人和诗人对思想和言说的处理，是能够反应这一民族对思想和言说关系的态度及其演变的。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考察，张隆溪指出：“是为了拆除种种学术领域之间的栅栏”，“展示某些基本的、东西方共有的阐释学关注和阐释学策略”。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该书的作者希望我们不仅关注各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和强调它们的不可调和，也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两方面兼顾，才能达到真正的“多元”，才能达致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所以，对文化相异点和共同点、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辨证式思考，也贯穿于全书。

一、 哲人的矛盾

思想和言说的关系，无论中西都是哲人特别关注的内容。中国古代，老子在《道德经》中感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这说明了思想和言说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既具有语言、说明和尺度之意，又具有理性、规律的含义的“逻各斯”概念。一个词既有思想又有言说的含义，这必定值得人们思考，思考它们是如何统一起来的。也就是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能够统一？如果“道”不可说，那么“道可道，非常道”不是正在言说了吗？如果“逻各斯”是最高且最神秘的东西，那它和语言及理性不就存在着矛盾了吗？在类似的悖论中，哲人不得不深入思想和语言中进行思考。他们承认“道”与言说，“逻各斯”与语言确实存在差别，思想一旦被说出来就已经不是脑子里的思想，而成了另外的东西，因而唯有沉默无言才是思想的本真状态。同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反讽，哲学家总是不得不对他认为不可说的东西说许多话，不得不为阐明他认为文字中并不存在的东西写许多书。”“他们不得不把他们本打算沉默的事说出来，都不得不用文字来宣布他们对文字的不信任。然而，留下来的却恰恰是文字，甚至对写作的贬低也只能生存在写作之中。”也就是说，哲人不得不一方面承认自己所说的并非完全是自己所想的，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去说。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在《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中，作者提示我们，哲人使用“语言批判”来解决这一悖论。所谓语言批判，就是承认确实存在着思想和言说的“反讽模式”，确实存在着思想和言说的等级化关系，那是因为语言本身带有的隐喻性，使它不能完全充分地表达思想，所以，为了消除思想和语言之间的鸿沟，我们必须对语言进行批判。在该书中，作者列举了惠施和庄子的例子，当惠施挑衅庄子时，尽管他声称语言无用，但他还是使用了许多语言。庄子的解决方法是，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即“一旦你知道词的用途是暂时的，你也就从词的迷恋中解脱出来，从而能够把语言作为‘无言’或‘非言’来作为权宜的使用”。

用对沉默无言的关注和强调，对无言的理解来获得言说的权利，这是顺着“语言批判”的方向最后到达的地方。因为无论进行的“语言批判”多犀利、多有条理，最终得用语言来说明你的道理，而你正在使用的语言又必须经过批判，如此一步步走到最后，只有无言和沉默。于是去理解、体味无言在这里就显得特别重要。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很不幸地发现，又回到了原点，即通过语言去理解它。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语言—无言—语言。但实际上，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我们并非原地踏步，而是不断地审视自身的语言和思想，不断自省，扬弃旧的，产生新的，“其中还是有进行，只是一种波浪式差池的进行，或者螺旋式的进行而已”[2]493，“这也就是纪德的进步，螺旋式的进步”[2]497。在这一螺旋式的前进中，我们对思想和语言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大。我们并非一开始上来，就宣称沉默是思想存在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宣称毫无意义，不懂得语言对沉默的意义，就像不懂得沉默对语言的意义一样，这时候沉默也只是一种空洞的姿态，唯有深入理解语言和思想，语言和沉默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才能达到无论对人还是对物，对真理还是对意义的真正的“理解”。在此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才会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3]。

哲人用以解决思想和言说关系的“语言批判”，其核心是对无言的理解，而无言的理解的重点却是对无言和言说之间辩证关系的把握，在这里我们看到，思想和言说的矛盾关系实际上是促进哲人进行思考的动力，如果它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二者之间不再有矛盾，那么哲人就会停止思考。“语言批判”只是哲人在思考这一关系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种方法，它不可能取消思想和言说的矛盾，毋宁说，它是这一矛盾催生的。

二、 诗人的矛盾

在《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中，不仅有哲人的矛盾，也有诗人的矛盾。哲人的矛盾是思想和言说的矛盾，诗人同样面临这一矛盾。如果说语言的隐喻性是思想和言说之间存在鸿沟，那么作为隐喻的诗，是否直接可以说没有思想的存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此，我们必须清楚，广义上的思想，并非仅指哲人的理性思维，它也包括人的体验和想象，如果说前者是大多数哲人关注的领域，那么后者则是诗人的地盘。但就像哲人一样，诗人一旦把自己的体验和想象诉诸于诗，也会受到诗与体验和想象之间存在的鸿沟的困扰。文字是死的，而人的体验和想象是丰富和富于变化的，如流动的水。诗人通过不同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

