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彻

（辽海出版社，辽宁 沈阳 110038）

地域文化史的定位、特点、结构
——读《辽宁文化通史》札记

徐 彻

（辽海出版社，辽宁 沈阳 110038）

《辽宁文化通史》是继《安徽文化通史》、《上海文化通史》及《齐鲁文化通史》等之后问世的国内第四部省级地域文化通史。它的适时出版，填补了辽宁省地域文化史没有通史著作的空白。这一部通史著作是否成功，其重要的标志是看其有否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新颖的学术观点是一部著作的灵魂。缺乏灵魂的历史著作是没有生命的。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很多新鲜的学术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地域文化史；辽宁；特色

《辽宁文化通史》已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小16开精装本，200余万字，插图500余幅，洋洋洒洒9大册。该书总主编为著名的文化学民俗学学者曲彦斌研究员。这部大部头的重点图书的出版，是辽宁省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该书是继《安徽文化通史》、《上海文化通史》及《齐鲁文化通史》等之后问世的国内第四部省级地域文化通史。它的适时出版，填补了辽宁省地域文化史没有通史著作的空白。

这部文化通史著作，特色鲜明，看点甚多。

第一，审慎研讨，确定思路。多人参与的一部巨型著作的撰写，最重要的是要在动笔之前确定撰写思路。思路明确，可以事半功倍，少走弯路。本书的撰写，结合已经出版的三部兄弟省的文化通史，结合本省文化史的发展实际，经过反复而细致的一再讨论，得出了一些重要的主体思路，笔者将其概括为七个结合：一是全书编年体的纵向线索与文化史的横向线索相结合；二是通史体的记叙方式与断代专题的记叙方式相结合；三是记叙内容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相结合；四是内容全面翔实与语言流畅灵活相结合；五是遴选学有专长的专家撰写与聘请业务精湛的学者审订相结合；六是体例总体统一与细节个别差异相结合；七是分卷记叙与总卷说明相结合。

这七个结合是多位作者经过反复讨论达成的共识。

其中，体例总体统一与细节个别差异相结合，是别具特色的一个结合。由于多位学者参与撰写，其知识结构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研究领域不同，观察视角不同，因此在学术见解上难免会有不同。在撰写本书时，在体例总体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学者保留自己的学术见解。这就给撰写者提供了表达个人学术见解的广阔空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由此，本书在学术观点上多有发明、多有创见。可以说，审慎研讨，确定思路，是多人撰写巨型著作的一个成功的经验。

第二，结构严谨，体系完整。本书是一部地域文化通史，时间跨度长，内容涉及广，图片刊载多。全书时限从辽宁的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即从上古直到20世纪末。为记叙需要，全书划分为九卷：总卷、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辽金卷、元明卷、清代卷、近现代卷和当代卷。

为了各卷的撰写能够统一，仅有撰写的基本思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制定具体的撰写体例。本书的撰写在制定撰写体例上作足了功课。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在三个方面作出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关于全书文体；关于各卷内容；关于行文规范。

关于全书文体，总主编曲彦斌写道：“采用‘通史体’（如《史记》）与‘断代专题’相结合的记述方式。亦即各卷的总体结构以‘编年体’（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的中国史书体裁）为总纲，同时各卷在具体内容上又参照‘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纲的中国史书体裁）对事件、事物和重要历史人物设专题记述的综合性写法。”简言之，纵向记载采用编年体，横向记叙采用本末体和纪传体。再简言之，全书的文体就是纵向记载的编年体和横向记叙的本末体、纪传体相结合的文体。

关于各卷内容，基于“大文化”的理念，总主编曲彦斌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四个层面的概念：

1.物态文化层面：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

2.制度文化层面：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的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

3.行为文化层面：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

4.精神、心理文化层面：指人们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

依据“大文化”的理念，提出了文化的四个层面的概念，这使本书的撰写内涵丰富，视野开阔，脉络清晰，流传有序。

关于行文规范，全书规定了三级标题，即卷、章、节三级。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本书特设了一个总卷，将在其他分卷不宜阐述的论题，全部在此卷加以阐释。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画龙点睛，突出重点。

严谨的结构，完整的体系，是本书成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观点新颖，多有创见。一部通史著作是否成功，其重要的标志是看其有否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新颖的学术观点是一部著作的灵魂。缺乏灵魂的历史著作是没有生命的。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很多新鲜的学术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例一，考古学者郭大顺在《先秦卷》提出的新观点：“辽宁先秦时期的文化，是辽宁文化史的萌芽期和形成发展期。在辽宁漫长的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应该有个萌芽期，这就是距今数万年到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是辽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时期……辽宁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特征鲜明，区内外的文化交流频繁，从而在文化上不时出现亮点。”此外，郭大顺还论述了“辽宁上古龙文化”、“辽宁史前玉文化”、“祖先崇拜与萨满式文明”、“辽宁文化史最辉煌的一页——红山文化”及“辽东半岛的巨石文化”等。这中间，新论迭出，新说屡见。