在莎士比亚那里，他避免与这一矛盾的正面交锋。用太阳来做比总是被诗人重复着使用，文字似乎是死的，毫无新意。但实际上这就像太阳，每天升起的都是同一个太阳，但每天的太阳又都是不同的。在这里，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被揭示为不变的，又能适应时间的演变。因为“在每一次阅读中，诗只要仍然被当成诗来读，就不是作为过去时代的东西而是作为当前的体验而与读者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诗歌便总是等待着它的读者，以便再一次获得那瞬间的生命。”莎士比亚引入了读者这一维，因为一首诗，只有在被阅读之后，才算是完成的。而在艾略特那里，方法又是不一样，但他也并不是直接去解决掉这个恼人的矛盾，他宣称只关注诗的语言，至于它是否充分表达了作者的体验和想象，这并不重要。因为诗并不是个人体验和想象的产物，而是传统的产物，是语言利用诗人在说话，所以，艾略特才会提出“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4]的“非个人化”著名论断。与前二者都不同，里尔克对这一矛盾的处理方法是将诗作为赞颂。为了获得通向最高且最神秘的逻各斯，诗人必须为缺席者命名，并从虚无和乌有中创造事物，以此完成所谓的“语言作为存在的家”的任务。所以，里尔克把用语言创造事物说成一种为赞颂命名的行动，对于他来说，诗作为赞颂成了一种语言魔术，它帮助召唤出那些无名的、不可说的东西。但诗人并不是发了疯似的命名一切和描述一切，而是说得很少，暗示很多，并且正是通过说出来的很少的那一部分，暗示无限之物和不可说之物。这颇似哲人对“无言—言说”辩证关系的思考，只有充分理解沉默的意义，诗人才能恰当地去言说。同样，中国古代诗人陶潜的“忘言”诗学也正是运用这一方式，解决诗歌和想象之间的矛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诗人用最恰当的语句，展示最丰富的沉默，而这最丰富的沉默中，又有着千言万语。

不同的诗人解决思想和言说矛盾的方法不同，有的避其锋芒，另寻他途；有的直面矛盾，以无言和空白的丰富内涵与它对抗。但无论是哪种方法，都不能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因为思想和言说的矛盾，产生了道与逻各斯，它们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我们也永远不能达至高且神秘的道与逻各斯，我们只能是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更新。

三、 作者自身的矛盾

之所以说作者自身存在矛盾，是因为作者在书中寻求东西文化共同点的努力，而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这一努力和现实显然存在着冲突。因为文化多元化包含着对文化差异性的强调，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的差异已经得到足够多的强调，以至于排除了任何共同的可能，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一致同意不再有任何一致的可能存在，权威性地宣称不再有任何权威的存在，并在对文化状况的总体性描述中声称总体性已经不可想象”。也就是说，文化的差异性是天生存在的，不存在同一的标准。这就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具体来说就是这一文化中的人看来不妥的事，而在另一文化中的人看来理所应当。这样的矛盾如何解决，即如何协调差异与共同、相对与绝对的关系，是作者需要考虑的。

作者看到，文化间的差异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差异性，才使得世界丰富且魅力十足。如果人类只有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那将乏味枯燥得不可想象。问题并不在于文化间的差异性，而在于对这差异性的过分强调，以致不再能容忍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这时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差异性了。而在相对与绝对的关系上，也因为人们太过于强调相对性忽视绝对性，使得真正的文化交流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有成效。真正的差异是尊重共同性存在的差异，在这里，重要的是“尊重”二字，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性，差异也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而要“尊重”，则必须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同样，对相对与绝对，我们如果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就会发现这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恰恰相反，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相对的绝对必定会陷入集权，没有绝对的相对却又必定会陷入混乱。所以，唯有持着开放的态度，承认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才是平衡这二者的最佳方法。《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主要涉及的是文学阐释学，而文学阐释学则涉及到一个文本解释的问题。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我们承认任何一种对作品的解释都是值得尊重的，但我们不应该排斥寻求这些解释的共同性。开放的态度要求的就是，不仅要承认各种解释的合理性，而且要允许，甚至是必须进行寻求共同性方面的努力。文学确实丰富多彩，而且这丰富多彩也确实是差异所造成的，但如果我们在丰富的文学地图上找到某些可以供认识的规律，找到某些可以给我们的理解提供更多资源的共同性，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

用开放的态度来平衡差异与共同、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在文学阐释学上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后现代的今天，在差异和相对被过分强调的情况下，寻求文化间共同性的努力要想不落入被指责为鼓吹文化共同体的境地，怀抱一个开放的态度，既尊重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又在这种差异和多元中寻求某些共同性，是必然的选择。

[1]顾悦.道德经[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1997:1.

[2]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下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王平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5.

[4]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M]//杨匡汉，刘福春.西方现代诗论.北京:花城出版社，1988:80.

Contradictions inDoctrines and Logos —An Interpret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ture

WANG Ruiyuan1, HU Shuzhi2
（1. China New Poem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Da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Youth League of Sichuan Province, Dazhou, 635000, China）

In ZHANG Longxi'sDoctrines and Logos-An Interpret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here exist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philosopher, the poet and the author himself. The first two are caused by the thought and speech, while the third i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monality of culture pursued by the author and the current culture advocated by the society. The appearance and solution of the three contradictions constitute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book.

Doctrines; Logos; Contradiction; Philosopher; Poet

B098.2

A

1671-4326（2011）02-0069-03

2010-10-26

王瑞媛（1986—），女，山东龙口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胡书志（1985—），男，四川广安人，四川省共青团达州市委.

注：本文所引作品原文均引自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 0 0 6年出版。

曹小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