例二，博物学者王绵厚在《秦汉卷》提出的新观点：“‘汉郡文化’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所以应当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中，阐释‘汉郡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命题的基本要素。从确立秦汉时期的一种地域文化看，本书所指的‘汉郡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从其结构看，至少应有三个内容要素。一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是它的基本内涵；二是以郡县制为主体的政体文化，是它的主要形式；三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城市文化（郡县文化），是它的主要载体。”很明显，作者提出的关键词“汉郡文化”，是作者的一个大胆的创造。在这里，作者对“汉郡文化”的“三个内容要素”的阐释，极具说服力。

同时，作者在撰写本书时，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自己的指导思想：“本卷在编写中注意了‘两个区别’和‘三个结合’。‘两个区别’，即区别于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和文化专史（如文学史、宗教史、民俗史）。‘三个结合’，是将地域文化史、民族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结合。其中从辽宁区域文化史的角度，更注重地域文化的特色。如汉郡文化、城市文化、长城文化和交通文化等。”这里提出的“两个区别”和“三个结合”的写作的指导思想，完全出自作者的发明。考古学者王绵厚的《秦汉卷》多有发明，多有创造。

其他各卷也都提出了新的见解，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

第四，资料丰富，采用精审。大部头学术著作的成功，丰富的资料是其重要的支撑。这些资料，包括地上的，地下的；文字的，口述的；图片的，实物的。丰富的资料在运用时，还要经过学者仔细地辨别，审慎地选取。本书的资料十分丰富，选用极为精审。

现仅以韩世明教授著《辽金卷》的“参考文献”加以说明。本卷文字仅26.6万字，但“参考文献”却多达118条。这118条的编排，先古后今，从远及近，划分板块，排列有序。本卷划分二编，上编“辽代文化”，下编“金代文化”。基于此，“参考文献”的大排列，就是先辽后金。但是，这中间，又是先古后今。大体在51条之前，全部是古人对辽金的论述；52条以后，才是今人对辽金的论述。51条以前，又是按照先断代历史、后笔记志书的顺序，先后有序的加以记录的。全部文献，大体可以划分为5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第一条至第九条，为古人撰写的断代历史板块。这和条全部是古人撰写的断代历史，依次包括《辽史》、《宋史》、《金史》、《元史》、《高丽史》、《契丹国志》、《辽史拾遗》、《辽史拾遗补》、《全辽文》等9条。

第二个板块。第十条至第五十一条，为古人撰写的笔记志书板块。第十条为《三朝北盟会编》。此书是什么性质的著作呢？是断代历史，还是笔记志书？抑或是其他别种著作？为什么将此书放在第十条？这需要加以认真考析。《三朝北盟会编》是宋代编年体的历史名著，全书250卷。作者徐梦莘（公元1126年——1207年），江西清江人。29岁中进士。一生著述，69岁时才撰成此书。“三朝”是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兼收并蓄，内容丰富。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的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为了留存史料，历史学者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均加著录，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征引的文献多达200余种。其选择史料的特点是，对记叙的异同或疑信，一律不加考辨，照录无误。其收录的材料，大体可分为政府公文与民间笔记两大类。因此，该书既不是断代历史，也不是笔记志书，可定性为原始资料长编。

由于《三朝北盟会编》是原始资料长编，作为全部文献的第十条及笔记志书板块的第一条就十分准确了。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三个板块。第五十二条至第八十七条，为今人著作板块。这里依次包括《二十二史朔闰表》、《金史拾遗五种》、《金史简编》、《金史论稿》（一）、《金史论稿》（二）、《金代经济史略》、《金代女真研究》、《金朝史研究》等。

第四个板块。第八十八条至一○六条，为今人论文板块。这里注释了发表在重要期刊上的部分重要论文，其所涉期刊有：《考古》、《文物》、《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北方文物》、《辽海文物学刊》等，如蔡美彪《试说辽耶律氏萧氏的由来》一文，就发表在1993年第五期《历史研究》上。

第五个板块。第一○七条至一一八条，为其他论著板块。这里似乎注释了后来发现并引用的其他重要文献。

第五，评价准确，取舍得当。对此，《当代卷》表现突出。建国后，最难处理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应如何叙述。对此显然作者都动了脑筋，下了功夫。总体看，对待诸如大跃进、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作者或直斥其谬，或深刻剖析，或弱化带过，取舍有据，分寸得当。总体看，对待这半个世纪的辽宁文化，作者叙述得体，评价准确。

综上，《辽宁文化通史》是一部严肃的文化通史巨著。作者是全部熟悉本段历史文化的行家里手。本书起点高、思路明、视角新、资料富，是继已经面世的三部省级文化史巨著的第四部省级文化史的成功之作。总主编曲彦斌研究员高屋建瓴、慧眼识珠、筚路蓝缕、英明决断，为此付出甚多，这是有目共睹的。此部巨著的出版，在辽宁省社会科学界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我祝贺这部通史文化巨著的成功出版，感谢作者为辽宁省提供了一份能够流传史册的文化大餐。

【责任编辑：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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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1）02-0016-03

2011-02-20

徐彻(1939-)，男，吉林长春人，编审，教授，主要从事晚清史研究。